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朝故事看道教与佛教进入地方社会的不同策略

《异苑》、《述异记》等志怪小说讲述了六朝天师道如何对民间鬼神祭祀进行“伐庙杀鬼”、毁弃“鬼物”的故事,故事背后透露出天师道的教义信息。在另外一些故事中,佛教却是通过夺取地方俗庙的庙产扩张了佛寺。从故事中我们知道,天师道是通过把地方基层社神纳入道教神谱进行收编,而佛教却对地方社神与社庙进行“伐社”,这两种迥异做法凸显了两种宗教进入地方社会的不同策略。     

嘉靖初年大礼之争与皇权的强化

嘉靖初年的“大礼之争”,表面上是在争“考”争“庙礼”,实质上是皇权与阁权之争。嘉靖由藩王入登大位之时,左右无植根之党,皇权弱于阁权。在母妃蒋氏支持下,他利用干进之臣张璁、桂萼辈排陷阁臣,抑制阁权,从而不仅取得了争“考”、争“庙札”的胜利,而且大大强化了皇权。“大礼之争”影响了嘉靖皇帝的性格形成,改换了明代中叶的政治面貌。     

论元代庙学书院的规模

庙学(儒学、郡县学、路府州县学)和书院是元代儒学教育的重要机关。即在元代的官办学校例规集所谈的庙学典礼中,两者也被合称为“庙学书院”、“儒学书院”、“路州县学书院”、“府州军县学校书院”等。简言之,以“学院”作为两者的通常称呼,是指庙学与书院受到了同样的看待。这不外乎是两者在元代的性质相同和受到官府的同一支配的缘故。无需赘言,庙学即是官办,设立于各路府州县学。书院与庙学的产生不同,尽管它是属于民间的教育机关和学术研究机关,但自南宋末期已有官办化的现象;至元代,许多名贤书     

“四目神”其实并不神

在北京密云县古北口镇有个小村子叫潮关村，村中现存一座古庙，当地人叫它瘟神庙!今天的奇闻就出在这庙的一幅奇特壁画上，之所以说它是“奇画”，是因为每当人们仔细观看它时，就会产生一种眩晕的感觉。2002的夏天，村里想保护这个瘟神庙，很多村民就被叫过来修房子。     

论晚清贵州佛教的衰落

贵州佛教经过明末清初的鼎盛发展之后,至晚清乃呈衰落之势。考其原因,从主观上讲,是由于贵州佛教日益世俗化、功利化,流于形式;从客观上看,则与“咸同之乱”和“庙产兴学”有直接关系,境内佛教寺庙,或被战火毁坏殆尽,或被“庙产兴学”占用,致使晚清贵州佛教遭到重创而一蹶不振。     

《离骚》“女媭”为女星宿名的文化诠释

《离骚》中的人物性质争议最多的是“女媭”,王逸认为女媭是屈原姊。后世承王说者,往往加以附会以证成其说。一是以文物遗存来附会,以《水经注》及其所引袁崧说为代表;二是从文字音训来附会,以洪兴祖《楚辞补注》为代表。游国恩肯定了张凤翼“妇女之通称”的说法。袁崧《宜都记》所载文物遗存是真实的,其附会女媭庙为屈姊庙,使材料自身存在矛盾,在秭归境内无屈原庙（祠）而有女媭庙,于理难通。女媭庙中“捣衣石犹存”揭示了女媭的身份,秭归之女媭庙、捣衣石的文化遗存,证明其是纪念“媭女”星的,而非屈原姊。媭（婺）女,是二十八宿之一。《离骚》中的“女媭”为二十八宿之一的“女”星宿。     

