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学的神圣化与元代《诗经》研究

由南宋至元的一二百年间，我国的《诗经》学发展经历了一段十分特殊的历史道路。由于理学家的介入，南宋开始，出现了对《诗经》及其研究的神圣化，并以直接、间接承继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诗学为荣耀。有元一代紧承宋后，自然也就形成朱熹一家之学独擅的局面。元代诗学唯宗朱传，少见异说，严重流于封闭化和狭隘化，极大地束缚了元代学者的创造性和开拓精神，最终导致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少有创新，实在值得深思。     

闻一多《诗经》研究对《诗经》中情诗读法的影响

闻一多《诗经》研究中的分类研究使情诗篇目被界定而清晰,呈现丰富的世情内容;再有,其字词训诂讲求读懂情感的隐语。还原初民生活现场;同时,闻一多凭其诗性想象力和述学语言鉴赏情诗的写与读;而因作者缺席、模糊,《诗经》情诗读法必须合乎文本整体逻辑性,“有效解释”需较大限度反映作者所处的语境。闻一多的《诗经》阐释与当前盛行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形成参差对照,给情诗新读法以审慎启示。     

梁启超的《诗经》研究

作为中国近代文学、美学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梁启超在多个学科和领域都有开拓,《诗经》研究也不例外,这具体表现在：第一,提出《诗经》的读法问题,对《诗经》作文学、历史、应用的多重解读;第二,以《诗经》为范例,探讨中国古代诗歌情感表现方法;第三,从时代、心理、审美趣味的变迁出发,探讨《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另外,梁启超的《诗经》考证,由于注重材料搜集和归纳方法的运用,也取得一些值得重视的成果。     

试论司马迁的《诗经》观－兼及《史记》与《诗经》之关系

从史学与文学两个角考察,《史记》中充分地体现了司马迁的《诗经》观,《史记》与《诗经》两者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史学角度看,《史记》不少处借鉴利用了《诗经》,从文学角度看,《史记》又评论探究了《诗经》的诸多问题,作为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两部典籍,探求《史记》与《诗经》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而深远。     

尚武与嗜血——《诗经》和《荷马史诗》中的东西古代战争文化比较

通过《诗经》和《荷马史诗》中的战争诗歌可以发现,东西方在战争文化上存在诸多差异性：从战争的目的来看,东方主要是保家卫国,西方侧重于暴力扩张;从战争的审美来看,东方尚武,西方嗜血;从对战争的反思来看,东方厌战、渴望和平,西方则对战争无限向往。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东西方的地理条件、政治意识和社会文化的显著不同。东西方的战争文化特征在当今中外领土争端中得到了强烈的映射。     

《诗经》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

出土文献研究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字的考证训诂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在出土文献研究中引入文学解读方法,可帮助厘定出土文献与已有资料的异文考辨。此外,出土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在治学方法上都注重文化背景,出土文献研究借助文化考察对文字作出新的训诂,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空间。     

王夫之《诗经》诗学研究

《诗经》诗学研究是《诗经》研究的薄弱环节,正是在这个环节上。王夫之以其深邃的思想和辛勤的耕耘,登上了古代《诗经》诗学研究的顶峰,总结其成果及其经验,对当代诗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     

80年代初的《诗经》研究

８０ 年代初,是建国以来《诗经》研究的第二次高潮。通过对诗经成书、流变、创作方法;孔子与《诗经》的关系;《毛诗序》;《雅》、《颂》;《国风》中的典型篇目的研究,是对这一时期《诗经》研究的重新探讨     

论《诗经》名称之英译

《诗经》名称英译为The Song Book或The Book of Songs不符合《诗经》的实际情况。又因为＂经＂与＂集＂构成矛盾,英译为The Poem Scripture或The Scripture of Poems不可取。英译为The Poems和The Mao Poem Book或The Mao Book of Poems也不可取。《诗经》名称应该英译为The Poem Book或The Book of Poems。     

浅谈《诗经》与《楚辞》中女性形象之差异

《诗经》和《楚辞》是我国古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女性这一主题,两者都从不同的方面切入,分析了女性形象。但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因素造成了两部作品在女性审美上的截然不同。     

《诗经》之结构性观察分析:来自心理学的视角

<诗经>数据库可分为文化记忆数据库与历史记忆数据库.文章采用结构性观察法,根据诗歌中呈现的"复沓结构",观察诗人的复述和变化行为.研究发现,<诗经>文化记忆数据中呈现出由"全部复述,只出现字的变化"这一最简单的口语传统创作模式,到"完全不复述"的书面创作模式的稳定过渡,而历史记忆数据中呈现的创作语法属于无序变化.研究结果对揭示<诗经>创作风格的变迁有重要的意义.     

《诗经》成语演变研究

对源于《诗经》的成语及其演变进行研究,考察其演变过程。认为社会发展、作家的主观性、讹变、词义的变化是导致《诗经》成语在形式和意义两方面发生演变的主要原因。     

《诗经》所见“德音”考论

《诗经》中“德音”一词的确切含义,历来争议较多.“德音”应当视为并列式词语而非偏正式词语,“德音”即为“德言”.理清“德”字的内涵是正确理解“德音”一词的关键,而“德”字在西周的文献典籍中,个体内在的心性道德不是其主要意蕴,外在的“行为”义是西周时期“德”字的主要用法,“德音”可以理解为“言行”.     

出土文献与《诗经》学研究二题

20世纪出土文献中存有大量与<诗经>相关的材料,能够深化<诗经>研究.结合丰富的简帛文献,在更为广泛的文化背景进行考查,<关雎>诗旨的阐释经历了一个由简入繁又复归于简的过程,司马迁所言孔子删诗之说也是可信的.     

诗本义与《诗论》、《诗序》——以《关雎》篇为例看《诗论》、《诗序》作者

探明诗本义,对于正确理解《诗论》与《诗序》,判别其各自作者,有积极意义;区别《诗序》之大、小,同样有助于判别其各自之作者,并可加深对《诗》学传承与发展的认识。而诗本义,则历古以来多被义理之学所歪曲;《诗序》之大、小,自陆德明以来亦已不甚区分。     

论闻一多的《诗经》研究

闻一多<诗经>研究的述学文体、理论运用、观念意识,在考据、阐释、鉴赏的结合、推进中,全面展现出<诗经>字字句句蕴含的原始生命力.在<诗经>研究中,闻一多表现出不袭旧说、直切本源的果敢,但也最大限度做到释古可信、步步为营.这对当今学界,<诗经>研究的文化人类学阐释滥觞很有警醒意义.     

《诗经》与儒家美学

《诗经》通过孔子的阐述,成为儒家美学的根基。之所以如此,除了孔子自身的思想外,《诗经》的文本比较好地体现出了四种品格:比兴品格、写实品格、言志品格和温柔敦厚品格,儒家美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得以生发的。     

乌托邦视角的现代性反思

由于放弃了超越性的终极价值层面,现代性的社会理想凝固化为实托邦,成为"单一的现代性",隐藏着"现代性之隐忧"。走出这种现代性困境,需要突破意识形态框架,在现代性与乌托邦的相互关联中,使现代性成为"一项尚未完成的规划"。一方面,从乌托邦维度开启现代性的诊断与治疗,享受现代化的积极成果,试图走出困境和出路;另一方面,运用现代性语境中的普世价值,乌托邦思想本身从目的转向过程,形成人类实践活动中的"辩证乌托邦"观念,发挥乌托邦观念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