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现代化:交往中的对话与全球化挑战下的整合

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为中国文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不同于偏于一隅的西化派和新儒家,中国马克思主义派植根于中华民族“会通以求超胜”的智慧精神,在文化建设中兼重时代性与民族性,鲜明地体现了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品格。作为现代化之延伸的全球化并不可怕,文化的差异性与民族个性不会因此而衰落;彻底抛弃“中西之争”、“古今之辨”的陈旧思维模式,在多种文化资源之间形成高度辩证的联结。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必须通过新的整合与创造,努力完成价值系统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同时又要超越西方式现代性的弊端。     

现代中国艺术文化形成的三种潮流

中国现代哲学思想上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各种文化保守主义和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三足鼎立的情形 ,同样表现在文艺思想领域。艺术上的科学主义、玄学鬼以及自由主义 ,都可以视为自由主义西化派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上的表现。从哲学方面对这些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加以关照 ,可以揭示中国现代文艺思想与哲学思想的内在联系。     

今后新文化应当是“辩证发展”

今后新文化应当是“辩证发展”蔡尚思方立天同志对１６世纪末叶开始有中西文化的直接交流以来的中国文化界，概括为会通中西综合创新派、极端的西化派和国粹派、折衷主义的中体西用派和西体中用派，而以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一派为中国近代以来最正确的一种文化主张（详见《...     

“中国农村派”与“乡村建设派”的论争

八十多年前，“中国农村派”和“乡村建设派”就中国民族发展前途进行了论争。由于双方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对中国农村危机根源的判断和据此提出的解决之道迥然不同，由此也引发了“革命”与“改良”之争。“乡村建设派”从救济文化失调着手，试图通过改造文化实现民族自救。“中国农村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批评“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理论基础和实践运动，核心即后者对外不“反帝”、对内不“反封建”。     

当代中国文化的价值选择与重建

建构中国的新文化问题自“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近一个世纪的文化研究以中西文化关系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为两大中心 ,形成了西化派、国粹派、辩证派、新保守派等不同派别 ,为文化建设打开了多视角的生动局面。当代文化正处于转型期 ,文化内部存在着多方面矛盾与冲突 ,只有立足于社会现实 ,以当代为轴心来建构新的文化价值观才能引导文化健康发展。当代文化建设的核心就是建立一种以独立人格为基础的、具有独立文化精神为价值指向的新文化     

儒学新解──读《教养的本原─哲学突破期的儒家心性论》

本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现代新儒家的崛起，可谓是对文化上片面西化的反动。这一矫枉反应与西化派的过激一样，难免多少也夹杂着一些民族文化乃至个人的感情，带有感性色彩。八十年代中期逐渐兴盛起来的“文化热”和“寻根意识”，作为大陆本土思想界对这一矫枉反应的遥远的历史回声，则与此有很大的不同。由于巨大的时间跨度与文化氛围的变迁，思想上、文化上的“寻根”，已不再如先前那样充满自然的、素朴的感情。由此，更增添了些理性的成份。不过，在经历了信仰失落、理想落空和新一代更为成熟的西化派的强烈刺激之后，理性的文化反思…     

文化·民族·现代化——现代新儒家文化思想论略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曾长期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以现代新儒家为主要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鼎足而三的局面。就文化观念的层面而言,西化派与新儒家之间的对立似乎表现的更为鲜明。半个多世纪以来,由大陆而港台而海外,两大文化派别之间的相互批评和论争可以说从未停止过。这种论争的焦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对于文化与民族关系的不同认识。新儒家的有关思想凸显了文化的民族性,     

抗战前后文化思潮与“东方文化复兴”的历史主题及其发展

中国现代文明成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新儒学派、西化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文化的论争,形成了现代的人文基础,并且于抗战之后都介入了现代民族精神的构筑。新儒学派有其为国立本的合理之处,西化派的民主、科学在适应变革需求上也有它的适应性,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民本位"观点,又为民族精神的发展构筑了意识形态上的"体"。因而,"三位一体"的现代民族精神与文明构型,即以民族文化为本,世界文明为用,人民性为体的民族精神发展现与文明构型的复合体。在今后多元开放的时代,更应该承认三大思潮并存的现实。当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体系是不能动摇的,但也需要走出意识形态的范围,制、充东方文明成果,完成历史起点的综合文化创造。以东方文化构筑民族精神介入新世纪的发展,则成为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一种普遍共识。     

中国20世纪三大文化派别的歧异与融合

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所形成的“西化派”、“国粹派”、“辩证综合派”,各有优长和缺陷,其代表人物在学术思想的演进过程中,都有反思;各派之间既有激荡也有融合,相补相扶,相交融相互助,形成一幅对立统一的文化格局.在世纪之交,应本着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精神,正确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矛盾.以促进中国文化建设.     

