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转型时期的制度创新

一、温州模式 :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　　温州模式是由民间自发创制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 ,具有明显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特征。它的产生与发展有其特有的历史、现实条件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深层原因。首先 ,从形成的历史传统来看 ,温州具有经营手工业、商业的传统 ,有重商和功利主义的区域文化传统。温州历史上曾三次被辟为对外开放口岸 ,近代与海外仍保持着贸易往来。南宋时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注重经世致用 ,提出“功利与仁义并存 ,”主张“通商惠工” ,对后世尤其是对近代温州人影响颇大。可以说“永嘉学派”的功利…     

大传统、小传统与温州经济的崛起——澄清永嘉之学与"温州模式"之纠缠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在破译温州模式的“文化基因”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流传甚广的解释图式:“永嘉之学——注重功利——经济发展”。本文对“永嘉之学”进行历史溯源,以澄清其与“温州模式”的纠缠;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掘发文化“小传统”与乡民从事经济活动的关系,推断民间信仰是产生“温州模式”的关键文化因素。     

《周易》与南宋功利学派

《周易》究古今时势之变 ,极人事以达时措之宜 ,开物成务 ,成顺致利 ,革故鼎新 ,顺天应人的社会与政治改革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南宋功利学派的思想阐述。永康、永嘉学派都推崇《周易》 ,视之为反身修德、究三才之道、广业济世的宝典。事功之学的理论特性深受《周易》思想的模铸 ,追求一种基于“现实原则”的价值判断 ,道义与功利的统一 ,并以后者为基础。     

中西传统人权思想表达体系的不同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育了丰富的人权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表达体系风格,与西方人权思想相较,其表达体系中关于人权的发生、性质、标准均有明显不同,主要表现为:西方持自然发生论,中国持社会发生论;西方持道义功利二元论,中国主张道义功利一元论等。     

张岱年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基本派别的研究

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基本派别应为道义论和功利论。道义论肯定道德价值高于实际利益,功利论强调道德价值不能脱离实际利益。传统道义论以孔子、孟子、董仲舒、宋明理学为代表;传统功利论以墨子、李觏和陈亮、叶适等为代表,两者都有所偏向。传统道义论强调"义"重于"利"、"理"高于"欲"、道德价值高于物质价值和生命价值。先秦墨家功利论主张"利"即"义";宋明时期儒家功利论强调道义不能离开功利。从总体上看,与传统功利论相比,传统道义论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应居于主导地位。从中西比较来看,中国传统功利论体现"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西方功利论则体现"利己主义"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道义论与康德的"道德自律"有相通之处。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传统道义论和功利论,吸收两者合理性的因素并进行创造性转换。     

陈亮政治思想新探

陈亮之"事功之学"将古代功利主义思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自此,中国古代功利主义才具备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陈亮学说是建基于"现实原则"的价值判断之上,追求道义与功利的统一,并以后者为判定标准,这便是陈亮学说的理论基础.正由于其思想学说之特质在于以事功或功利为标识,政治思想便构成陈亮学说之主干,在继承传统儒家主流政治理念的同时,多有自己的创见.     

永嘉学派事功思想的建构与当代价值

对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相关学者基于不同立场、视角有不同的认识。涵盖义理、经制二维,行本于仁义而功见于实事当是其较为完整准确的阐释。周行己、郑伯熊为永嘉学派事功思想之开创者,后经由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几代学人持续之学术耕耘,永嘉学派事功思想体系渐趋完善。叶适之后,学派走向衰微,后又于晚清重振,而无论衰微或重振,皆与学派之事功思想特质息息相关。永嘉学派事功思想为“温州人精神”打下了厚重的底色,是当代温州经济社会发展背后的文化命脉,对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具有重要的启示。     

薛季宣学术思想及其事功特质

薛季宣是永嘉学派发展历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他在继承原有的永嘉程学一脉的基础上,注入了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内容,他怀疑程朱理学自居正统的“道统之序”说,坚持道器不相分离,主张以经制言事功,经史并重.薛季宣学术思想为永嘉学派思想的集大成者叶适,指明了与程学分道扬镳的方向,并且对朱熹、陈亮、吕祖谦等人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     

