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诗节奏

论新诗节奏肖天莳节奏是由声音的高低、长短、轻重在大致相等的时间里有规律地重复产生的。在这里面，文义语气和文字声音共同起着作用。文义语气制约着文字声音，文字声音配合着文义语气。象乐谱一样，我们可以把一行诗划为若干小节，小节中又有若干拍子。拍子有轻有重、...     

闻一多论新诗

诗人论诗,往往独具卓见。杜甫怀念李白的五律:“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就被认为概括了诗人风格的很有见解的诗评。闻一多先生对中国古代诗歌有过极为精辟的论述,对五四以来的新诗,从理论到实践都认真进行探索,有所创新。“他本是个诗人,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①这里打算就闻先生对新诗的论述,谈一点个人学习的体会。     

论新诗潮

新诗潮春云乍现,曾陷当代诗坛于恍惚而“朦胧”的五里雾中,因为它较早地体现了审美的现代意识,披露了主体性文学思潮所特具的艺术风貌。于是轰动诗坛,一时议论纷纭:赞同者以为舒婷上承戴望舒,恢复了新诗意象化的象征主义传统;反对者认为“朦胧”诗人溺于自我沉醉的“水仙花主义”,背离了新诗形象化的政治抒情传统。其实,新诗潮的意象结构虽脱胎于象征技法,它的启蒙主题却未离弃社会现实,文学的主体意识使它兼顾意象美原则和社会美理想,并将二者浑然融合,卓然提高到新现实主义的艺术境界。新诗潮是对传统的一个超越,那苍茫超越的诗人风格,最精当地阐释着“新的美学原则”。经过历史的淘洗后,已经可以看出新诗潮的美学原则并非别的,而恰恰是文学的主体性。在“朦胧”之雾里,凸现了现代人的主体意识。     

论汉语新诗发展格局中的香港新诗

汉语新诗的成功,香港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因为香港新诗界经过数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建立了迄今最为完备的新诗运作机制.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在汉语新诗领域的真正定型,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放的香港.香港新诗通过对香港这个特殊的区域诗兴情感的抒写,为汉语世界保存了卓然独异的都市诗歌和南国情愫.只有在世界化的格局中审视,汉语新文学和汉语新诗才有了新的价值体系,才有了新的传统内涵.香港始终处在面向世界的开放状态,它应该而且能够承担起汉语文学和汉语诗歌走向世界文学的重大历史责任.     

论新诗的诗体重建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论新诗的大众文化生态

1996年3月，在武汉大学举办的1996年华文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人提出，“写诗的仍比读诗的多”。因为近三年来，全国每年出版诗集500多部，在正式报刊上发表诗歌约8万余首；再加上600种民间诗报、诗刊上的作品，每年诗歌创作的数量当在10万首以上。但是，创作规模可观，却并没有改变诗歌与大众疏离的局面。《作品》副主编杨克认为，是商业主义的效益原则，导致了诗歌与文学刊物、出版社以及其他大众传媒的相互疏离①。意味深长的是，在诗刊社同年4月举办的山东青州诗歌研讨会上，《诗刊》副主编叶延滨则主张“中国诗歌爱好者有数千万，…     

论新诗发展的基本矛盾

任何历史过程都包涵着好些矛盾,任何发展都意味着对于所遭遇矛盾的克服.中国新诗在其历史过程中,自然也遇到了好些矛盾,新诗就是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得以发展.然而有一些矛盾,不仅是带根本性的,而且似乎是永恒的,一部诗歌史,仿佛就是反复面对这些矛盾的历史.如果加以归纳,我认为有四个矛盾:言志与说理,格律与自由,主体性与社会性,明朗与朦胧.正是由于不断以新的观念和新的方式来处理这四个问题,新诗才得以不断发展.为着响应韩国东亚大学教授金龙云先生的热忱约稿,本文拟对此四个问题加以论述,希望引起各方面的进一步研究.     

论闻一多新诗的艺术风格

闻一多是著名的浪漫派唯美主义的爱国诗人;他在艺术上有所继承,也有所借鉴。他说:“我们主张以美为艺术之核心者定不能不崇拜东方之义山,西方之济慈了。”(《闻一多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三、庚.P27)闻一多之所以服膺义山、济慈,是有其艺术观点相通之处,并非尽受其影响。或偶然的巧合。李义山诗以清词丽句著称,但又多用典故、寄托、寓意。往往隐晦难解。济慈与拜     

论新诗的社会文化特性

一.新诗评价冲突的原因在其社会文化特性之中自新诗的星辰辉耀于“五四”的天空以来,诗国的春秋已经过去整整七十余载了。诗不是人类精神的宠儿么?然而七十多年来,新诗却在备受宠爱、备受青睐的同时,又备受着冷漠、贬斥与羞辱。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新诗是现代文学史上一大疑点、一大难题、一个雷区。好之、赞之、嗜之者日夕勤谨地耕作着,以为可以凭自己辛勤的汗水、火热的心灵、庄严的虔诚感动挑剔的读者和诗神缪斯,并为新诗在文学史上争得应有的一席之地,却无奈挡不住讥弹新诗甚或反     

