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恩对农民起义的态度

吴承恩是明代著名的古典神话小说 《西游记》的作者。由于吴承恩的思想中具有比较突出的民主倾向,因而使《西游记》成为一部具有强烈人民性的古典文学作品。 但是,有些《西游记》的研究者根据小说。的前七回描写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就认为吴承恩具有对封建统治的“叛逆思想”;有的甚至断言,吴承恩,“对于历史上的和当时的人民起义。不仅是了解的,而且是关心的,同情的”①我认为这样的结论是和吴承恩的阶级地位、政治立场大相径庭的。这里仅就吴承恩对农民起义的态度问题,谈一点不、成熟意见。 吴承恩生“活在明王朝中后期”(1500一1582…     

吴承恩“荆府纪善之任”和《西游记》写作刊刻考论

关于《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晚年的“荆府纪善之补”,对于其是否实际到任，近百年来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通过考证归有光、吴承恩长兴县征粮事件，对吴承恩《送入我门来》和徐中行《送吴生游楚》两首词的解读以及对《西游记》存在多位合作者、《西游记》“官板藩刻”等情况的考察，可以确认吴承恩晚年有“荆府纪善之补”,并且确曾到任就职，并在蕲州荆王府创作了百回本小说《西游记》。如此，那就与世德堂本《西游记》陈元之所撰序言中揭示的《西游记》作者问题的线索，即与某藩王府的三个“或曰”的内容严丝合缝，这对于认定吴承恩对《西游记》的著作权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吴承恩创作《西游记》最迟在隆庆四年(1570年)。     

再论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

鲁迅先生为了实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拨,认定吴承恩做《西游记》的作者,从而在客观上否定了《西游记》的文化载体意义和社会认识价值。此后,由于作者的限制,《西游记》的文化研究始终不能有所深入。为了真正探索《西游记》的文化意义,我们就不能不对鲁迅先生的《西游记》作者研究进行一番反思和考证。     

《西游记》中的密教影响

《西游记》是中国的一部长篇神话小说,在中国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男女老少人皆知之。此书的作者是吴承恩,他大约生于16世纪初年,卒于16世纪80年代。在吴承恩写成《西游记》之前,关于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故事早已在民间广泛流传并出现了若干文学作品。例如,宋代有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代有吴昌龄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明初有杨景     

执行体系完备 福利服务便捷——澳大利亚社会福利制度一瞥

2009年7月6日-11日，本文作者赴澳大利亚悉尼先后参加了中国社会政策研讨会和澳大利亚社会政策研讨会，并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社会福利署官员进行了座谈，     

且慢一锤定音,如何?──求正于严昭柱先生

作者认为，“典型”属现实主义美学范畴，是现实主义创作规律的一种理论表现；将“典型”规定为创作的普遍规律、又进而规定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不容置疑的观点，其科学性很值得怀疑。本文即就其中若干论点作了一些讨论。     

试论新时期特大城市的政协工作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新时期大中城市的政协工作值得认真研究。本文作者联系上海市实际，对新时期特大城市的政协工作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对如何把握政协工作的规律，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是对把握政协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主要内容，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述。     

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

本文作者是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教授.这篇文章是受亚洲研究协会中国和内亚理事会委托,为《中国古代史论丛》撰写的.作者主要介绍美国和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情况,也谈到我国台湾学者的研究,在展望未来研究方面,认为值得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并提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家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对历史所作的富有生气的和令人满意的解释",是重要任务之一.     

试谈庚子年间署黑龙江将军寿山的抗俄主张──兼与黎光同志商榷

《北方论丛》一九八○年第二期刊登的黎光同志《爱国抗俄的署黑龙江将军寿山》一文,对寿山在甲午战争及庚子年间的抗战活动作了介绍,明确地提出了一些看法,读后颇受启发。本文仅就寿山在康子年间提出抗俄主张的过程以及这些主张的演变谈些看法,凡与该文不同之处,恭与黎光同志商榷。 (一) 寿山,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一九○○年一月继恩泽为署黑龙江将军,八月自杀身亡,任职仅七个多月。 寿山就职后,首先面临的是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是时,不仅沙俄攫取了东北的路权,强占了旅大,极有一口吞并三省之势;在祖国东南部、西北部以及津、沽近畿一带,列…     

道教与志怪传奇小说的渊源关系

道教与志怪传奇小说存在着渊源关系.首先,从道教的文化生成来看,道教一方面采中华文化之元气而结胎成型和发展壮大,同时又返潮回流,以各种途径给予中华文化以巨大影响,以同样文化为创作背景和表现对象的中国古代小说自然难免受其濡染.第二,从志怪传奇小说自身来看,对神仙恋慕,对怪异的崇尚使小说作者与道教难分难舍.第三,道教在世俗化的过程中自觉地利用小说来传教,从而使某些道教作品呈现出小说化的倾向.     

