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灾过后的思考

今年，大庆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由于松嫩两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而且洪水洪峰高、流量大、持续时间长，致使嫩江大堤大庆段相继出现演决，大庆的部分油田和大片农田、村庄被洪水淹没。加上东部双阳河与明青坡地洪水入侵和内部降雨集中、洪水量大势猛，形成洪涝，使灾情进一步加重。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有436万亩农田被淹减产组产，32万间房屋被冲塌冲倒．受灾人口达50多万人。洪水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这次防洪渡汛中，我市的防洪工程充分发挥了滞、蓄洪水的作用．有效地减轻了灾害损失。尤其是大庆地区防洪…     

“运河治黄”战略构想

本文设想，与小浪底工程配套，在现有黄河大堤北侧４００米沿线修建一条永久性大堤，新旧二堤形成运河，“束水攻沙”，靠提高水速自然清淤，根治黄河下游水害，造福子孙后代．建议成立黄河开发总公司，将黄河下游地段变成经济开发黄金地段．经初步论证，这一构想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三峡工程建成前后长江中游的防洪形势及其对策

三峡工程建成前,长江中游的防洪形势面临着洪水发生频率加快、江湖关系不利于防洪以及人水争地等问题。因此,三峡工程防洪体系应贯彻工程性与非工程性措施相结合的方针,三峡工程建成后还应加大上游水土保持工作力度,增加三峡工程以上干支流水库的防洪库容,从而使中下游防洪标准进一步提高。     

众志成城 抗战洪灾——茂名市、化州市、林尘镇党政领导抗洪抢险救灾掠影

受台风“灿都”登陆影响，化州市鉴江支流罗江出现50年一遇的洪水，超过罗江堤围1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导致洪水漫顶，罗江林尘镇拦河闸下游约200米处防洪石墙等6次决堤300多米，洪水瞬间涌入林尘墟，墟尾房屋全部受浸，水深至腰部，大部分群众受灾。化州市林尘镇委、镇政府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动员全镇干部群众投入到抢险救灾中去，     

抗战前南京城市内涝成因及其防治

民初南京城内涝频发,究其原因,既与南京城自然气候及地理形势有关,更是河道淤塞、排水设施失修及防洪能力不足等人为治理缺失的后果。国民政府定都之后,南京市政府加大城市水利建设力度,启动“首都防洪计划”,制定了下水道规划草案,初步建立防洪预警机制,城市水患治理取得一定成效,其内涝灾害防治得失,值得认真发掘。     

旧貌换新颜——龙岗“母亲河”

龙岗河——龙岗人们的“母亲河”，位于深圳东北部，是东江支流淡水河上游段，流域总人口约150万人。长期以来，龙岗河的防洪排涝、河流水质、生态景观等方面与龙岗城市发展的整体状况极不相称，特别是与大运会主场馆所在地的定位存在较大的反差。     

关于抗洪精神的几点认识

什么是抗洪精神１９９８年的夏天，长江流域、嫩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等地区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全国军民紧急动员，奋起抗洪抢险。党中央、国务院与抗洪军民心心相连，同舟共济，英明决策，果断指挥；灾区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现场指挥，身先士卒，顽强拼搏；三十万解放军和武警官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连续作战，用血肉之躯铸起冲不垮的大堤；广大人民群众舍小家保大家，舍局部保全局，儿子牺牲了，父亲冲上来，丈夫倒下了，妻子顶上去。这一幅幅震憾人心的抗洪图，这一件件催人泪下的动人事迹，这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展现了…     

科技兴电创佳绩——茂名市鉴江流域水利工程管理局石骨电站的调查

石骨电站是高州水库石骨库区坝后电站，1976年3月建成运行，原总装机容量为2×3000kw，是一宗以农业灌溉、城市生活供水为主、结合防洪发电的水电站，是茂名市鉴江流域水利工程管理局的主要经济支柱之一。     

抗台防洪和提高保险企业经济效益的对策研究

抗台防洪和提高保险企业经济效益的对策研究□保险与防灾防损课题组一台风、洪水的发生不仅给社会财富带来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也给人们群众的生命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同时大大增加了保险公司的赔款支出，使赔付率迅速上升，严重影响了保险公司的经济效益，有时使保险公...     

