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屈原的评价看汉代人的文学批评思想

汉代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反映了汉人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文学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以人品定文品,肯定屈原及其作品者目之为“忠贞之臣”,而贬之者则说他是“狂狷之士;司马迁透过屈原的作品发现了一个“怨”字,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的创作动因论;以儒家诗教原则和儒家经典为标准对屈原作品进行评判,反映出汉代以政教为中心的实用批评思想。     

论苏轼对屈原诗学精神的继承及意义

屈原的诗学理论是“发愤以抒情”,其实质是一种“审美诗学”;苏轼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诗是穷人物”的命题。苏轼的这一思想从“发愤”说、“物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儒家诗学思想中摆脱出来,从理想的应然状态出发,直接诉诸文学超越性的审美本质,从而完成了诗学史上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     

发愤不平--论性灵说的生命意绪

性灵说的核心离不开人的情感精神,是以人的生命表现为根本的,以袁宏道、钟惺、袁枚等性灵说代表性人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司马迁“发愤著书”引论,以屈原与性灵说的联系比论,进而指出,性灵说生命意绪中的“发愤”强调的是“势不能遏”的倾泄,“不平”在本质上为自我存在自然而有的情绪反应,意义重心落在自我个体之上,其总体精神是偏离政教的,并以此区别于传统诗教。     

愤书与尚名

“发愤著书”一向被认为是审美与艺术创造（文化创造）的一种动力，然而，却很少有人再深入一层地追问这种动力的思想或心理背景。本文认为，“发愤著书”的心理渊源为中国古代士人的尚名之风。此风春秋时即已由孔子吹起，中经屈原、司马迁等人的加强，到魏晋时成为遍吹大地的时代劲风。如果从创造主体的社会地位、心理动机出发来考察中国文化，除了象鲁迅所说的“廊庙”（庙堂）与“山林”文化之外（鲁迅讲的是“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本文作者认为亦可扩大到对文化的理解），还有一种介乎二者之间的、其性质既不同于“庙堂文化”，也不同子“山林文化”的“求名文化”。     

老子与道家哲学思想生活化特征探究

对于老子与道家哲学思想生活化特征这一问题进行探究,需要从道家思想哲学化、道家哲学精神以及道家哲学生活化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老子及其道家思想具有其内在逻辑性,是一种自成体系的学说思想。把握老子及其道家思想这一学说体系,需要首先对道家哲学精神进行重点了解。而道家哲学精神所涵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道家哲学思想本身所体现出的生活化特征,这种生活化特征是自道家学说产生之日便具有的。     

“现实的人”：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基石

马克思在批判吸收黑格尔“抽象的精神的人”和费尔巴哈“抽象的自然的人”的基础上提出了“现实的人”这一范畴。“现实的人”作为历史范畴,至少包括实践性、社会性、自然性、精神性、历史性等特征。它既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及共产主义学说的前提和落脚点,同时也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基石,体现了人类社会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的有机统一。对马克思“现实的人”的探讨,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浅探屈原法治思想的来源

屈原思想中存在儒家、法家、道家思想成分,这已为大多数学者承认,但是屈原法治思想部分却最被忽视,研究最不深入,据于此,讨论屈原法治思想将从屈原时代的法治思想特点出发,以屈原辞为依据,探索屈原法治思想的来源应是齐法家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理论定位和思想渊源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最有特色的批判话语之一.它是对20世纪文化焦虑的敏锐反映,对马克思学说批判精神的弘扬,对现代西方文化批判思潮的现实参考,对现代西方美学救世思想的改造,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批判体系.     

论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

立德、立功、立言为内涵的忠于职守、注重身后留名的“名山”思想，忍辱发愤著书成就大业的信念，死当重于泰山的大义，构成了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而教人立志成才、青史留名、修身愤行、发愤著书、荣生荣死的精神力量永垂后世。     

论中国思想儒道互补基本格局的形成——从《淮南子》的杂说起

思想综合是汉初思想界的特点 ,先秦的诸子百家到了汉初已经被太史公总结为儒、法、名、墨、道、阴阳六家 ,但是到汉武帝“独尊儒术” ,形成的却不是儒学独存的思想局面 ,而是儒道互补的思想格局。这一基本格局长期保持 ,直到佛教传入并发展成势 ,才改变成为三教鼎立。就汉初的思想形势而言 ,儒家能够取代道家成为思想的主流 ,却不能取消道家的独立学派资格 ,这是因为道家的“道”以批判现实的姿态敞开了一切可能 ,足以弥补儒家的“天”以现实为惟一可能的封闭倾向 ,因此成为中国思想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思想立场。     

