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象对庄子“逍遥观”的发展

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庄子和魏晋时期的玄学大师郭象都提出了各自的逍遥观。庄子的"无待逍遥"是一种主观的精神的逍遥,是一种不受限制、无拘无束的自由;郭象的"逍遥"是"适性"的,是一种现实的物性基础上的逍遥,他对庄子的"逍遥观"既有所继承,亦有超越。     

庄子哲学的逍遥之境

庄子的逍遥自成一说,是庄子哲学的一种人生境界。庄子本人以此描述了一副行云流水自由无拘的图景。从自然、社会、他人、自我四个方面细致地多角度探讨《庄子》中的逍遥之境,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庄子哲学的思想精髓,对人类在社会高度物质化今天的精神自由追求,有着现实的意义。     

庄子“小大之辩”与逍遥之旨

庄子逍遥之旨是通过“小大之辩”的寓言揭示的,但历代学者对“小大之辩”的注解各异。郭象从庄子万物自足其性的思想出发,认为小大虽殊,但其逍遥是一样的。钟泰、支道林等则从人的境界处立论,但二者又有不同,钟泰认为“赞大而斥小”,支道林则认为小大皆未适逍遥。各家都企图立足庄子思想,揭示逍遥之旨。庄子之进路在于通过“小大之辩”,进而超越“小大之辩”,进入逍遥之境。     

逍遥与庄子哲学

庄子以合乎人性或人性化的存在方式为人"在"世的应然形态,逍遥的意义,首先便在于它体现了如上价值趋向。在"乘天地之正"的形式下,循乎外在法则与合乎内在人性相互统一,逍遥则超越了被限定与有所待的存在方式而展现了自由的品格。但同时,庄子又将自然的形态视为逍遥之境,以无为消解目的性,自由与自然的某种等同,使之对自由的价值内涵也未能给予充分的注意。不过,以逍遥之境为指向,庄子哲学中的统一性与个体性、天与人的张力,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化解。     

郭象哲学中的个体性与主体性之辨

郭象虽然没有提出＂个体性＂与＂主体性＂的概念,但在其哲学思想中却存在着＂个体性＂与＂主体性＂的矛盾问题,本文试图揭示郭象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考察其在郭象哲学中的重要意义。郭象一方面在＂有物之域＂确立＂个体性＂及其价值;另一方面又将人的＂主体性＂看作是＂个体性＂价值实现的内在根据。因此,郭象所实现的＂逍遥＂就是作为＂主体性＂的人重新确立自己＂个体性＂价值的过程。     

“逍遥三辨”与“逍遥之旨”

庄子的逍遥思想是通过“小大之辨”、“有待无代之辨”、“有用无用之辨”三个环节来表述的。如果只注意《逍遥游》中的“鹏鴳寓言”一节，则使庄子的思想成了断尾巴蜻蜓。庄子的“逍遥游”境界，是庄子的理想追求，也是庄子的自我设定与塑造。庄子，即逍遥游的象征。     

拯救与逍遥

一、倾斜的象牙塔威尔顿贵族学校校址设在远山之中，森严而静穆。也许你会联想起：窗外的豆豆里的火车厢，超人高校里的空中学校，梭罗的瓦尔登湖畔的木头小屋……然而，电影的真实迅速粉碎你的乌托邦梦想，把学校的教育面容撕裂给你正视。     

逍遥之境：从庄子到亨利·大卫·梭罗

美国超验主义思想者、作家亨利·大卫·梭罗或隐或显地受到庄子的影响。从互文性研究视角入手探讨《庄子·内篇》与《瓦尔登湖》的文本关系：在人天（自然）关系上,两者皆持有物我交融的自然观念,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人生境界上,两者均提倡返璞归真,追求无执无宥、顺化而逍遥的心造之境。两个文本在更广大的文本网系中呈现互文共生关系。     

金马门与"朝隐"象征 ——兼论东方朔形象的演变

"狂",是东方朔留给后人的显著印象.东方朔的狂语狂行,是他因得不到汉武帝重用和找不到志同道合者而内心苦闷的极端表现.当人生抱负得不到实现,又不愿远离庙堂之上时,"朝隐"就成为平衡入仕与归隐之间的最佳选择.对于东方朔"避世金马门"的行为,后人有不同的评判.褚少孙、班固、扬雄眼中的东方朔还不是以一位"朝隐"者的形象出现的.魏晋以降,士人对东方朔"朝隐"行为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避世朝堂的金马之客的处世方式似乎比隐迹山林的岩穴之士显得更加高明."避世从容金马门"渐渐成为许多知识人追求的生活状态.     

何以逍遥？——浅析庄子《逍遥游》之“逍遥”

《逍遥游》是《庄子》的开篇之作,是庄子思想的核心。本文首先对＂逍遥＂本义及引申义进行阐释,从＂逍遥＂自身的内涵对庄子思想进行一个初步理解。其次论述了＂小大之辩＂,只有理解了＂小大之辩＂的真正含义,才能进入庄子＂逍遥＂的境界,因此,小大之辩可谓＂逍遥游＂的前提。最后进入＂无己＂、＂无功＂、＂无名＂三境界,达到这三境界,就最终达到了＂逍遥＂的最高境界。     

王闿运的人生落寞与逍遥

在晚清湖湘学人中,王闿运以其放荡不羁的性格与乐极逍遥的人生态度而别具一格.与大多数传统知识分子一样.虽然他也曾希望通过科举或入幕实现他经世致用的理想,但却处处碰壁.在人生落寞之余,一直不改的是他逍遥的人生态度,这突出表现在他与当朝权贵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他的学术风格以及他对待新生事物看法的转变之上.     