新诗韻律论要

一韵律学是人文学科传统项目之一,中外文献甚丰。我国古代如王士祯《律诗定体》,赵执信《声调谱》,董文涣《声调四谱图说》,现代如王力《汉语诗律学》,启功《诗文声律论稿》,都是这个学科的专著。西方国家的有关著述更多。仅1980年新版《不列颠百科全书》“韵律学”条目所列,主要参考书就有二十部之多。其中十五部是60年代以后出版或重印的。可见现代诗的流行并非取消对该学科的研究。     

论公木的新诗创作

一 公木是三十年代初期登上诗坛的。半个世纪以来,他从未放下写诗的笔。诗,对于他来说,是“神圣对邪恶战争的阵线”,是“结合赤红的心与心的纽带”,是“创造的意志”,是“真理的美”。他爱诗是那样的深沉,在他写诗出现第一次高潮的时候,他表露说:     

新诗可否不押韵--兼论李志元先生的新诗见解

利用汉语字词合体和有声韵平仄的特点,改变新诗语言的现状,借鉴汉语传统诗歌的优点是振兴汉语新诗的关键。     

朱湘新诗创作发展叙论之一 论朱湘“夏天”期的新诗创作

<正> 朱湘优游的生活既终,奋斗的生活开始,乃检两年半来所作诗,选之,存可半数,得二十六首,印一小册子,命名《夏天》,取青春期已过,入了成人期的意思。“我的诗,你们去吧!站得住自然的风雨,你们就生存;站不住,死了也罢。”     

论郭小川新诗体式的探求道路

在诗人郭小川的整个创作历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这就是诗人对于诗歌体式的探求与试验。诗人曾经告诫别人“不要固定于一种形式,要作多种尝试。”从诗人自己对于新诗体式的探求来看,正是在不断实践着这一创作主张,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诗歌的形式是由诸多因素构成,它包括诗歌的结构、语言、韵律等多种方面,闻一多先生认为诗歌要有“三美” 即“音乐美”、“绘画     

论194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

“国家主题”主要涉及文学主题、题材、意象等多方面内容,并可以以类型化、个性化、动态的视野把握文学与历史、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文学史的角度上说,194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由于社会、政治、文化而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本文在充分联系时代语境的前提下,从五个主要方面研讨“国家主题”在这一时期新诗中的呈现,在重绘1940年代新诗图谱的过程中,为中国新诗的国家主题研究提供参考.     

论192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

“国家主题”主要涉及文学主题、题材、意象等多方面内容,并可以以类型化、个性化、动态的视野把握文学与历史、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文学史的角度上说,192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由于新诗体制初创,经历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而更具典型意义.在充分联系时代语境的前提下,从郭沫若的创作及其“典型化”、“爱国诗”及其现代伦理意识、“五卅运动”的分界线与“国家主题”的发展、“革命诗歌”的“国家主题”四个主要方面研讨“国家主题”在这一时期新诗中的表现及内涵,可以在重绘1920年代新诗图谱的过程中,为中国新诗的国家主题研究提供参考个案.     

论早期新诗中的宗教印痕

宗教对于早期新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增加了诗人想象世界的方式,使得新诗无论在题材还是主题上都有可能向某个更开阔的空间迁移;其二,局部地改变了诗人的抒情方式和言述方式,这更多地体现在句式、语调等新诗的文本形态上。宗教不仅潜在地构成一些诗人的精神资源,而且为新诗诞生初期的主题路向、语言材料以及诗人的诗思方式、表达习惯,提供了某种可能的向度。     

胡适《谈新诗》论析——新诗的自然音节是什么

一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最大阻力是来自诗歌领域.诗是传统文学的正宗,素来为士大夫阶层所专擅,白话作品很少.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把小说戏剧出让给白话还是能够容忍的话,那么诗歌世袭领地就不决不容“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用之语”来随便插足.无奈旧文学大势已去,从1917年《新青年》首次发表白话诗,不过两年时间,起来响应的作者就遍及全国. 对新诗的攻击集中在音韵声律方面.领导潮流的革新派不把古文家放在眼里,直斥他们     

新诗的“散文美”——论艾青关于新诗的一个美学主张

新诗的“散文美”这一奇特,尖新的美学主张,是艾青于一九三九年在他的《诗的散文美》一文中提出来的,并贯串于他的整个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本文想结合他的诗论与创作,联系新诗发展的背景,对“散文美”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一) “散文美”决不是“散文化”。艾青作为一位著名诗人,对这起码的常识是不会不清楚的。他说过:“我并不喜欢散文化的诗”。又说:诗决不是分行排列的散文,如果认为“诗只不过是一种分行排列的文字形式”,那么“即使你写了许多采用诗的体裁的东西,结果依然不是诗”。既然艾青并不喜欢散文化的诗,那么为什么又要提出“散文美”的主张呢?让我们先温习艾青在《诗论·美学》里的一段话吧:“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它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它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这也就是说,“敢文美”主张的提出,首先是为了适应诗歌表现一定的思想内容的需要。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