论人民行动党对新加坡政治稳定的作用

新加坡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较好地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整体上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生态系统,这一结果得益于人民行动党正确、科学的执政策略。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社会威权政治的中坚,它强力主导政府型经济发展,坚持依法治国战略,同时是完善制度缺陷的重要力量,具有调控和整合社会利益的政治功能。分析人民行动党对新加坡政治稳定的作用,可以进一步理解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理念,也可以借鉴其在社会发展变革中实现政治稳定的经验。     

人民行动党与新加坡行政体系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表面上具备了西方代议制政党的一般特点,但在实质上它对新加坡的行政体系施加着重大影响。人民行动党对新加坡政府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左右政府的组成人员来实现的。由于人民行动党与政府在人事上高度重合,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民行动党与公共政策过程近似于政府与公共政策过程。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在社会中高高在上的地位,是新加坡国内最大的政治力量,几乎垄断了国内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这使得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以外的监督力量显得力不从心。人民行动党和政府自身监督才是最有效的监督。     

"权威型"政治与新加坡的现代化

英国在新加坡的殖民统治（1819-1959）给新加坡留下了持久的遗产,这就是政治上高度控制,经济上以转口贸易为主,社会上形成种族、宗教、语言和文化的多元性。1959年新加坡获得内部自治地位后,人民行动党在这些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建立了“权威型”政治,即在议会政治的假象下,行政权通过一党专政凌驾于立法权和司法权之上。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保证了新加坡与外国资本结盟策略的成功,使人民行动党能够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迅速调整战略,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现代化。     

2015年新加坡大选与人民行动党理念嬗变

在2015年9月举行的新加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凭借69.86%的高得票率蝉联执政。2015年大选的成功得益于人民行动党执政和选举理念的嬗变,其不仅对新加坡政治发展影响深远,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政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2015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吸取了2011年大选的教训,适时调整政策化解民怨,迎合民意,最终赢取了民心;忧患意识是贯穿新加坡政治选举始终的一条主旋律,成为人民行动党高票蝉联执政的法宝,促进了人民行动党的自我完善和更新,为其长期执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合法性度量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指标,检验了人民行动党的民众认同度;人民行动党给异己势力保留了一个合法渠道,使民众之怒有发泄渠道,有利于其长期执政。     

试论新加坡的政治控制系统

新加坡是一个实行高度政治控制的国家。新加坡的政治控制主要通过议会、法律与社会福利来实现。这种政治控制主要履行保证人民行动党政治统治，对工人阶级进行训诫，创造与外国资本联盟所需的劳动力等功能。这种政治控制虽然具有强制性，但由于与经济目标挂钩，将违反这一目标的组织和个人同反社会与反国家联系起来，因而具有合法性，使人民行动党在实行这种控制时有更大的活动余地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经验研究

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领导下从一个蕞尔渔村发展成为一个都市国家,政治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50年来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构建威权体制,降低社会发展成本;致力发展经济,提高政党统治绩效;主动自我更新,保持政局持续稳定;杜绝贪污腐败,树立勤政廉洁形象;有效沟通民情,巩固执政社会基础。     

泰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及其成因

自1932年至今,泰国的民主政治发展经历了五次大的机遇,也遭受了一系列军事政变的挫折;致使泰国的政治发展既没有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那样建立起稳固的威权体制,也没有像菲律宾和印尼那样在民主化之后建立起稳定的民主政体,而是在动荡和军事政变中像钟摆一样在军事威权、半民主和民主政体之间来回摇摆。造成这种独特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原因主要在于泰国的政治发展形成了对军事政变的路径依赖、没有构建起现代的官僚体系、统治精英之间相互分裂与斗争、民主的支持力量软弱而不稳定。泰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无法摆脱目前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要建立稳固的民主政治,泰国必须培养强大的民主文化。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基本主张及其启示

新加坡自独立之后便创造了引人注目的发展速度和成就,成为举世闻名的“亚洲四小龙”,并以稳定的政局和廉洁高效的政府著称.在新加坡的发展历程中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功不可没,可以说是人民行动党带领新加坡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本文将从人民行动党的基本主张入手,探讨它的有益成果,并提出这些主张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启示.     