楚骚“发愤抒情”说对汉代“情性”思想的影响

楚骚文化是建立在楚地文化风俗基础上的一种独特文化,蕴含着意蕴深厚的美学思想,并积淀于汉代艺术的文化精神的深层。在中国诗学发展的逻辑链上,屈原及其骚体诗创作实践以及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对于魏晋时才标举的＂缘情＂说,具有奠基和示范的重要价值。     

论萧莲父的“道家风骨”

萧莛父对“道家风骨”的现代诠释,正应合了他所力主的“早期启蒙说”。从生活层面上看,“道家风骨”体现为一种隐逸、包容的达观气度;从思想层面上看,表现为一种独立于权威和主流之外的异端思想;从政治层面上看,表现为一种刚正不阿、反专制的批判精神。萧莛父对道家思想这一性格的揭示,顺应了世界范围内民主改革的时代潮流,也代表着人类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宽容的价值取向,在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屈原”“天问”

一、“天问”的怀疑精神和它所受向来传统眼光的歪曲“天问”是有关“屈原”思想的一篇重要作品,可是向来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从“司马迁”作屈贾列传起,虽然这篇作品是相当郑重地被提出来,不像从来有些人把“天问”看作是屈原作品中最不重要的一篇,     

屈原与黄老——屈原思想体系新探

屈原的思想到底属于哪一体系?关于这个问题,笔墨官司打了不少,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官司打得更加火热,有的说屈原属于儒家,有的说应是法家,有的说应该是道家。人多笔杂,莫衷一是。他们各执一端,都能从屈原的作品中找到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但是,最后却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在战国中期,儒家、道家、法家的学说都还     

司马迁文艺思想简论

司马迁散见于《史记》诸篇的文学主张，可说是“成一家之言”。他的“发愤著书”说，他的“溯流别”思想，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冷冰冰与血淋淋:韩非的伦理——政治观

战国末思想家韩非以冷静和尖刻的理论在先秦学术史上独树一帜。他师出儒家,但公开背叛山门,斥其为“愚诬之学”,明确反对儒家以仁义孝悌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观。他赞赏道家之学,但其学说又不同于道家,他们虽然都是以批判现实为伸张点,但道家批判现实是为了调头往回走,由人的自然和自由进入了幻想世界,而他批判现实是为了挺胸向前进,开辟     

历代文论中抑郁激愤的创作思想

中国古代文论中"发愤著书"、"不平则鸣"、"忧时讬志"、"独抒性灵"这四种创作思想,与儒家诗教传统的"圆和"精神相对,呈现出强烈的抑郁激愤的伦理情感倾向。抑郁激愤的创作思想缘起于作家自我诉求的强烈表现欲、对社会发展的深刻认知、对文学本质的审美把握,在促进社会发展和文学精神自觉的伦理高度上,实现了文学伦理的现实价值,并最终归宗于传统和谐包容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中。     

道家思想与刘向学术

刘向是西汉末年的著名学者,他的思想体系和学术体系是在借鉴、吸收诸子各家之长的基础上形成的,而道家思想在其中又占有重要地位。刘向要求则天顺时,强调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这与道家的天道自然观和辩证法思想有着某种相同、相通之处。刘向对道家无为而治、崇俭抑奢、戒骄重谦等思想也多有推崇、吸纳和改造,力图更好地运用道家学说这一"君人南面之术"来为刘汉皇朝服务。在领校群书过程中,刘向整理了许多道家著作,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其思想内容和学术价值。本于道家的抱朴守真思想和怀疑态度、批判精神,刘向盛赞并弘扬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在校书撰史时注意求真求实、秉笔直书。刘向对各种旧说的兼收并蓄,也或隐或显地体现了对道家特别是黄老学派包容性、超越性学术风格的继承和发挥。     

论司马迁天人观与文学思想之关系

中国史官文化天人观,是司马迁“实录”与“爱奇”相统一的思想及著名的“发愤著书”说的基础,并从总体上构成了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深层理论依据和逻辑起点。以往的研究正因为忽略了这一点,而对司马迁的文学思想产生了诸多的误解。     

文化视角下的“法自然”非“自然法”

在中国古代道家“法自然”思想是否为西方“自然法”学说的讨论的基础上,分别论析了道家“法自然”思想以及西方“自然法”学说的意蕴,并对其进行比较,指出两者在对待法律的态度、思考天人关系的模式以及文化要义诸方面的不同,进而论证了道家“法自然”思想非西方“自然法”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