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义利思想的现代转换及在企业社会责任培育中的价值

儒家义利思想倡导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主张义重于利,义利统一.鉴于它与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育存在契合性与冲突性,我们应当而且必须植根于传统儒家的义利思想并对其进行现代性转换,赋予"义"新的时代内涵,将义利兼顾、义利相生作为基本的社会价值取向,将法治的理念注入义利范畴,使之符合现代企业社会责任培育的发展趋向和需求.通过培训和示范效应提升企业家"义"的文化基因,建立"义利相生"的情境机制,加强对见利忘义行为的监管和惩治来构建培育企业社会责任的路径,从而使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成为现代企业内生化的价值取向.     

义利之辩与社会进步和稳定

中国古代伦理史上一场义利之辩,从春秋战国时期延续到宋明时代,乃至目前伦理界重新对义利之辩的反思。可见,如何认识“义”与“利”?是提倡“义”,还是“利”,或者是“义利并重”,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从中国古代义利之辩的历史背景,中西方伦理之本质差别,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一些国家与地区的伦理道德在变化等分析中,不难得到这样的结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特定条件下,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须提倡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义”与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利”并重。     

胡安国《春秋传》义利之辨的展开及其影响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论题。胡安国在宋代理学背景下,吸收前儒的义利之辨思想,将义、利作为《春秋》的权衡标准。在《春秋传》中,义利之辨的展开以天理人欲之辨作为理论依据,以公、私作为义、利的现实判断标准,义利之辨在民族文化和治国方式上分别体现为华夷之辨和王霸之辨。《春秋传》的义利之辨对 “春秋学”及后儒义利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社会政治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重要论述的多维阐释

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的重要论述,业已成为我国外事工作的重要价值导向。这一科学观点的形成,是一个以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为理论之基、以中国传统义利思想为文化之源、以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伦理智慧的演进为历史之维的建构过程。在理论之基上,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重要论述继承了国家利益观、国际主义思想、自由人联合体思想、道德和正义原则的理论精髓,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向当代形态的转换;在文化之源上,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重要论述科学地把握传统义利关系中“义”“利”的价值定位,实现了对传统义利思想的超越;在历史之维上,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重要论述是对毛泽东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义利观、社会主义义利观等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伦理智慧的演进发展,实现了义利关系由国内战略向国际战略的视域转换。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念及其历史启示

义利关系问题是思想界的古老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关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深深影响着现代社会,孔子集前人义利学说之大成,把义利关系提高到伦理道德学的高度,树起了“先义后利”的思想旗帜。孔子强调义,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但并不排斥和否定利,只是十分注重求利的手段和途径。孔子的这一思想为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所继承和发挥,并深入到人们的意识深层,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儒家的义利思想造就了无数的志士仁人,但由于后儒的偏颇理解,也起到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论《申报》的“义利兼顾”及其现实意义

作为我国第一份以盈利为直接目的的近代著名报纸,在长达七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申报》坚持国家民族大义、民主进步之义、社会公益之义、监督舆论的职守之义,成为道义的担当者、正义的维护者、公益的倡行者、民意的代言者,成为以义率利而成功的典范。《申报》的经营实践表明:"义利兼顾"是解决媒体的公器与私利之间的这一普遍性矛盾的最佳途径。以义率利则兴,不义而利必衰。《申报》的"义利兼顾"为今天报业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     

孔子义利观的真实意蕴及其现代启示

在对孔子义利思想既往的考察中,人们普遍认为孔子在义利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重义轻利。其实,孔子并非是只要义而否定利,而是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以义制利。正确理解和客观阐释孔子的义利观,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应明确利是义的前提和基础,把人民之利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用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人们的求利行为,树立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新型义利观。     

论黄道周的义利观

黄道周在明末清初的大时代背景下,传承子学义利思想。他认为仁义乃天地万物之则;在义利关系上,以义为重,德义乃利之本,但他又辩证地指出义乃人所公利,利在义中,而晚明之衰弊,正在于不言礼义、不修仁德,过于重视一己之私利。天下兴亡决定于人才,人才决定于学术,学术真伪决定于义利之间,其政治伦理诉求是讽谏君主行仁义之道以治天下。     

朱熹论“义”“利”关系的视阈及现代意义

义利关系是治国的伦理基础,义利关系问题,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故而中国从古代以来,一直就有义利之辨,朱熹在总结各家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并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天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从新的视阈剖析了义利关系,对当今具有重大意义。     