哈萨克斯坦和新加坡威权政治体制的比较分析及启示

威权政治是中亚和东南亚国家转型时期所形成的民主政治模式,哈萨克斯坦和新加坡又是这两个地区中实行威权政治体制的典型国家。两国的威权政治体制既存在相同特征,又存在许多差异性。但是威权政治体制能适应两国国情,并且两国正确地处理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及威权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因此,在民主机制的载体中,哈萨克斯坦和新加坡威权政治的本质特征将会延续下去。      

论威权政体在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生、演变及其历史作用—兼析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政体发展的螺旋规律

拉美的历史告诉我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是社会安定,对新独立的国家进行政治整合势在必行,否则,任何形式的现代化都是无法进行的。一般来说,威权政体往往是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政治整合最有效的手段。按照西方学者的标准,智利从19世纪30年代就进入了民主国家的行列。这一进程正是通过威权政府的形式实现的。“大总统、小议会”是拉美政治体制的显著特点,也正是这种体制保证了拉美的许多国家在动乱中建立起了国家的权威,恢复了社会秩序,从总趋势来说,政治的稳定给经济的发展创造机会是不争的事实。在拉美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威权政体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不断进步的。威权政体在立国时产生、又反复出现,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规律不但在拉美,而且在整个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都有普遍意义。     

战后东亚地区的发展主义政治体制

发展主义政治是指以经济增长极大化为目标的政治体制,该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是以具有强烈经济现代化取向的强权性政治人物为中心、军队或独裁性政党维持社会秩序、技术行政官僚推动经济发展、实施出口导向工业化政策等,并出现了被誉为＂东亚奇迹＂的经济高速增长局面,同时也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成果指导新实践——兼论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成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承载了党的理论创新传统,体现了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当前,必须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成果,贯穿于学习实践、研究实践和经济发展实践当中,以进一步推进其发展。     

威权主义与民主转型——塞于东南亚国家的视角分析

二战后,东南亚国家在效仿西方议会民主政治失败后,纷纷走上威权主义的政治之路,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又开始了民主转型。文章采用历史考察与政治发展理论相结合的方法,从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因素等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东南亚国家威权主义政治是特定的历史形态,民主转型过程虽受其自身限制性因素的制约,但民主化是威权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     

2011年埃及政治转型何以发生?——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回溯性分析

2011年埃及政治转型是窥探当代埃及政治逻辑的窗口。其吊诡之处是在强威权国家未见明显衰弱的情况下,民众抗议运动能在短时间内推翻穆巴拉克长达三十年的统治。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回溯性分析可以发现,转型之前的埃及在国家层面上体现出"一体两面"特征。一面是一个未曾出现衰弱迹象的强威权国家形象:经济总量实现持续增长、国家能力保持中等强度、威权执政者绝对掌控国家机构。另一面则是在四种因素侵蚀下呈现出的脆弱性。它们分别是经济增长之下的严重民生问题、低效且脆弱的国家治理、相对独立的司法机构、相对自由的社会空间。而在社会层面,埃及呈现为深刻的官民对立与分裂:阶层分野的日益极化、严重的政治冷漠、对总统和议会以及执政党极低的信任程度、不公平的公共资源分配。当时机成熟时,严重的官民对立则成为极化民众动员的最佳催化剂。2011年政治转型的发生正是强威权埃及脆弱性与严重官民对立在特殊时间节点相互作用的产物。而未曾衰弱的强威权国家则为塞西的威权复归准备了条件。     

论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历史形态的逻辑演进

我国社会协商民主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转折开始,又随着改革开放推动经济体制转轨而发展,进一步随着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换而走向成熟。由此推进了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形态实现了三次重要转变,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政策制定为重心的自上而下开展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开端、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自下而上推动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发展,以及21世纪以来以公共治理为重心的政府与社会上下合力推进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成熟。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历史形态的三次演变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实际出发的自觉选择和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展开和中国化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而且为世界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中国经验和中国启示。     

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安全问题探索的历史演进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安全问题作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成功的经验和挫折教训都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的关系事关党的执政安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具有价值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双重含义;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使党建理论与战略实现了价值取向和现实取向的统一,这将有助于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执政水平,巩固执政基础,改善执政环境,扩大执政资源,确保执政安全。     

论清末民初国家机构的演变

清末民初，中国历史处于剧烈转型阶段，国家政权机构更迭频繁，历史地考察国家机构和政治体制演变的过程，比较体制变动前后的绩效，分析政治体制变化对国家现代化的影响，通过权威政治在三个不同时期的体现，分析权威主义在国家构筑中的重要作用，得出历史性的结论——制度的变迁要与国情相适应。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动因及路径探析

新时期,执政党功能的强化、中国国家现代化的实现、国际经济政治的新变化以及中国社会的变迁等,都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尽快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实现其自身现代化的路径应该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加快组织化改革,建立起民主化、法制化和规范化的、具有更高开放度的政党体制和运作机制。     

新加坡促进创新活动的主要对策

新加坡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工业基础薄弱,经过不懈努力,已迅速成长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分析新加坡的发展之路,可以发现,他们根据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制定不同经济政策,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迅速走上了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特别是,大力支持和鼓励创新活动,其中主要措施有：借助跨国公司提升本国的创新能力,建设科技园为创新活动提供优越环境,推动中小企业提升研发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