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说不可说之道?--老子哲学中"道"概念的语义分析

道是老子哲学中之核心概念。依据清代哲学家戴震的解释学思想,运用现代语言哲学与分析哲学方法对老子哲学中“道”概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老子哲学中“道”具有多重意义,其中“本原之道”与“规则之道”是老子道概念的基本内涵。作为“本原之道”,意谓道是万物的总根源,可以从存在论与演化论两个角度去考察;作为“规则之道”,意谓道所蕴含的规则属于次生意义,可以从“天之道”和“人之道”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老子》17、18章中"焉"、"案"、"安"字究作何解?--兼谈《郭店楚墓竹简》的定论意义

因其他传世本<老子>17章和帛书<老子>相当于该章中的"焉"案"字,为王弼本<老子>18章所无,故二字究作何解,无所参验,也向无达诂.<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中有关章节的"安"字,在证明帛书<老子>相关语句的正确和其他传世本相关句读有误的同时,更在道家的本质上凸显了简本<老子>所具有的定论意义.     

谈《老子》的哲学整体观

《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对“道”做了哲学性的解说,它不仅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给“道”赋予了本体论意义,同时也把“道”看作是万物运动变化所依据的循环原则的起点和终点。它从循环整体论出发,把哲学思考集中在如何使循环原则、整体原则获得逻辑的圆满性上。它的这种思维模式,在中国哲学发展过程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从《道德经》看老子的治国之道

老子的《道德经》包含的是一套＂无为无不为＂的领导艺术,而且还暗含着一套完整的治国理念。在治国的原则上,老子要求统治者顺应自然而不妄为,把＂无为＂与＂无不为＂结合起来;在治国的方式上,老子要求统治者丢弃私欲、顺应民意,达到无为之治。在治国的具体操作中,老子要求统治者从小处做起,从一点一滴积累,抓好关键细节。联系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以＂道法自然＂为切入点,深入理解老子的治国思想的内涵,能使我们更好地的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以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易经》、《老子》之"道"的比较

《易经》与《老子》之"道"及其"反"、"复",既有表面上的用词相同、相似之处,又有概念内涵上的相互关联之处,还有其所反映思想上的不同之处。《老子》之"道"为点、是生成的原因,《易经》之"道"为圆、是被生成的结果;《老子》之"道"为水,《易经》圆"道"上的《坎》、《坤》也象水;《易经》中"反"、"复"同义,《老子》中"反"、"复"之义相反。《老子》通过阐述"道"之"反"、"复",反映出与《易经》不同的思想。     

"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

传统的格义借用本土的概念来解释外来佛学的术语,近代的反向格义是以西方的哲学概念解释中国本土的术语。传统的格义是普及性、启蒙性、工具性的,是权宜之计;而近代反向格义却是研究性、专业性的,是主流的或正统的方法。对反向格义的利弊得失应该进行严肃的反思和讨论。西方哲学概念的体系是对立二分的,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成对的概念体系有重要不同。将物质和精神、实然和应然的概念引入对老子之道的定义或解释,难免陷入困境。在用反向格义的方法来解释中国的哲学术语时,对其困难和局限应该有自觉的意识和说明。此外也不妨尝试用描述的方法来解释古代的哲学术语,从而避免以西方现成概念来对应中国哲学术语时方枘圆凿的困境。     

《老子》“道者万物之主也”古今注译辨析

《老子》第62章提出了“道者万物之主也”的主张,古今注家轻忽老子思想本质及《老子》文本实际,多将其解为“万物被道宰制”或“道是万物的主宰”。实际上,老子是反斥外力主宰万物的,《老子》文中也未有道宰制万物的语义表述。验之《老子》,“主”于修辞角度当用其本义（“微弱的灯火”）,而于语义视角则应用其与“助”、“辅”共通之义（“相依相佐”）,也用其与“职”、“掌”同源之义（“主动认知而作为”）,而不应释为其引伸义（“主宰”或“宰制”）。“道者万物之主也”要义为：老子于乱世中将道比作黑暗中微弱的灯火,坚信唯有道才能真正辅益万物生发成长,助力乱世返璞归真,而在此过程中起主导或主宰作用的是万物或世人,而非工具或境界性质之道。这体现了老子以人为本,崇尚自然,信仰唯有主动皈依自身本真才是万物或乱世之拯救正途的济世情怀。     

从《谕儿书》看吴汝纶教子之道

从《谕儿书》可以看出,吴汝纶教子,重视从健身、育德、求知三个方面加以引导,使其全面发展,这些主张体现了吴汝纶教育思想的先进性。     

佛道之语与《哈姆莱特》的悲剧主题

《哈姆莱特》中所流露的那么一层淡淡的对死亡的肯定和乐观,是与东方生命哲学中的死亡乐观论有着本质区别。如果说前者是一种生命情绪,那么后者就是一种生命哲学;如果说前者是一种被动的生命态度,那么后者则是一种自觉的生命意识。《哈姆莱特》中虽然有与佛道故事相似的台词,但是,却少有佛道故事所寓含的超越精神和终极思维。佛道之语映射出《哈姆莱特》的生命悲剧主题,其中蕴涵着生命的生死之思、人性的善恶之思、万物的终极之思,思考的结果都直指人生和人性的悲剧性。     

老子"道"的诗本体特征

老子哲学本体论带有根本性质和普遍意义的特征是诗本体的存在,即人与其对象在最本原状态中的心体开启.在纯粹的物我关系之中,诗本体本原地存在着的,但语言和经验最终成为诗本体的蒙蔽物,老子努力地驱除语言,拒斥经验,从而在本原上进行解蔽,溯本探源,使诗本体呈现.     