从永嘉文体到永嘉文派

"永嘉文体"是指在南宋陈傅良、徐谊、蔡幼学、叶适等温州籍进士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新型文体,它实际上是北宋古文运动在南宋的重续.内容上,永嘉文体以经史结合为基础,偏重于阐明经制之学,喜论历朝成败得失之由.风格上,行文气势壮阔,议论辨洽宏博.文学精神上,积极入世,文章为时而发,由历史、经术而指向时事,经世致用之意很强烈.永嘉文体的实践者们有鲜明的写作指导思想,强调和讲究写作技法.其兴起之因有三:绍兴时的科举改革,客观上为韩柳欧苏等人一脉相承的文统和伊洛学说的结合留下了发展的空间;一个政治上的温州群体已经形成;吕祖谦等人对此文体的高度肯定和扶持.永嘉文派是受永嘉文体影响而形成的散文流派,大致可分为三期:早期(1165～1195,乾道、淳熙、绍熙年间),主要以温州士子为主体,代表性作家是陈傅良;中期(1195～1224,光宗、宁宗朝),代表性作家是叶适,作者群体扩大到两浙地区;理宗朝以后即永嘉文派晚期(1224至宋末).儒家文化的基本性格、科举应试的异化、永嘉文体最擅长表达的内容已不适应时代等,是永嘉文派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     

洛学与永嘉学派

北宋永嘉之学,原是洛学的分支;而南宋永嘉学派,却成为程,朱理学的“异端”。本文拟就其学术源流与思想演变,试加探讨。(一) 南宋时期,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唯物主义思想与唯心主义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展开辩论,形成全国三大学派。清儒全祖望说:“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叶适字)断断其间,遂称鼎足”。     

论永嘉学派与朱子学派的分歧

把是否对制度建设感兴趣、是否重视礼学作为永嘉学派与朱子学派的核心差别未免过于表面化。永嘉学派首先着眼于制度设计的合理性,至少在形式上,永嘉学派维护了制度原则的独立性。朱熹认为为学根本在“理会自家身心”,制度设计的原则也不可能独立于天理。这种分歧的思想上的实质源于双方的道、法之辩。朱子侧重“法”自“道”出,法是派生性的,而道是第一位的,因此所有实践的重心应放在求道;永嘉学认为,理学的“道”与制度自身所具有的制度理性———“法”,是互相独立的,对道与法的追求并不必然是时间先后的问题,二者在士大夫的实践中应该是交织在一起。到了叶适,则以“内外交相成”之论把这一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孟子的仁政思想——一种道义至上的精神

在孟子的思想中,"仁政"与"王道""王政"是意义相通的几个概念。孟子的仁政思想,体现了一种道义至上的精神。其基本内容是:以民本为社会基础,以井田制为经济基础,以德教为为政先务,以"不忍人之心"和"亲亲之情"为人性根据,以"仁"或"仁义"为最高原则。孟子的性善论为中国人的道德责任确立了超越性的价值本原,行仁政由此亦成为为政者必然的道德责任和天职所在。孟子既强调伦理共同体必须以道义为最高的原则,同时亦不否定功利、事功的合理性。其仁政、王道原则,与"霸道"在事功、功利层面,具有一种意义重叠的关系。孟子仁政思想的特点,是突出了在"道义至上"原则基础上道义与功利的内在统一性。孟子的仁政、王道论对当今国际社会合理秩序的建立,亦具有积极、现实的意义。     

中国传统道德哲学:道义论遮蔽下的功利主义

中国传统道德哲学被公认为是“重义轻利”的道义论。然而,当我们考察中国传统道德的概念以及为德的目的、价值、动力、调控手段和约束机制时,我们会发现,在道义论的大旗下,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仍然隐含着功利主义思想。道义论遮蔽下的功利主义道德传统,一方面使道义论的道德要求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践履和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使现实生活中的功利追求、感性欲望被控制在道义、理性的轨道上。但是,道义论遮蔽下的功利主义道德传统带有某种“欺生性”、“他律性”、“非纯洁性”的特点,成为“聪明人的远虑,”失去了道德固有的理性自觉、情感自愿的特质。     

