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因素及翻译策略的选择

为提升译作的翻译效果,＂忠实＂原文是必要的。然而,在实际翻译活动中,一味强调＂忠实＂,就无法真正显示出译者的主体性。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主要受制于译者的文化修养和所处的时代背景。应该明确的是：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主体,在制约因素既定的前提下,选择＂忠实＂与＂灵活＂的翻译策略,主要取决于翻译行为的目的性。只有结合实际翻译目的,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才能翻译出成功的作品。     

法律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传统翻译理论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忠实于原文和作者,法律语言因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得法律翻译要求译者在法律翻译过程中,忠实于原文,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信息,不强调译者的创造性劳动。但因为语言的差异以及法律文化的不同,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译者必须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创造性叛逆,才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信息。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译者的主体性

在传统翻译理论中,译者处于＂忠实＂与＂背叛＂的两难境地,译者主体性被长期遮蔽与边缘化,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则为翻译理论开辟了新视角,翻译的主体性问题逐渐成为翻译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翻译实现了由对文本的关注到对译者的关注的转折。     

译者博弈与翻译忠实

翻译是一项有目的的社会性活动,一次完整的翻译活动绝不是译者的独角戏,而是由原文作者、翻译委托人、译文读者、出版社及其他译者等共同参与完成,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有着各自的利益,彼此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对抗。翻译实质上就是一场以译者为中心的多方博弈,其最终所实现的忠实只是译者与博弈各方达成的一个＂纳什均衡＂,而这种均衡是有效实现翻译效益和翻译交际功能的保证。译者博弈既是实现翻译忠实的必要,也是实现翻译忠实的必然。     

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的《边城》两英译本解读

基于翻译目的论,对比分析《边城》两英译本,以期找出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被外译的原因以及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分析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方法,译者与原作者、译者与译语接受者、译者与发起人之间关系等影响翻译的因素,得出戴乃迭译本倾向于异化,金堤和白英译本倾向于归化。两译本都尽力本着忠实于原文和忠实于读者的态度,遵从了忠实原则,同时他们竭力实现了各自的翻译目的。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忠实观

受二元对立认识论哲学的影响,传统译论支持作者中心论和原著中心论,赋予原文与作者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它拟定了一个积极的原文和消极的译文,译文只是原文的临摹或仿拟,必须要忠实于原文,做到与原文完全的对等。女性主义的翻译解构了传统翻译忠实观,质疑原文的忠实地位,否定传统的原文高贵而译文低贱的等级观念,对＂忠实＂给与了重新表述,认为＂忠实既不是对作者也不是对读者,而是对写作方案——一项作者与译者都参与的方案而言的＂,同时为女性主义译者为借翻译之名建构自我身份提供了最强大的理论武器。     

译者：一个新的忠实对象

对翻译应忠实于谁这一问题,以往的研究总是试图从译者主体外部为翻译寻找参照对象。文章在充分考虑译者主体及其主体性的前提下,提出一个新的翻译忠实对象,即译者本人。文章分析了对译者的忠实在翻译目的、译者理解和译者表达三个不同层面的具体体现,最后就这一新的忠实对象与以往研究中的忠实对象之间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     

翻译与性别——由女性主义触发翻译研究的反思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理论冲破了二元对立,重释忠实,强调译者的主体性。从女性译者的身份出发,强调凸显其主体性,张扬＂叛逆＂即再创造。然而,为了实现其提高女性政治地位的目标,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过于强调对语言的＂操纵＂和对译者的＂干预＂,在翻译策略和翻译效果上存在矛盾之处,有些观点也较为激进,因此,现代译者必须持辩证态度对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才能更好地加以利用并取得成就。     

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角度解读“不忠的美人”

＂不忠的美人＂是翻译界流传很广的一句经典,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出现彻底颠覆了这种传统的忠实翻译观。从女性主义及其翻译观入手,通过分析作者与译者、翻译与性别的关系,探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忠实的创造性叛逆,并提出该理论的局限性。     

浅谈译文的准确性与通俗性

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创作 ,译者在翻译中除了要忠实于原作者外 ,还需充分重视译文读者群的文化、风俗习惯和语言环境 ,也即译文的通俗性 ,以争取达到最佳的翻译效果     

从译者的主体性看麦都思的《尚书》译本翻译策略

＂文化转向＂视野下的翻译理论充分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译者从忠实的＂仆人＂提升为具有创造性的＂主人＂,译者的主体性决定了翻译文本的选择与翻译策略的取舍。在译者主体性关照下探讨英国新教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尚书》译本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分析麦都思的译者身份在翻译策略中的体现,以期能够为促进今日之中国典籍西译、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提供可资参照的历史经验,并为今日世界翻译的理论建构以及中国译学理论建设提供丰富的范例。     