《老子》与《易传》损益思想的异同及意义

损益思想最早来源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上帝观念"、"天命思想",包括损人益天与损天益人两个重要阶段.从损益思想角度考察,<易传>与<老子>有相似的一面,都重视"反"的功能和作用,注意到事物相反相成的关系.但<易传>思想明显有进一步的成熟与发展.<易传>在解<损>、<益>两卦时,<彖辞>侧重上下,<象辞>侧重己人、过善,从而将<老子>、<论语>等所探讨的天人之间的损益观念,吸收融会并进一步具体化起来,更加突出修养论.随着后世学术史的演进,<易传>与<老子>的相互结合与分辨形成了新的思想和观点.     

王夫之衍《老》的旨趣及主要方面

王夫之衍《老》,一是为了拨正历来解《老》中的错误,还《老子》以本来面目;同时批评历史上因不善用《老子》而导致的祸乱。二是为了曝显《老子》之失,将它引导到儒家的正确方向上来。三是为了指出《老子》的优长之处,以与儒家大正中和之道会通。他的诠释和发挥着重于三个方面:以道为中心的本体论,以气为中心的宇宙论,以守一主静为中心的修身治国论。通过对《老子》之旨的重新揭示,王夫之表达了他既批评佛老又吸取其合理思想充实儒家的诠释方向。     

《老子》首章演绎:道言、有无、道物之辨

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十多年间,康有为致力于探究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聚焦先秦诸子。康有为提及的汉唐人物并不多,却对这一时期的董仲舒倍加关注。事实上,康有为不仅多次讲到董仲舒,而且作《春秋董氏学》对董仲舒的思想予以阐发。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思想阐发表面看是对董仲舒的推崇,实则是借助《春秋》发挥孔子思想的微言大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透视康有为对董仲舒思想的阐发,既有助于整体把握康有为对董仲舒的审视和评价,又有助于体悟康有为的孔学观和董仲舒在近代哲学中的历史命运。     

从楚简《老子》中“亡、無”和“■、道”的使用推断楚简《老子》的文本构成

楚简《老子》的文本构成,是目前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有人认为楚简《老子》是摘抄本,有人认为是全本,也有人认为是在三个不同的时间单位里产生的三种不同抄本。通过对楚简《老子》中"亡、"和"、道"等文字使用情况的考察,可以看到楚简《老子》不但甲、乙、丙本三者间存在着历时性差异,而且甲、乙、丙本的内部,包括组与组、同组内的文字聚合同样存在着历时性差异。     

《老子》“尊道贵德”与老年幸福生活

老年幸福程度折射出社会道德文明水平。幸福的晚年需要正面的价值引导,需要积极的文化传承。《老子》“尊道贵德”的生命理念为老年幸福生活提供了道德哲学依据,对老年幸福生活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生命健在是老年幸福生活的基本前提;遂性休闲是老年幸福生活的主要方式;参透死亡是老年幸福生活的终极保证。     

论王弼《老子注》的形成与玄学背景下的道儒融通

王弼的《老子注》形成于汉魏之际,由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学术转向时期。结合当时的社会需要,王弼在《老子注》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崇本息末的观念和名教本于自然的基本原理,并以此为基础对道儒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证。这不仅从理论上解决了汉魏之际道儒融通的时代课题,而且对于推动《老子》解释学和中国道学史研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实践论》与船山哲学

在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人的认识产生可分为感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理性认识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即真理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以及真理的无限性和人的认识、实践的相对性等方面,毛泽东的《实践论》对王船山的哲学思想都有明显的继承与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概括总结出了人类认识的总规律,为夺取中国革命,尤其是为夺取当时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     

论自然环境描写在《还乡》中的角色地位

托马斯·哈代是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英国的文学巨匠,他的“性格与环境”小说尤为闻名,环境描写在他的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突出表现在他的《还乡》中。文章对小说中所运用的以自然环境描写来刻画小说中的艺术形象以及用自然环境描写来推动情节发展的写作手法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以获取对《还乡》的深刻理解。     

论老子《道德经》中的为官之德及其当代价值

老子《道德经》中提出了“上善若水”、“少私寡欲”、“上德若谷”的为官之德。这为我们如何根据新情况、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化解新矛盾,解决好“当干部为什么”、“有权后做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建设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