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方政策的决策模式

我国地方政策的决策过程表现为三种过程模型，即“中央—地方”或“上级—下级”过程模型、“民主—集中”过程模型和“领导—群众”过程模型。这三种过程模型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从而使我国地方政策决策模式具有了一体化民主的特点。同时，地方政策必须从属于中央政策，其决策权总是有限的，这一特点也必然要在地方政策决策模式中反映出来。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地方政策决策的基本模式是一种一体化民主有限决策模式。     

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回应与环境治理取向

中央环保督察以一种“高位推动”的跨层级治理方式增强了环保执法刚性约束力，由此刺激出各级地方政府多样化的回应方式与治理取向。基于府际关系理论建构的“督察—回应”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回应中央环保督察的行动逻辑考察发现:在环保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采取消极的“一刀切”回应方式，虽能在短时间内缓解中央环保督察所带来的问责压力，转移“治污”主体责任，降低公众对环保约谈的关注度与社会舆论的放大程度，但由此衍生出的多重次级风险不仅会弱化地方政府公信力，也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而作为一种积极的“切一刀”回应取向，既实现了精准治理、典型治理和分类治理的有机结合，也有助于提升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绩效，实现环境“治理有效”。“一刀切”转向“切一刀”意味着基层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逐渐提升，更是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地方文化符号化悖论及破解进路

为应对高度全球化发展造成的“附近的消失”与“地方消失”,符号作为形式化地方文化的“所指”措施应运而生。然而，地方文化符号化这一进路看似合理背后却另存悖论——越想将“地方”象征抽象为某些固定符号，“地方”(能指)越可能被符号(所指)所局限。地方文化符号化产生于现代人在同质化空间构建异境背景下对不同空间感的追求，是在凝练“地方”空间历程中促生的文化转向，以生成地域性文化图样供消费。符号一旦遭遇资本物化，符号泛化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即随之而来，同时以民族为抽象出的地方文化符号能兼备地方性与世界性，不自觉地使其陷入两难境地。当然，“地方”不会因符号而消失，为“地方”灵魂的持存，要强化地方感，避免寻回“地方”进程中的矫枉过正，其破解进路要遵循好本土性、全球性的基本原则，厚植地方个性兼并世界性的包容性、差异化美学来塑造地方文化。     

故地与远方：刘年诗歌中的地方书写

诗歌的“地方性”问题日益引发学界讨论，这是因为经由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与全球化冲击，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失去了其所具备的稳定性，而诗人们的地方写作也逐渐变得空洞化与程式化。面对这样一种地方危机，刘年以肉身行走的姿态寻求着诗歌的语言与精神创造，无论身处故地亦或远方，其地方书写既具自然属性又富有生命超越性，联结了一个有关过去、现状与未来的诗性空间，于是“地方”的意义也就跳出了地理版图中的位置，转为一种精神指向的存在，这种处理方式显示出地域写作的可能性与超越性。     

南朝“行事”考

“行事”是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一项特殊的设置，产生于东晋末年，在刘宋初年已出现相对固定的称呼。它除“行府州事”之外，还有“行郡事”、“行国事”等类型，与以前的“行某官（事）”及北朝的“行某州事”有明显的区别。“行事”是在南朝出镇宗王普遍年幼的情况下设置的，对出镇幼王兼有辅佐和防范的职能。“行事”的设置，对皇权具有两面性的影响。     

图说万象

《“晒’轿车“奖”高考》河北省某中学在校园内高调展出一辆轿车。板方表示，以轿车作为奖品可以激励老师们的积极性，对于改变当地教育落后的状况是很有必要的，同时，出“状元”对学校也很重要。“在目前的教育模式下，出‘状元’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校的教学水平。”目前，全国许多地方都会依据高考成绩对老师重奖，“这体现了优劳优酬”。     

务虚与务实

今年高考安徽卷作文题是“不用时请将梯子横放”。说某公司车间角落放了一架工作使用的梯子，工作人员在旁边写了条幅“注意安全”。有人看到后，建议将条幅改成“不用时请将梯子横放”。对一架梯子的安全警示，派生出两条不同的标语。“注意安全”很模糊，很抽象，不仅仅可以针对一架梯子，更可以作为警示放到水塘边、电机旁等任何一个有危险的地方。“不用时请将梯子横放”则不同，细化而具体。一道高考题反映出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务虚与务实。     

论地方政策的决策模式

我国地方政策的决策过程表现为三种过程模型,即“中央—地方”或“上级—下级”过程模型、“民主—集中”过程模型和“领导—群众”过程模型。这三种过程模型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从而使我国地方政策决策模式具有了一体化民主的特点。同时,地方政策必须从属于中央政策,其决策权总是有限的,这一特点也必然要在地方政策决策模式中反映出来。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地方政策决策的基本模式是一种一体化民主有限决策模式。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主体认知差异及其行动约制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意义重大，但实践中经常能看到“干部干，村民看”或“干部忙，村民怨”的现象。农村人居环境构成的是村民日常意义上的“生活世界”,他们自由而有序地布局空间环境，注重循环利用和物尽其用，而地方政府则将其视为“整治对象”,强调标准化改造以及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的简单植入，两者对“何为农村人居环境”与“如何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存在较大的认知差异和互动冲突。隐性的认知表现出的是显性的行动，主体行动背后更是深受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特点以及新时期“政、纪驱动”的政绩考核机制的约制。地方政府需要在政策转换与实施方面深度匹配农村社会结构特点和村民生活习惯，进而在实践层面探索出一条能够将“传统生态要义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行动路径。     