南宋“永嘉文体”考论

“永嘉文体”是盛行于南宋乾、淳时期的科场程文体式。开创者陈傅良以及吕祖谦等浙东士人在科场中的成功,使“永嘉文体”大盛,其程文作品被奉为范文在士子间流传,使科举文风趋于熟滥。而陈、吕后来皆悔其少作,体现了永嘉事功之学与科举虚文的深刻矛盾。     

李贽义利思想辨析

李贽的名言“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并非探讨民众物质利益,而是通过对佛教义理“色”与“空”的论述,探讨道德修养问题,以往学者不注意全文,断章取义故有上述误读。李贽重视社会功利,并以此作为评判人物的重要标准,其结论多与儒家的主流意识相异,且构成挑战。李贽又崇尚道义,提倡真心为人。在他理论体系里,功利与道义非但没有矛盾,而且彼此包含圆融无碍。他的思想理论不仅有创新,而且对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     

“温州模式”与中国农村经济的腾飞

温州,地处祖国浙南大地,瓯江之畔。下辖永嘉、乐清、洞头,瓯海、瑞安、平阳、苍南、泰顺、文城九个县和鹿城、龙湾两个区。总面积1.17万平方公里,人口620万。 温州,这块饱经风霜的土地,五十年代是“前线”,六十年代是“火线”,七十年代是“短线”。现代工业寥寥无几,集体经济力量薄弱,人民群众生活贫困。三中全会后,中央关于“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萌发了温州人勤劳致富的美     

浙江省温州人经济研究中心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温州人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于2010年6月,依托温州大学,是一个极富有区域特色的研究机构。基地整合温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源,由应用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一级学科组建而成,下设三个研究方向:一是由陈安金教授主持的"历史文化与温州人经济",重点研究温州人经济的历史文化基因,尤其是永嘉学派     

司马光的义利统一观

本质为道德价值观的义利之辩是中国伦理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尤其是在两宋,更成了伦理思想斗争的中心。在两宋激烈的义利之辩中,司马光的义利统一观最富合理性。司马光自称以“朴儒自守”,但在义和利的关系上,却并未死守儒家正统的“重义轻利”的戒条,司马光认为,道德并不排斥功利。恰恰相反,道德必须蕴含功利,道德的价值就在于它所追求的特有功利性,道义必须以一定的功利为其指归。他明确指出:“夫唯仁者知仁义之为利,不仁者不知也”;“圣人者……以利人为仁”;“道者,所以保天下而兼利之也。”肯定了仁义道的功利性。     

功利·道义·和谐——墨子分配功利主义的伦理生态

分配不仅仅是物权占有关系的调节手段,它还是人的生活状态的反映。墨子认为,分配天然具有功利旨趣,从社会发展与人的生活意义视角,弘扬分配的社会功利意义,有利于实践民之"善生"。墨子分配价值取向的社会功利色彩,使分配成为义利天下的道义性担当。以此为进路,对理解经济生活的本质、实践当代社会的分配正义有借镜之功。     

道义优先于功利:先秦儒家义利、王霸之辨的政治哲学阐释

先秦儒家认为,道义在人类的价值体系中具有绝对的优先性,道义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价值源泉,也是评价社会政治生活的最终依据。道义优先贯穿于先秦儒家的义利、王霸之辨,先秦儒家根据道义原则判断功利,拒绝了结果主义的考虑,强调功利只有符合道义才有意义;根据道义原则品分政治,认识到王道合乎道义,霸道讲求功利,形成"尊王贱霸"的立场。先秦儒家用道义这一最高标准制约功利、区分王霸,形成了对优良社会生活的基本设想。总之,先秦儒家义利观遵循道义优先、以义制利再到义利统一的逻辑,孟荀对义利、王霸关系的认识不存在根本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