试述白族对“本主”的信仰

在我们白族聚居的地方,解放前几乎所有的人都信仰“本主”,有些是一个村子祀一个“本主”,有些是几个村子共祀一个“本主”。各村信奉的“本主”都建有“本主”庙。同白族杂居的汉族、彝族、纳西族等,由于受白族的影响,也有祀奉“本主”的。$ 白族人民过去信仰“本主”,生死喜庆都要到本主庙去磕头敬香,信奉的虔诚,甚过信仰其它宗教。建有“本主”庙的地方,一般在旧历年初、年底或是“本主”神的生日,都要举行盛大的庙会。有些地方还流行着“本主”走亲戚的习俗,到时要迎送“本主”,有的用轿抬,有的是骑马,有的还用大木车拉。“传说本主段宗是大理马久邑人,到上阳溪上门     

赛东坡与「赛东皮」

从前,有两个学童在朝拜文庙时,甲学童看着匾额上“文庙”两个字,大声念道：“大庙。”乙学童纠正他说：“不念‘大庙’,应念‘丈庙’。”     

辽朝皇帝庙号三题

关于辽朝皇帝实行庙号制度的时间有多种记载,结合宋人和辽代碑刻中的记载,可以确定辽朝的庙号制度当是在耶律隆绪即位后才得到完善;《驸马赠卫国王沙姑墓志》“赞”中的“太祖”是撰者焦习为了骈体文写作的需要,根据中原儒家文化传统而使用的词语,并不表示此时耶律阿保机已经有了庙号“太祖”;辽朝所谓的“太庙”不是严格意义上中原王朝的太庙,只是已故皇帝的“先庙”或“祖庙”,追尊皇帝并不供奉其中,皇后死后也不配享在相应皇帝的庙中,身穿红色锦衣的皇后神主木人是与契丹人传说女始祖赤娘子一同被供奉在木叶山庙中。辽朝所谓的“太庙”不是固定建筑物,而是由毡帐和毡车组成的,前面置纛,处于草莽中,跟随皇帝四时捺钵。     

现代文学研究的史论关系的再认识

20世纪在思想上是一个重主观轻客观、重主体轻客体的时代 ,这样的背景决定了在学术研究中产生忽视史料的弊病 ,只有社会环境的改变才可能在整体上改变这种状况。学术工作存在“我思故史在”和“史在促我思”两条路线 ,这两条路线都一样重要。“论从史出”的关键是“出论”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未能出论 ,是它的更大的弱点。     

企业精神必须具备个性特色

孕育于社会主义企业的企业精神应当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涵,体现社会主义的时代特点。但由于企业形成发展的历史不同,企业承担的社会职责不同,追求的目标不同以及企业的传统作风等等不同,而使企业精神应该具备各自的特色。而目前所见的一些企业精神,忽视了各自企业的个性,表现出雷同化。比如,“创新、求实、拚争、奉献”“争先、务实、创新、高效”、“开拓、进取、实干、奉献”、“开拓、进取、求实、创新”分别是全国较有影响的四家企业的企业精神,从中我们很难分辩出他们的区别,以及他们所从事的行业。 上述的企业精神,严格说来,不应称为企业精神。因为仅具备先进的共性,而缺少企     

论洋务官员企业制度思想的国家本位特征

洋务官员受自身社会政治地位的束缚 ,主要从清政府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待近代新式企业的社会作用。他们从新式企业对封建国家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的效用 ,来阐释发展新式企业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他们站在“富国”的立场上 ,强调要运用政治权力控制新式企业的经济活动 ,在企业组织形式、资本筹资、经营管理、盈利分配等各种具体制度安排上以国家为本位 ,由官府掌握企业的人事权和财权等 ,以富国、利国压抑富民、利民之举 ,忽视商人投资者的权利 ,使洋务企业滋生出诸多弊端     

庙、社结合与中国乡村社会整合

社神和庙宇都在乡村社会的整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二者之间既存在一定差别又紧密联系.在对潮州饶平所城乡和中山小榄永宁社区进行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归纳出社、庙之间的三种关系类型,并进一步讨论了社、庙对社区认同和排他的影响.文章指出,社神认同仅限于“社”这种最小的聚落单位,因此社神的主要功能表现为社会区分;而庙宇的祭祀圈范围则依所奉祀神祗的神格大小而定,神格较高的庙宇社会整合能力也较强.只有将社、庙结合起来分析,才能洞悉乡村社会的整合机制.     