从《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看“忠实”的度

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为例,对"忠实"的度进行分析,认为由于翻译目的不同,使得译者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也就导致了对原文的不同的"忠实"的度。此外,还分析了一些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因素,如赞助人、读者群、原语和的语地位等。因此"忠实的度"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游离于"绝对忠实的译本"和"创作"之间的点的集合,即在两者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文本。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翻译一直被看成以忠实为绝对准则,不具有任何创造性的行为。译者被认为应竭力摆脱主观性的束缚,使译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但文学翻译有着不同于其他翻译种类的很独特的特点。在翻译过程中,很多因素必须被考虑在内,绝对忠实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文学翻译实践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已成为文学翻译不可避免的本质特征之一。     

从《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看“忠实”的度

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为例，对“忠实”的度进行分析，认为由于翻译目的不同，使得译者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也就导致了对原文的不同的“忠实”的度。此外，还分析了一些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因素，如赞助人、读者群、原语和的语地位等。因此“忠实的度”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游离于“绝对忠实的译本”和“创作”之间的点的集合，即在两者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文本。     

“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相关概念辨析——译者行为研究（其七）

译者行为研究是对译者借翻译活动参与社会的社会化过程（角色化）的研究,译者的角色化之于译文上的表现需要通过构建评价模式加以描写和解释,而＂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具体化的产物。该评价模式与译者行为的研究和评价涉及一些概念,廓清其中容易混淆的一些概念,如＂求真＂、＂忠实＂和＂求真-务实＂、＂忠实＂和＂忠实度（性）＂、＂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忠实＂、＂忠诚＂和＂原文＂、＂原意＂等,纠正传统认识上的一些偏颇,有益于该评价模式的不断完善。     

翻译伦理再思考

翻译伦理作为翻译领域的一个热点,相关研究刚刚开始,文章通过对翻译主体间伦理的系统回顾,指出翻译主体间伦理的讨论不能单纯强调译者单方的责任或权力,其他主体如赞助人、评论人同样对于理想翻译的语言或文化动因的实现负有责任。同时,对译者忠实于文化间伦理的必要性、作者给予译者不忠实的权利、Lefevere有关中西方忠实策略的不完善之处、译者的可读性、责任的相对性以及赞助人的多层次性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无损失的翻译”与翻译的虚无——再论传统翻译理论的“忠实观”

我们只要问一句：有没有一种不具有翻译性的翻译存在？如果没有,那么“翻译性”或“变异性”就是翻译的本质属性。一切文本一旦遭遇翻译,它就获得了自己的翻译性。如果说原文所要求于翻译的是忠实,那就应该是一种充分忠实于翻译的本质属性,并同时让译者在翻译时履行对自我显现行为的忠实。     

从意识形态的操控看李提摩太的《百年一觉》

传统翻译学注重翻译标准的确立并恪守＂忠实＂的翻译标准,却忽略了文本之外的因素。安德烈.勒菲弗尔曾指出翻译是意识形态操控下的改写,这个观点恰好为《百年一觉》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通过译者李提摩太对译本的选择和采用的翻译策略可以看出《百年一觉》是意识形态操控下的产物,这也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入乎其内 出乎其外——张培基先生《狗》的译文构建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常用以形容文学创作,其实亦可以用之于翻译。翻译也需＂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入乎其内＂以求理解,＂出乎其外＂以求表达。理解与表达密不可分。选取张培基先生的英译文《狗》为研究对象,从视觉转换、遣词用句等方面分析了其翻译策略和技巧。并强调在翻译散文的同时,一方面译者需要深入原文,探究原文真谛,可谓＂入乎其内＂;另一方面,译者又需跳出原文之外,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用目标语将其忠实自然的再现出来,堪称＂出乎其外＂。而《狗》的英译本以其清新自然的风格,再现了原文信息,很好地实现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翻译效果。     

翻译“创造性叛逆”：一种深度忠实

传统翻译忠实标准强调理想化的忠实而轻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认为创造性叛逆是对忠实标准的背叛,忠实和创造性叛逆是对立的。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论证了创造性叛逆忠实于翻译主体（即作者、译者和读者）,忠实于文化交流和传播,忠实于翻译自身的发展,从而得出结论：创造性叛逆不仅不是对忠实标准的背叛,反而是深度的忠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