《桃花扇》中的桃花扇样式考辨

桃花扇是侯方域和李香君的定情物,对其样式,学界一直有＂团扇＂、＂折扇＂之争。从明代开始,折扇逐渐代替团扇被广泛使用。《桃花扇》剧中有12出涉及扇子,其中5出为桃花扇。桃花扇当为折扇。     

元明时期中国与马八儿、琐里交通史新考

本文认为,元末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的马八儿屿指的是马八儿苏丹国.伯希和认为,西洋琐里国王别里提、琐里国王卜纳的是同一人,两国是同一国.本文认为,两国不是同一国,别里提、卜纳的都是马可波罗讲的马八儿王号Bandi的异译.永乐以后,南印度被维查耶那伽尔王朝统治,所以琐里不仅不见于正史,也不见于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史籍.前人提出,《元史》记载中的至元十八年马八儿王号“算弹”是苏丹的音译.本文认为应是sundara的音译.而延祐元年遣使的马八儿王昔剌木丁即Sayyid Jalal-ud-Din Ahsan.     

吕大临生卒年及有关其《祭文》之作者考辨

吕大临是关学研究中的重要人物。通过甄别当前学界关于吕大临生卒年的各种异说，可以得出吕大临生于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卒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并结合史料对《伊洛渊源录》卷八关于吕大临的《祭文》之作者作出合乎逻辑的考辨。     

先秦两汉文人“立言”内涵的历史考察

建安之前中国古代文人心目中的"立言"内涵,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文人的立言实践发生了一些变化.其表现在于其一,立言的情感色彩日益浓郁,这主要缘于文人立言的主体意识日趋自觉;其二,立言的内容逐渐丰富,就其包含的文献典籍来说,大致经历了由春秋中叶之前的经、史,到春秋中叶至战国后期的子、集,再到两汉时期的经、史、子、集的变化过程.不过"立言"作为对有关国家政治、道德教化之言辞的记载这一主旨在文人心中仍占主导并贯穿该期始终.     

"礼器"的文化阐释

郑玄、孔颖达等训诂大师皆将《礼记·礼器》篇名及篇首“礼器”之语诠释为“礼能使人成器”。这种解释与孔子“君子不器”的哲学命题相悖 ;孔子和儒家认为人乃“天地之心” ,礼是人治国、修身之器 ,故“礼器”不得解释为“礼能使人成器” ;儒家坚信一个真正的君子不能仅有一器之用 ,而应该成为博学通才。“礼器”当为古汉语判断句式 ,意思是“礼是器具” ,可以理解为“礼是人修身之器”。     

从管理体制的变迁看京郊村落的发展——马连洼村的个案研究

本文是一个社会学的追踪研究,通过对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1926年和1956年曾两度研究过的京郊四村之一——马连洼村的实地调研,对建国以来该村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过程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在农村管理体制变迁过程中暴露出人与资源、不同利益群体收入、农村管理机构膨胀、价值观念冲突等种种矛盾。本文章试图对这些矛盾进行分析,寻找我国城郊农村完成其都市化过程的特点和规律,探究城中村的治理问题。     

李白的诗美学思想及其盛唐特征

从陈子昂提倡"风骨"论到李白再次提出"风骨"论,形成了初唐到盛唐的一股美学思潮.李白以美学史家的巨深眼光,充分认识到美学史的发展状况,善于进行思想的融合.他推崇建安时代的"风骨"美学,成为他的理想目标.天然、清新是李白的又一重要的美学思想.它要求审美形态回归本体.它宣告了六朝美学的终结,同时宣告了另一个美学新时代的到来.因而,它具有盛唐时代特征.     

释“藜”、“莱”、“藋”

古代的蔬菜是农史、饮食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以《说文解字.艸部》所收＂藜＂、＂莱＂、＂藋＂为例,单看解释,三字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而通过考察可知,＂藜＂是古人常食较粗劣的野菜,＂莱＂为藜的别称。＂藋＂与＂藜＂同类,其＂灰藋＂一词得名之由是因其叶背面灰白且植株高大,并非因＂枝叶翘趯＂而名。＂灰藋＂后世方言音变也称＂灰涤＂、＂灰条＂。     

李纲宣和水灾奏议的历史书写

宣和元年（1119）五月，洪水危及开封城的安全。李纲指出此为灾异，劝谏宋徽宗要罪己求言以及改变作为，却被贬外。之后李纲反思北宋灭亡时，将宣和大水视为亡国的征兆。李纲去世后，其宣和水灾奏议逐渐被书写为靖康之变的预言。蒙古崛起威胁南宋生存之时，有识之士不断借用李纲水灾之论劝谏当权者加强国防，防止历史重演。     

“修辞立其诚”新辨--兼论周策纵持议之失

“修辞立其诚”历来被解释为修辞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对此,周策纵提出了颇有影响的反对意见,即“修辞”与“立其诚”为平行之二事,意为修饰语言文辞和建立诚实,与修辞并无关系。然而,周文的三个主要论据均存在关键的纰漏,并不能充分证成其论断。从文本语境的角度考察,“修辞立其诚”原是政治语境下的言说,关涉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思想;它与作为内圣工夫的“忠信”并列,表外王工夫,意即为政者修缮教辞以显立其已有之诚。当然,修缮教辞以显为政者之诚也是一种修辞,只是它特指行政事务,不应被泛化为一般的修辞学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