郭象与魏晋玄学的生存转向

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是哲学的永恒主题。魏晋时期,玄学思想家将思考的重点转向人的生存,并从本体的高度诠释了生存可能性。王弼、嵇康在会通儒道的原则上出现了分歧,但都将生存问题纳入各自视野,彰显出人的超越意识。郭象创造性地诠释了《庄子》文本中"自由"与"逍遥"的现实含义,将"道通为一"的精神境界含涉在世界之中,为人的生存可能性找到了新的形上依据。     

论古典园林艺术在东晋的新变

东晋是古典园林发展史上的新变期,表现为:在形制上出现了由"巨丽"到"精巧",由"营国之制"到"翳然林水"的变化。这些变化表明,东晋时期不仅园林布局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根据不同地形进行设置,而且在园林设计的过程中,还将园主"乐情"的生活取向融入居住环境,园林的审美价值逐渐从实用价值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在功能上则加强了寄情山水、赋诗作文,放松心志、体认生命的士人情趣。这说明随着园林形制在东晋时期的日益精巧化、雅化,园林中的文化因子不断地得到了增加。这时的园主更加注重园林在寄情山水、放松心志和体认生命等精神层面的功能;在审美观念上发生了由"炫富"到"隐逸"、由"比德"到"畅情"、由"崇俗"到"尚雅"的嬗变。说明当时的园林不再是园主们物质上的需要,也不再是他们家藏的外漏,而是真正成了他们精神上的家园,成为他们心灵上的栖息之地。这时的他们在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之中,怀着一颗平静之心,恬然怡然、欣然悠然,冥视六合,真正实现了园与人、身与神的合一;这些变化都表明园林审美功能在东晋上升到了首位,并呈现出个性化、士人化的审美倾向。     

隐士的定义、名称及分类

从事中国隐逸文化研究者历来代不乏人,有关隐士的定义、名称及分类的言论也很不少。然而,基于笔者个人对中国隐逸思想的理解,对前人的相关言论总感到不慊于心,因而在此提出一些个人新见以供学界参考。     

墓券与东汉民众的生死观念

东汉时期的世俗民众没有认识到人终有一死的本质特性,反而抗拒死亡,渴求长寿永生。当年寿久长的愿望破灭时,他们又深信异象生命自然会在幽界冥府绵延不绝。不过生者却刻意疏远逝者,直接把殁亡人遣送到彼岸世界,希求幽鬼永居墓穴,接受冥府行政官僚体制和宗族观念的管制和束缚,按照世人的要求和期望去经历冥府生活。     

明清隐逸诗词的感伤情调

明、清两代的隐逸之士,大多出现在明初、清初,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所面临的政治环境虽不同,但他们都有着易代之际的惨痛经历,都受着高压政治的摧残、迫害。因之,他们在绝望、悲戚中不得不选择痛苦的隐逸之途。且由于某些政治、文化制度的相似、文化思想的沿袭,致使文学领域表现出某些相似性。使这两个时期的隐逸诗文,都少了前代同类作品所表现出的超逸之气,却蕴藉了深厚的感伤情调。     

两晋拟古诗成因浅探

目前 ,学术界对两晋拟古诗成因的探讨还不够全面、深入。从大的文化背景着眼 ,结合两晋时代背景 ,指出中国古代文人传统的依古意识、当时之意象理论、那一时代险恶政治环境是促使两晋拟古诗产生的三个不可分割的原因     

东汉东晋时期大同的佛寺和佛教活动

大同地区在东汉和东晋时期就有寺院和佛教僧侣的活动。大同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应为建于东汉时期的通光寺。东晋释道安和慧远等高僧在浑源龙山的弘法,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意义。著名的悬空寺有可能始建于东晋时期。大同佛教史应该引起史学界和佛教界的重视。     

魏晋之际文学家赵至生平考述

赵至是魏晋之交的文学家，文史研究者对其生平关注甚少。本文依据《晋书》和《世说新语》等书中的有关资料，进行推论分析考证，从而初步系统地勾勒出赵至生平经历，并对其生卒年代、作品真伪问题提出了较新的观点。     

东晋的玄学新义及其对玄言诗的影响

永嘉南渡之后,玄学在东晋时期产生了新的变化。反映在学术思想上,主要是玄释合流带给玄学原有概念的变化,以及对逍遥论的新解等方面,由此也揭示了东晋时期,玄学开始让位于佛学的趋势;反映在文学发展上,最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所谓的佛理玄言诗。士人通过玄言诗这种形式,阐述佛理,其中僧人支遁是杰出的一位。他的佛理玄言诗,不仅宣扬佛理,而且在许多方面出现了诸如山水诗的一些描写特征,对后来谢灵运山水诗革新诗风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