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小考

《水浒传》第三回里写史进到渭州找师傅王进,在茶坊里遇到鲁达,鲁达告诉他:“酒家听得说他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俺这渭州,却是小种经略相公镇守。”这“老种”和“小种”究竟指谁?两人是什么关系?小说对前一个问题     

论《水浒全传》的“被”字句

<正> 《水浒》是在宋元时代民间流传的梁山泊英雄故事的基础上,于元、明之际由施耐庵、罗贯中用当时口语加工整理、编撰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水浒全传》(以下简称《全传》)百二十回,是水浒故事书中情节最完整的、因此也是研究近代汉语的一部重要著作。近代汉语在汉语发展史上是承上启下的。我们研究《全传》的“被”字句。便会发现这种特征。     

近代汉语代词“这等”的历史嬗变

“这等”是近代汉语中在宋代出现的一个代词.从《错斩崔宁》、《忠义水浒全传》到《型世言》及《儿女英雄传》,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等”一词发展衍化的脉络：滥觞于话本的“这等”,仍然保留在文人的书面语中,如《忠义水浒全传》及《儿女英雄传》,但高峰之后,也就辉煌不再,从清末开始,它就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     

《左传·僖公二年》“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考论

《左传·僖公二年》提到晋国有“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两件至宝。汉儒解经,多主“屈产”为地名,结合上古汉语构词机制,可知“屈产”之“产”为动词,“屈”为地名,即晋公子夷吾之封地。屈邑有南北二处,《左传·僖公二年》所言“屈地”乃北屈,位于今山西吉县一带。地方志多主张“垂棘之璧”与山西曲沃的吉（棘）璧村有关,有说法以水晶簇的三种形态和六种颜色,分别附会“三棘”与“六异”。据《墨子》相关条目及《说文》《尔雅》等训释,可知“三棘六异”即为“三翮六翼”,亦即“九鼎”,吉（棘）璧村与水晶簇实为附会之说。综合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及清人沈钦韩的考证,可以确定“垂山”即为“垂棘”,位于今山西高都镇境内。     

《水浒》中“却”字的用法

“却”字在《水浒》中出现的次数很多,它的用法比现有的字词工具书的解释要复杂得多。我曾经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百二十四《水浒全传》本上中下册三作了一次搜集和研究。现在就把它的各种用法,分类例举,说明如下。(例举各条后面的数字系回数)     

《水浒传》的来源

由“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的《水浒全传》,我初步认为它们所根据的底本,大致有三种:一是以梁山泊故事为主的本子;二是以太行山故事为主的本子;三是以述及方腊故事的施耐庵“的本”.《水浒》被金圣叹腰斩以前,叫做《忠义水浒传》,他的作者,说法很多,有的说是“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有的说是“钱搪施耐庵集成”,有的说是“罗贯中所编”.这些说法,都强调《水浒》是“编修”的,而不是由某一个人撰写的,就是有主名的施耐庵“的本”,也有人说是“集成”的.今所见《水浒全传》最早的天都外臣序本.其题署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这是比较合理的.     

澶渊之盟前契丹南下经略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在10世纪,南下经略是契丹向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契丹南下经略活动研究颇丰,尤其对契丹南下经略的目的与影响都进行了具有广度与深度的研究。但多数研究注重以契丹南下经略结果来推论目的,缺少对契丹南下经略中军事活动与政治契合度的关联研究。对以契丹为主体的南下过程中,契丹与中原互动研究关注不多。对南下经略过程中契丹其他军事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因而有必要通过对史料的深入挖掘,对这些问题进一步研究,以便了解契丹南下决策的根本出发点与10世纪南北格局形成的根本原因。     

中国和平经略南海的历史与现实

以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为基础，合理的行使南海主权，友好地处理同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和平经略南海的核心内容。从古至今，中国在南海经略事务中始终奉行的和平政策源于地缘传统和“和合”文化的共同影响。作为南海地区大国，中国一直在南海事务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而底蕴深厚的“和合”文化则塑造了中国在南海事务中的行为模式，中国始终承担着维护南海地区和平、促进其发展的责任。中国睦邻合作的南海政策，不仅是历史的传承，更是现实的抉择。它表达出中国解决问题的诚意，也为未来真正实现南海地区的稳定与繁荣铺就了道路。     

