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政新理念下刑法观的更新

在从传统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迈进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树立全新的宪政理念,即从政治性宪法到法律性宪法,从权力本位性宪法到权利本位性宪法的理念。此理念,必然引起刑法观的转变,即从国权刑法到民权刑法,从社会保护性刑法到人权保障性刑法的转变。     

保安处分与刑法的完善

保卫社会安全的保安处分理论虽适应资产阶级的统治需要产生，并为法西斯国家恶为利用，但其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完善法律制裁体系中的合理成份应为我国刑法所吸收。我国刑法中的保安处分应注意适用对象的多样性，适用机关的双重性，适用条件的危险性和适用方法的灵活性。我国保安处分种类的设置则需兼顾改善与教育的适用目的和可能的客观实际效果。     

略述完善我国刑法

我国现行刑法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一九八○年元月一日起施行。六年来,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学技术、对外关系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的浪潮冲击和影响到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理论观点,学术思想、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伦理道德等都在改革的浪潮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我国刑法是工人骱级和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它必定要反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法制也在逐步走向完善。     

论刑事和解与刑法观的流变

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与实践,深刻地反映出构建和谐社会时代背景下我国传统刑法观向现代刑法观的转化与流变。在刑事诉讼价值上,刑事和解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对私人权利的尊重;在刑法功能价值上,体现了“只有没有代替方法的时候才考虑采用刑法”的理性司法;在刑罚适用价值上,实现了报应和功利相统一的刑法目的及刑法目的多层次性,彰显了刑法公正观和人道观相结合而形成的人文关怀。     

论我国刑法关于罪名的规定与完善

一、从立法上规定与完善罪名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我们知道,要正确地处理刑事案件首先必须正确定罪,其次要正确量刑。而要正确定罪又要求查清犯罪事实,恰当地列举罪状,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地确定该种犯罪的罪名,以便做到犯罪的“名”与犯罪的“实”相符合。显然罪名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正确定罪的关键与标志。正确确定罪名,说明划清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反映了犯罪的“罪     

外逃贪官引渡与我国的刑法完善

在外逃贪官引渡问题上我国刑法规定存在不足,应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框架下完善刑法规定,对刑法中的贿赂犯罪、洗钱罪加以修改,并适时增加影响力交易罪的有关规定,以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     

刑法变通实施权的本质与制度完善

《刑法》第90条确立了刑法变通实施权,学界对该权利存在误读,主要原因在于对该权利性质认识不清。《刑法》第90条是立法者综合考虑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民族平等理论政策及立法质量三方面因素后作出的规定,其受权主体有明显的特殊性。法律变通实施权在确立之初的性质是地方立法权,此后法律变通实施权中的一部分开始向立法自治权转变,但刑法变通实施权一直未做改变。将刑法变通实施权调整为国家立法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单行刑法来解决刑法变通实施问题是一种新的思路。     

论沈家本的良善刑法观

作为一个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晚清法学大家,沈家本认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为切要”,刑法应当是良善之法,既要稳定、统一、明确,又要权时而变,保障人权及平等,并阐述了良善刑法的产生及实现条件,这些对于当今我国正在进行的刑事立法及司法改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英美刑法犯罪故意观

英美刑法犯罪故意观经历了从普通法的传统犯罪故意观到制定法的犯罪观过程,期间,学说众多,演变复杂。与我国刑法犯罪故意理论相比较,英国刑法犯罪故意观侧重"目的性",认识上的"必然性"与"准必然性";美国刑法犯罪故意观则只强调"目的性",而行为引起结果的"准必然性"属于"犯罪轻率"的范畴。     

树立理性刑法观——以审视刑法的有限性为视角

由于自身属性的制约,刑法保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权的功能具有有限性。刑法不是打击犯罪唯一甚至决定性手段,对罪犯的人权保障必须建立在对罪犯惩罚的基础之上。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刑法只对类型化的危害行为具有普适性,无法规制社会生活中的特例。罪刑法定原则从深度上要求刑法条文的明确性来保证刑法安定,而刑法适用宽度又要求条文的模糊性来保证刑法的灵活性。因而我们必须审视刑法的有限性,树立正确的刑法观。     

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完善

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而罪刑法定原则的必备内容———新法效力不溯及既往却不能从我国刑法第三条的规定中自然得出。我国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述存在着不足 ,而这种不足可能会导致今后立法上的权限不清 ,故应予以完善。     

论我国刑法强奸罪立法之完善

从改革开放紧接着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我国在经济上与国际社会产生了趋同化,进而跟随时代的发展,文化传播也跟上了信息时代的潮流,西方思想的良莠不齐随着这一股潮流无限制的涌入至国内,且与我国传统观念产生了冲击点,尤其是在性交方式的多重化方面,强迫性性行为的具体行为主体地位发生了改变。譬如同性性侵、女性性侵男性的现象逐渐显现出来,并与之俱增。以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强奸罪的相关规定为依照条件,剖析前者已存在的不足并给予相对应的完善意见,将国际社会对于该罪名的立法趋势与我国相较,阐述完善强奸罪的重要性、意义,给予确实有效的立法建议。     