杭州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研究

杭州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总体上偏离了实际风险水平,消费者忽视各类食品的安全风险,夸大各类食品危害因素的风险程度。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还表现出了显著的矛盾性,在蔬菜农药残留问题上,安全性评价和风险性评价出现了正相关的情况。影响杭州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主要因素是“失去控制”,次要因素为“严重后果”和“政府失职”,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对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有显著影响。     

前戏剧形态“跳岭头”文本文体形态研究

“跳岭头”流传于今广西钦州市,是当地壮、汉民族每年农历八月至十月间在社坛或庙坛前戴面具舞蹈表演的融宗教性和戏剧性于一体的前戏剧形态。“跳岭头”文本是“跳岭头”的文字载体,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从体裁、语体、语言风格三个方面探讨“跳岭头”文本的文体形态,初步总结出这一前戏剧形态文本在文体形态上的特点：体裁具有前戏剧形态雏形剧本的性质;语体主要是叙述语体,也有对话语体的情况;语言风格总体上通俗质朴、地方特色浓郁、风格多样化。     

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亟需走出五大误区

冯兵旺在《河北学刊》2006年第1期巾撰文指出：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存在五大误区：①企业文化政工化。由于固有的丁作习惯，许多企业无意中夸大了企业文化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甚至将企业文化等同于思想教育，使企业文化呈现出政工化倾向，即脱离企业工作，将企业文化“浮”在思想教育的层面上。②企业文化形式化。有的企业在文化建设中只专注于外观而轻视了内涵，只偏重于形式因素而忽略了内容因素，形成企业文化形式化倾向，即将企业文化建设停留在“虚”的层面上。这种“虚化”现象的具体表现为：将企业文化口号化，把企业文化等同于文体活动，热心于企业文化的外在形式，而忽视了企业文化的人性化、价值观和企业的行为方式等核心内涵。     

“人”的管理:现阶段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之关键

“人”的管理：现阶段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之关键张伏波，程兴华当前，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过于重视企业产权关系的研究，而忽视了企业内部管理问题的探讨；二是在注重企业组织制度创新研究的同时，却忽视了企业内部人的因素的探讨。我们认为...     

由应公鼎及相关诸器铭文论应国曾立武王庙

应公鼎出土于应国墓地,从铭文来看是应公为祭祀武王所作礼器。联系相关铜器铭文,可证应国因有征伐南夷等功德之事而天子许其在封国内立武王庙,犹如鲁国、卫国、郑国因有功德之事而得以在封国内分别立文王庙、厉王庙一样。铭中“珷帝日丁”之称,透露了应国至宣王晚期应公时始立武王庙的历史事实。     

苏州昆班考

明清以来 ,昆曲戏班以苏州为中心向全国传播 ,形成了“四方歌者皆宗吴门”的局面。明代万历年间 ,苏州“上三班”以申时行家班最为出色。清代康熙年间 ,苏州的昆班多达千数。乾隆时 ,苏州织造府管辖的老郎庙内设立梨园总局 ,出现了昆班艺人的行会组织。晚清以来 ,姑苏四大昆班活跃在江南城乡的舞台上 ,其中全福班在道光七年和光绪二年曾两次远征山西演出。而 192 1年苏州“昆剧传习所”的成立 ,则使昆剧人才传承到新中国建立以后 ,得以培养出各地昆曲剧团的大批新人 ,继承发扬 ,昆史流芳 !     

韩国朝鲜王朝的庙学与书院

朝鲜王朝的庙学与书院仿效中国宋明制度,设立庙祠,奉祀先圣、先贤、先儒,使得成圣教育的理想得以具象化,进而也使教育园地神圣化,这是东亚教育圈的共性,不见于西方各国。但20世纪以来,我们受西方教育的影响,只注重学,而忽视庙祠,这种现象亟待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