南宋道学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从真德秀与张忠恕的冲突与“和解”出发

道学思想对南宋从朝中到地方政治的影响是个有待深入开展的课题。南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前后，道学传人真德秀与张忠恕在江东路发生了激烈矛盾，焦点是赈灾、地方赋税问题。理宗宝庆元年(1225)二人同在临安任官时，又在丧礼、人伦、帝王之学、收召名流等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甚至可能因此和解。他们的矛盾与和同，可以从道学政治理论的两截来理解。所谓两截，一截是修身以成“先觉”,另一截是“絜矩”(政事)以实现“天下平”。前者落实在朝廷中，就是所谓“正君”;后者落实在地方治理中，就是合理与公正的赋役以保障民众的财用。真德秀和张忠恕在“正君”问题上取得了高度一致，而在“絜矩”层面产生了分化与矛盾。“一贯”的、内部自洽的道学思想体系可在朝中、地方衍生出不同乃至矛盾的实践方式。     

楼市调控“新国五条”成效引发关注

今年2月底，楼市调控的“新国五条”出炉，当日地产股大幅下挫，多位房产界人士感叹此次调控出了“狠招”，不过更多的人则认为，楼市十年九调，房价屡调屡高。如同前面数次调控一样，“新国五条”把“填空题”留给了地方。3月底4月初，许多地方对这道调控“填空题”给出了宽松的答案——楼市调控第N季轻柔落地。本轮调控将向何处去？     

地方、记忆与艺术：回到地方场所与往昔的历史经验

艺术作为记忆的一种形式，是人、地方与时间的联结之物。“地方”“记忆”与“艺术”具有层层关联及丰富的意义，“地方”是人与自然地点建立意义的精神空间与交往场所，是人类经验与有意义的“场所”。人类的记忆、想象与认同需要具体场所，而记忆、想象与认同则又重塑地方的“场所精神”。地方艺术连接着人对于地方的往昔历史经验，是人重返地方的记忆之物。地方艺术携带着个人、社会及国家的集体记忆，并帮助我们重建人的身份认同与民族认同。在世界民族处于一种松散结构的后民族时代，地方性知识与地方艺术对于身份认同具有重建意义。人通过地方艺术的可见形式，回到不可见的往昔历史经验。人通过充盈着地方场所精神的社会记忆，从而获得故土的身份认同，并通过地方艺术回到精神所栖息的故乡。     

法的地方性与地方性的法——关于法律地理学的一个导论

“地方立法”这个词组包含两个单词，一是“立法”，二是“地方”。关于“立法”的理论已经蔚为大观，关于“地方”的理论尚待培育。法律地理学作为法理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学科，旨在揭示法的地理属性、地方属性，旨在从根本上解释地方性的法。在学术思想史上，法律地理学已有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见之于中国范围内的长城内外、大河上下，以及世界范围内的陆地和海洋，法律都因地理环境的差异而出现分野。从法律地理学的角度思考法的地方性，有助于把地方立法根植于特定的地理环境，更好地体现地方立法的地方性。     

佛山大学开展科学研究的探索与实践

以佛山大学作为地方大学的一个个案，通过对其十余年科学研究工作历程的回顾，归纳出佛山大学在突出特色、服务社会、合理定位、深化改革等四个方面进行探索的经验与启示，试图回答“地方大学的科研应如何定位？”、“地方大学的科研优势和重点在哪里？”这样一些在当前高教改革中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地方院校日语专业人才培养的探索

人才培养计划是决定人才培养方向的关键。作为地方高校，人才培养要立足于发展特色教育，坚持服务地方原则，培养出“厚基础、宽口径、高质量”的适合社会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现代汉语词语“出外”词义辨析

“出外”是常见词，《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到外地去”，不够准确。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论证，“出”意为“到……去”．“外”既指“外地”又指“一定范围以外的地方”。“出外”的准确解释应为“到外面去”。本文的结论有助于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也有益于汉语词典的编写。     

“转译”实践中的“卡脖子”技术人才培育机制研究

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角度来看，高校“卡脖子”技术人才培育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以高校为中心，包括国家或地方政府、产业企业、行业协会、其他国际国内合作院校等主体在内的“转译”实践过程。这种“转译”实践由当前各种人的因素和“非人类”因素共同参与克服高校“卡脖子”技术人才培育的困境，在协同合作的现实要求下，亟须从制度赋能、情境创设、主体整合等层面入手，探索出一种切实可行的优化高校“卡脖子”技术人才培育的模式。     

唐代高丽移民高乙德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

唐代高丽移民高乙德墓志近出西安，墓志记载了高乙德家族世系及宦绩功业，志文中高岑、高孚及高乙德曾任“辽府都督”、“南苏道史”、“海谷府都督”、“贵端道史”等内容，对于探讨高丽后期地方行政体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多种模式新意迭出

制度创新，实践先行。温州市探索建立“三社联动”机制的过程，也是地方就“三社联动”的具体实现路径和模式展开实践的过程。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探索出了许多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和做法。     

新农村建设中的主要实践模式

几十年来，有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的探索，已在包括南京在内的我国许多地方绽放出成功的花朵，一批特色鲜明的新农村相继出现，这些不同的模式，为南京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许多可选择的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