殷代统治阶级原始功利主义思想初探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义利思想史,萌芽于奴隶社会,大成于封建社会,延续至近代社会。朱熹指出:“义利之辨,乃儒者第一义。”固然是正确地揭示了义利学说在儒学中的地位,但我们并不就此可以反过来说,只有在儒学中,义利之辨才得以开始,受到重视。要探讨义利之辨的源头,得从更古老的时代开始。鲁僖公二十年,周大夫富辰对周襄王的一番谏说颇有价值。富辰说:“夫义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义则利不阜,不祥则福不降,不仁则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国语·周语中》)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个方面:其一,至迟在春秋中期,义利概念及探讨两者之关系的义利学说,亦已出现;其二,如从思想联系的角度看,春秋对的义利思想,已是结果而不是初因了:是“古之明王”义利思想的发挥发展而已。根据“同姓则同德”的原则,这里所谓的“古之明王”应是指西周统治者文武周公;然而,“周因子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从而,对于西周     

义利之辩与科学发展

中国古代义利观经历了“义利相和”、“重义轻利”、“义利对立”的演变过程.“义利对立”是中国古代义利关系发展的一个误区.正确地处理义利关系,要回归“义利相和”的原始观念.“义利相和”与科学发展观具有精神上的一致性.遵循“义利相和”原则,必须处理好效益与公平的关系、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及经济发展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义与利的冲突与协调

道德并不是和一切利益对立 ,相反 ,利益是道德的基础 ,义与利二者既有相互冲突的一面 ,也有和谐一致的一面。义与利的冲突是义与不义之利的冲突 ,义与利的协调是义对正当利益的促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要本着实然与应然相统一的原则 ,协调义利关系 ,树立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中国传统义利文化研究

中国传统义利之辨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它的思想体系包括四个基本环节:一是“人非利不生”,二是“制礼义以分之”,三是“见利思义”,四是“计利富民”。中国传统义利文化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取向     

论公正审判权的思想渊源

公正审判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正义。西方的自然法思想自诞生以来就是与正义紧密相连的一种理论，渊源于自然法思想的自然正义原则更是与公正审判权存在直接的联系。从程序正义理论来看，公正审判是正当法律程序思想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西方国家法治思想的历史演变以及西方国家的法治实践来看，公正审判权是法治的必然要求。因而，公正审判权的思想渊源可以从自然法思想、正当法律程序思想和法治思想中去追溯。     

传统义利观的现代反思

孔子、孟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其思想可反映出传统义利观的特点: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和轻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观是义利并举的,我们既要吸收传统思想的精华,又要放置于全球的语境中。     

毛泽东治国思想的公正诉求及其当代价值探析

公平正义是毛泽东一生的追求,其集中体现在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经济建设理论、文化教育理论及其外交理论等治国思想中,当今我国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源于对毛泽东治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人为本”治国理念的提出是对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高度概括和具体化;“避免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理念是对毛泽东经济建设思想的进一步升华;“教育大众化”理念是对毛泽东教育公平思想的进一步落实;“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建构和谐世界”的理念是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因此,重新审视毛泽东治国理念的公正诉求,对于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对于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和谐社会建设有着极为重大而现实的意义。     

冯友兰“义”“利”观摭谈——以“人生境界说”为分析文本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不仅继承了传统儒家公利即“义”、私利即“利”，“义”高于“利”的传统，而且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义”、“利”不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这种“义”、“利”观可以称为“义以为上”的“义”、“利”统一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义利之辨"的人学底蕴--在个体认同层面的展开

"义利之辨"本质上是一种人生观之辨,它具有深厚的人学底蕴;在人学意义上,"义利之辨"涉及的是个人与自我、个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是一个人如何对待"自我"、如何对待"他者"的问题;在个体认同意义上,"义利之辨"所内蕴的"自我伦理"和"他者伦理",形塑一种特定的自我观和社会观,为个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提供一种道德框架.     

未成年人司法处遇比较研究及中国选择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是国家整个司法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它是衡量一国司法制度发展水平的重要标杆。由于法律传统与社会制度的差异性,使得各国未成年人司法处遇方式有所不同。通过对各国未成年人司法处遇的比较研究,将对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建构与完备大有裨益。     

多元化视角下恢复性司法的理论基础

作为西方刑事法学界研究"显学"的恢复性司法,在多元化视角下,其理论基础包括四个方面:哲学基础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理念及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理论;理念基础是恢复性正义理念、利益平衡理念以及参与制民主理念;法学基础则是重新融合性耻辱理论、社区司法理论、犯罪被害人学理论以及犯罪标签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