河长制的历史发展变迁研究

历史上的河流管理制度，其功能主要体现在防洪减灾、农田水利、通航漕运等三个方面。现代社会的河流的管护面临更加复杂的情况，“河长制”作为一种工作机制，实现了管理的创新，在水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面临着组织、协调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和理论困境。     

漳河防汛现状及抢险对策探讨

基于漳河防汛现状,从防汛组织、防汛物料、技术储备及巡查条件等方面分析了漳河防汛与抢险存在的问题。面对漳河防汛与抢险的现实情况和新特点,从河务主管部门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抢险技术科研、技术储备、防洪工程数据库建设、堤防日常养护及防汛力量等提高漳河防汛抢险能力的对策。     

晚清（1840—1911）关中水灾研究

文章通过全面调查历史文献,针对现有研究未能给予关中水灾以充分重视的缺憾,采用统计分析法对晚清关中地区水灾展开研究。研究发现,晚清时期关中水灾频仍,呈周期性分布,且有不断加剧之势;水灾区域分布很不平衡,渭南地区最甚;然1852—1876水灾平缓年间,水灾旱灾交替出现,其交替期最初为十年左右,后转变为两年左右。究其原因,19世纪以来的西北地区气温进入寒冷时期是水灾出现的自然原因,而政治格局的动荡使水灾呈现更为持久和深远的影响。     

1917年京直水灾与赈济情况略述

1917年,京直地区出现了数十年未遇的大水灾,一百多县被淹,几百万人口受灾,灾情十分严重.水灾发生后,北洋政府和社会各界予以高度重视,积极筹措,施行了一系列赈灾措施,使灾民的困苦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在赈灾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的弊端,使赈灾效果大打折扣,这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所造成的.     

1910年奉天新民府水灾与救济——以《盛京时报》为中心的考察

1910年奉天新民府发生严重水灾,灾民遍地,损失惨重.水灾发生后,官府及社会各界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劝募及赈济活动.官方稳妥地进行灾后救济并处理好善后事宜,安靖地方救济工作较为成功.但由于水灾过后未能根治柳河,为以后水患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洪水、葫芦神话的衍变与印缅那加族的迁移

流传于云南的洪水葫芦神话包含三个内核：洪水、兄妹成婚、葫芦生人,是各民族文化交汇的产物。最初是由杜字族人带来的蜀国反映人与自然斗争的洪水神话;其次为朱提的洪水一兄妹成婚神话,反映了败亡南逃的杜宇族人对“直眼人”时代的反思和开辟新时代的愿望;在古代哀牢地区产生并传至云南各民族的洪水一兄妹成婚一葫芦神话,主题为各民族皆兄弟。印缅那加族的洪水葫芦神话表明,他们的先民大约在7世纪时从云南迁出,迁移途中经过了佤族居住地区。     

1933年冀鲁豫黄河水灾与救济

1933年7、8月间,黄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其中以冀鲁豫三省灾情最重,受灾面积达1万多平方公里,受灾人口300多万,财产损失2亿多元.国民政府在灾后成立了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对灾区进行急赈、工赈和卫生防疫.尽管这次赈济活动有健全的组织和制度,但由于投入太少,成效甚微.这场水灾救济的失败,既加重了当时中国的农业恐慌,也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在救灾方面的无力和无能.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的自律机制研究——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在民国水患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灾害使人成熟,大灾往往促生新的救灾机制。在应对江淮水灾的过程中,以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为代表的官民合作型的救灾组织,通过社会文化资本双重考量下的用人制度、两套账务独立运营的经费开支制度以及威慑性的惩戒法规体系等措施,构建了内嵌于救灾组织治理结构之中的自律机制。     

《尘埃落定》中的民间原型解读

文本”的创造与“原型”的转换,始终都存在着一种隔不断地互动连接,直到“文本”以独立的存在形式面世。民间原型的运用使得《尘埃落定》体现出大量的人类学的价值。本文借助民间原型批评理论分析了生殖崇拜与成人仪式、圆形循环与天命难违、洪水神话与征兆等几组民间原型在《尘埃落定》中的置换变形和巧妙结合,从而为阐释这部作品找到一种“元语言”。     

民国义赈募捐机制探析——以1931年江淮水灾救助为例

1931年的江淮水灾对国民政府与社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在政府救灾缺位与不足的情况下,民间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的自救与援助灾区的义赈活动。此次义赈募捐,在机制方面多所创新:组织了纵横交错、辐射力很强的募捐网络,成功运用了各种新式传媒,发动了企业界营业助赈,开展了社会的义赈与慈善公益教育活动,展现了全民参与式的动员广泛性,收到了明显成效。     

气候变化对宋夏战事的影响述论

根据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成果,利用石笋、孢粉、树轮记录对唐宋时期西北中东部气温序列进行了重建,并从横向和纵向分析了气候变化与战事的关系,同时对北宋时期气候冷暖变化和水旱灾害指数变动与宋夏战事的关联性进行了探讨,推论出宋夏战事与气温波动存在负相关关系,与水旱灾害次数和水旱指数呈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