施琅海洋经略思想初探

施琅海洋经略思想是在其家族处于沿海社会环境、施琅本人有丰富的海上活动经历以及施琅获康熙皇帝委任而统一台湾等主客观条件下形成的。其经略思想形成的依据是台湾是防范内盗与抵御外犯的战略基地 ,在清朝海防中具有重要地位。施琅认为不仅要选择适当时机实现祖国的统一 ,而且在统一后还应该加强对台湾的管理 ,建立稳固的海防设施 ,促进台湾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发挥海防前哨的作用。这一海洋经略思想获得了上至康熙皇帝的支持 ,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荡寇志》的“吃”字结构

《荡寇志》,又名《结水浒传》共七十回,结子一回,作者俞万春(1794—1849),为清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其书内容虽然反动,但语言很有特色。全书除用“着”“把”、“为……所”、“受……所”等表被动外,主要用“被”和“吃”构成被动句式.而其中用“吃”表被动的竟在280次以上,远远超过《水浒全传》。众多的“吃”     

从《诗品》对刘宋五言诗的评价看钟嵘的诗学思想

钟嵘的《诗品》以其独特的诗学思想和精彩的批评实践,在我国古代诗歌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刘宋诗坛的五言诗具有富丽精工的总体风格。钟嵘在《诗品》中从诗歌抒情特征这一本质出发,对刘宋诗人的五言诗创作进行品评。通过对钟嵘评述和刘宋五言诗总体风格的对比分析,可从中窥见钟嵘的诗学思想。     

明清陕西关中书院与科举制度

关中书院是明清两代陕西地方最高学府,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都享有盛誉。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由陕西著名学者冯从吾创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书院改为师范学堂。数百年间,关中书院秉承宋元书院之遗风,先后有冯从吾、孙景烈、李颙等大理学家于此教授,他们以昌明关学为己任,以讲求性理为宗旨,主张＂明体适用＂。同时,科举成就斐然。关中之乡试、府试的考举之士,多为此书院之生员,并培养出清代陕西惟一的状元王杰。此外,西北奇才于右任、关中大儒牛兆濂、教育家刘古愚等也曾就学于关中书院。关中书院为陕西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致良知与致中和——王阳明中和论思想发微

王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等重要思想。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致良知与致中和——阳明中和论思想发微

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逹道也"等重要思想。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范仲淹、苏轼、黄庭坚轶诗辑考--以方志文献为中心

万历《严州府志》、顺治《州志》载范仲淹《送邵炳赴召》《眉寿堂劝农》两首;乾隆《济源县志》载苏轼《题傅钦之草堂》其二、《重阳登灵山》两首,《河南通志》载苏轼《登啸台》一首,道光《吉水县志》载苏轼《龙济寺访友云禅师》、黄庭坚《寄南冈寺惟信大师》两首,《大明一统志》载黄庭坚《龙眠山》一首,嘉靖《长沙府志》载黄庭坚《古云山寺》一首,光绪《湖南通志》载黄庭坚《题灵岩》一首。十首诗皆不见于三人本集及《全宋诗》,可予辑补,并与作者生平相印证。     

关学、实学与心学

:广义的关学指从宋代张载到清末刘古愚的关中理学 ,主要特点是注重实践。关学由张载奠基 ,李二曲将其发展到理学与实学想结合的新阶段 ,刘古愚在实学精神的指导下 ,将近代科学技术及相关思想引入关中 ,传统意义上的关学即告终结。清代关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实学与心学的结合     

致良知与致中和——王阳明中和论思想发微

王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王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等重要思想。王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王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南阳大调曲《李豁子离婚》用韵考

结合宋代早期诸宫调以及元代《中原音韵》等历史文献,对南阳大调曲《李豁子离婚》用韵进行研究,揭示了该曲在用韵上具有通语和方音两个不同层面的特征。     

澧水流域白族来源及其特征

自南宋末年,云南大理“民家人”谷均万、王朋凯、钟千一等始迁祖迁到湖南澧水流域以来,其后裔保留了显著的白族特征。     

冯应榴《苏诗合注》的文献考证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针对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进行了全面的文献考订。首先是删除了冗注、合理地移动了部分注文的顺序、补充了旧注的阙文,并核对原书,订正了引文的错误。其次,冯应榴在查慎行《苏诗补注》的的基础上,依靠宋代至明清的各类文献,进行了辑佚和辨伪工作。此外,冯应榴还对前代的苏轼年谱作了考证,纠正了其中关于苏轼的事迹、苏诗的编年、宋代的时事的错误。因而,《苏诗合注》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