更新观念树立新的学生观

随着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 ,教育应该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思想。因此 ,教师应及时更新观念 ,尤其要树立正确的学生观 ,为创新教育创设一个合谐的发展空间     

积极刑法观下的轻罪立法研究

自1997年新刑法问世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陆续出台了11个刑法修正案,主要以增设新罪尤其是轻罪为内容。这种频繁修改刑法增设新罪且主要系轻罪的立法模式无疑根源于积极刑法观。我国当前处于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不断增长的法益保护需求等决定了以积极刑法观为指引的轻罪立法具有正当性。虽然积极刑法观下的轻罪立法致使刑法扩张,并不必然违背刑法谦抑性,但是部分轻罪立法确实存在合理性疑问,而且轻罪立法的附随后果也具有诸多弊端。有鉴于此,我国积极刑法观下的轻罪立法应当重视条文内容的合理性优化,在固守刑法谦抑性的同时,也应注重提升立法科学性,并且应尽快针对轻罪设立前科消灭制度。     

宪法人权视野中的刑法解释观

人权价值是宪法的目的价值、核心价值,这决定了刑法目的是保护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目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存在片面理解人权、忽视人权甚至侵犯人权等问题,破解问题之通途在于,建立保护与保障统一,情、理、法融合及以罪过原则为本的人权刑法解释观。目的解释作为这种解释观的根本方法,寓于法理与情理、规范与事实的类推过程之中。     

风险刑法、敌人刑法与爱的刑法

风险刑法旨在应对后现代社会或后产业社会中的新的危险源,肯定刑法的扩张和早期介入。然而,此种刑法观有轻视传统刑法保障人权之危险。风险刑法之适用有其限定之前提,即原子力刑法、化学刑法等为确保社会安全之必要应进行事先应对的若干领域。因此,其与传统刑法的能动关系可整合在“三角洲”模式里。另一方面,敌人刑法观与严罚主义思潮如出一辙,旨在应对恐怖主义或有组织犯罪群,把这类犯罪者视为社会的敌人而排除在社会之外。法治国家刑法与刑事程序法所保障的自由保障设施并不适用于这些共同社会的敌人。显然,敌人刑法作为刑法理论登场正是始于对法与爱的理解的欠缺。爱的刑法的任务在于,洗刷因犯罪而变得肮脏的人的本性之残渣,挖掘隐藏的爱的潜在力,进而唤起对于罪的羞耻心。     

国家工作人员"灰色收入"刑法规制的误区与完善

现阶段刑法对"灰色收入"不能进行有效规制,一方面源于认识上的偏颇,本属于"黑色收入"却被降格评价为"灰色收入",并逐渐成为腐败者开脱罪责的借口;另一方面,立法对"灰色收入"的规制也存在一些漏洞.对与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有关的"灰色收入",刑法应采严格规制的立场.司法对"灰色收入"的贿赂性应作实质性的综合判断,立法对受贿罪的构成应进行适当的改造,只要收受财物的行为与职务有关,无论名义如何,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应作贿赂犯罪的认定.     

罪刑法定下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完善

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各个国家的法律对刑法司法的解释也存在着不同的适用范围,很多国家都会将法官来做为司法解释主体,然而我国刑法司法的解释形式却表现的很有特色。我国对于刑法司法的解释当前已经形成一种相对较为成熟的法律体系,对于刑事法治的建设有着很积极的作用,然而我国的当今刑法司法的解释同样还存在着一些缺陷,而这些缺陷对于刑法司法解释的目的,即为个案寻找出最为稳妥法律的实现是一种很大阻碍。因此本文主要进行对罪刑法定下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制定出完善我国罪刑法定下刑法司法解释。     

我国刑法中计算机犯罪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中对计算机犯罪的立法存在不足应予以完善,应增设计算机单位犯罪主体,规定计算机过失犯罪,适当扩大犯罪化的范围,法定刑设置上增加罚金刑和资格刑.     

我国刑法兜底条款司法适用的完善

刑法兜底条款是刑事立法者为了保护法益,严密刑事法网,在犯罪构成要件的列举式规定之后所作的概括性规定,可分为罪名的兜底条款和犯罪构成要件的兜底条款两类。刑法中兜底条款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兜底条款在司法适用中由于种种原因遭遇困境,进而有必要完善兜底条款的司法适用,在司法适用中必须遵守同类解释规则,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完善司法解释,发挥案例指导作用,方可合理适用兜底条款,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