论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理论及其误区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代表．其“社会批判理论”继承并发扬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并从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人性、社会心理等方面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尤其是对“发达工业社会”最基本最迫切的问题即“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问题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但也明显存在着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误读。     

二十世纪中国西化与保守主义的文化思潮

西化与保守主义是20世纪中国两大文化思潮。从文化选择的价值取向上看，前者侧重于介绍和输入西方文化，肯定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揭露中国固有文化的阴暗面，后者则侧重于维护中国固有文化，认同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而揭露西方文化的弊端；在古今问题上，前者激烈地反传统，主张变革，后者则较多地肯定与赞赏传统；在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上，前者主张西方化，后者则主张东方化。本文试对西化与保守主义两大文化思潮的产生与发展进行历史的探讨，并对两大思潮与20世纪中国的文化选择进行方法论的思考。一在20世纪的中国，西化派虽没有形成自己…     

井冈山精神的文化特色

井冈山精神的文化特色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教授王新伟井冈山精神是江西革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体现，它是一种文化体系，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在思维形式上“反对本本主义”、“注重经济工作”；在工作作风上“关心群众生活”...     

胡适的中国传统文化观

标榜“全盘西化”的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对于“国故”，他提倡科学地梳理；对于传统文化的糟粕，他毫不留情地弃之而后快；对于传统文化精神，他认为只有经过“西化”的洗礼后才能实现“复活”或“复兴”。用文化“函化”理论看胡适的中国传统文化观，更能认清其偏激言辞的背后对传统文化的依恋。     

“两个结合”思想升华的三层意蕴及原创性贡献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传统文化及其相互关系认知的三层思想升华。从“宏大叙事”的诸多称谓转向“精准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侧重马克思主义之“用”转为马克思主义之“体用合一”是对马克思主义认知的思想升华；审时度势地把握中国具体实际，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科学判断、从侧重中国具体实际之现实国情到深入中国具体实际之传统文化是对中国具体实际认知的思想升华；从侧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到“发展创新”、从侧重中华传统文化被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单向改造”到两者良性的“双向互动”是对中华传统文化认知的思想升华。“两个结合”是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一体两面的有机整体，具有隽永深邃的原创性贡献，扩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度与广度，重建与挺立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昭示了中国特色的人类指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现代化实践范式的质转

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范式,实际上主要经历了“西化”、“苏联模式”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种范式转变.这三种实践范式既有时间上的先后性,又有交叉性,在具体的实施内容上也有不同程度的交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现代化实践范式是中国现代化在历经“西化”、苏联模式化等各种实践范式之后的必然转换.     

钱穆的文化自由主义

近代思想史上,学者对自由主义的关注常常停留在西化派知识分子身上,近代中国命运多舛,政治自由主义在中国并未能成功,原因多归结为救亡压倒启蒙。而西化派知识分子所提倡的"自由"却很少被质疑。自由的内涵除了政治自由主义,更有文化的自由,文化自由体现着传统儒学中特有的自由观念。梳理钱穆对西学的看法,可以感受到文化自由的观念与精神。文化自由实可以作为对政治自由的补充与制衡,展开儒学与自由主义更为内在的对话。从传统学术的精神中发掘出的文化自由观,将可以开创出儒学中西会通新境界的良好平台。     

《家变》:社会转型阶段人伦关系异化的写真

《家变》是台湾现代派作家王文兴的代表作,反映了台湾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农业经济向资本经济转型阶段的社会生活。《家变》中的家庭变故,是通过范晔的心理历程来反映的。家庭变故,主要源于经济原因和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的冲击。小说反映了以作者为代表的西化分子的文化伦理观念和社会“新的变动”。对于行进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文化主体具有警示作用。     

胡适思想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传统与西化”的论争中提出的“一心一意的现代化”“全盘吸收西洋现代文明”的主张,使他一直被认为是“全盘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但他毕生所坚持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揭示的却是一个“古今之变”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只有人文情感和理性精神的全面再生,取代古代那种禁锢情感与理性的宗教信仰,我们才能从古代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然而,近十年来有关“反思现代性”的讨论中,却出现了各种否定理性、主张重建中国社会的宗教信仰,以及把“古今之变”转换成中西方文化对立、批判西方文化霸权的观点。该文试图从胡适思想的角度,来对这些问题做初步探讨。     

论清流派学习西方的思想意识

近代，西学东渐，中国人开始逐步学习西方，于是便有了梁漱仅先生在1921年就概括出的器物──制度──文化这条所谓“西方化”的运行轨迹[1]。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观察，很明显就可以发现，在“器物”这个区段里，学习西方所形成的洋务浪潮重点是朝着两个方向辐射，即经济上的西化和教育上的西化。清流派其主体由具有进士科举功名的一些言官构成，他们学习西方的思想意识，正代表了封建知识分子在社会大变革中更新观念的一种类型。一19世纪6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了洋务运动。进入70年代以后，洋务派在原有创办的军事工业的基础上，着手经营以…     

中国文化研究七十年

五四时期的文化研究跨越了器物、制度层面而深入精神世界,涉及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人生意义及生活习俗等,出现了新青年派、守旧派、调和派之间的激烈论争,其中以新青年派影响最大。五四运动以后,各个阶级、阶层从不同的层面继续探究,共产党人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孙中山迎合时代,形成了新三民主义,他逝世后,不同派系的国民党人从政治需要出发引申附会孙中山学说,莫衷一是,造成了文化观的混乱;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辛勤耕耘,取得了不少成就,东方文化派则主张用东方文化补救西方文明。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文化研究的指导思想,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也出现了一些偏差。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上拨乱反正。近年来,围绕着中国现代化问题而出现的“文化热”,反映了人们的历史深思和向前开拓,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建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