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小说中的死亡意识

本文描述了新时期的作家们在异质文化影响下对死亡意识由规避到接受、直面、习惯的发展轨迹,进而剖析与死亡意识同生共存的时间意识在新时期的内在变异,认为：生活在新时期的作家们延续了古典文学作品中“怀旧”与“出世”的时间意识,同时渗入强烈的时间焦虑感和对永恒的追求,并更多注目于人的生命本质———“现在时”;新时期小说的这种转变,对丰富文学创作,对引导人们真正认识死亡,建构一个民族对生命本质和人类永恒的科学认识,都有着特殊的积极意义     

阅读徐■的“死亡”

徐是“后期浪漫派”的重要作家，本文以其对死亡的叙述为切入点，探究作者对死亡／生命的超越与淡漠、远离与切近、入世与隔世的态度。     

浅析薛涛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死亡问题”

作为中国第五代儿童文学作家的杰出代表，薛涛的作品一直以精巧的语言和富有想象力的情节而备受儿童读者的喜爱。但与此同时，其作品中的死亡主题，也因审美对象和读者群体的特殊性，而鲜被人关注。论文在对薛涛作品中的死亡线索逐一梳理后，发现作家正是通过构建一个个饱含哲思和人文情怀的故事，消除了儿童对死亡的恐惧感与神秘感，让死亡的生命在其笔下达到了“虽死犹生”的效果。因此，薛涛小说中的死亡话题是一个极具价值而且不容回避的研究方向。     

超越有限——中国传统家训的死亡智慧

中国传统家训作为一种表现人的理性的文化，在对死亡问题的探讨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死亡观。表现为两种“生也不为娱，亡也不为威’和“未能知生，安能知死”的死亡态度，提供了两条超越有限的途径：一是以族类的绵存来超越个体生命的死亡，二是以追求高于生命的终极价值来超越个体生命的死亡，从而追寻着自己独具特色的人生境界。     

蒙古族作家海泉创作印象——男权话语

构成民族精神的某些群体性特征,实则是很男性化的。它在作家海泉艺术世界中,突出地表现为某种以男性话语为精神主体、弥散男性性格元素的“游牧精神”,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原生态文化氛围和草原民族本真的生命存在形态。尼采格外强调“艺术家现象”和“男人现象”对理解艺术的重要性。从其“生命意志”论角度来理解海泉的男性话语世界是一个契入点。就作者文本中体现出的生命意志的极度膨胀、生命本体论的人生及诗学观等等,即可见出作者写作本身就是“男人 艺术家”的组合现象。作者笔下一个个“远征”在路上的现代亦或古代骑士,隐喻着一个男人成长的故事,他们为游牧文化基因中那些永不安分的生命活性元素所催动,选择“远征”并“只能这样”。在他们的身后,有着游牧民族父辈文化的教诲与草原母性文化无言的支撑、牺牲和铺垫。     

以“四学”推进终身教育

在鼓楼区．有两句话深入人心——一是“要么学习．要么死亡”；二是“学习的速度跟不上变化的速度，等于死亡”。这两句话体现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充分反映了当今时代的特征。鼓楼区发展终身教育．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始终遵循“有其学．优其学．乐其学，终身学”的“四学”思路．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李贺与爱伦·坡诗歌中死亡主题的比较

“死亡”作为一个永恒的主题，不厌其烦的被加以描述。其中美国著名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爱伦·坡（Edgar Alan Poe）以死亡为主题的作品对后来的文学思潮和许多作家的创作都产生过深刻影响。而中国中晚唐诗人李旋是以其奇诡的“鬼”诗称著于中国古代诗坛，将鬼魅与死亡这类丑陋的意象，幻化成别具一格的美感，并对生与死的问题进行了形而上的探讨，因而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深沉的哲学意味。在本文中，作者对这两位诗人的诗歌主题进行比较，目的在于阐述两人在其死亡主题的创作原因，表现手法和对哲学意义的思考上有着惊人的相似，值得我们的注意。     

“尼克”死亡情结之初体验——海明威短篇成长小说系列之《印第安营寨》

海明威早期的短篇小说《印第安营寨》（《在我们的时代里》1925）中,主人公尼克在与父亲一起出诊的过程中所体验的稚嫩的人生“历险”初步反映其对死亡的思索：生与死可以看成是一对兄弟,生死是一个圈,有生就有死,死中孕育着生。正是这一“死亡情结”之初体验贯穿了海明威文学创作的始终,蕴涵了其人生哲学：生活总是辨证统一的。生命与死亡可以比肩为邻,相互较量。     

张贤亮的直觉艺术

张贤亮创作的“伤痕”小说，以“西部”的幽默对荒谬的年代做了无情的嘲讽。在《灵与肉》、《肖尔布拉克》、《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一系列“西部作品”中，价值体系的核心是“土地”的思想，是对于“根”的确立；透露了张贤亮个人体验的世界里有一个关于性爱、婚姻的天地；对于“饥饿”的非理性的个人体验，是柏格森“直觉主义”的艺术表现。而在１９８９年创作的《习惯死亡》，是作家对中国今天的种种“体验”、种种看法，极端的政治思维使《习惯死亡》处处流露着“不同政见者欲”，与所有的“西方文化中心论”者一样，《习惯死亡》也对中华传统文化持“虚无”见解，将对中国文化的否定追溯到“根”。这里不再疏导“右派情结”，而将其写成“病灶”，在表演具有政治意义的“堕落”之上表演具有政治意义的“死亡”     

向死而生——试论余华小说的死亡意象

死亡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也是众多文学家情有独钟的灵感源泉.在中国当代文坛,余华是一位执着书写死亡主题的作家,死亡意象成为余华对现实世界认知折射的中介,同时也展示出作家直面死亡的勇气.文章从死亡意象的角度切入,探索余华小说中死亡意象之下的生命意义,并且通过对作家童年经历的探究,解读其潜藏于内心世界的死亡情结的成因.     

路遥编辑工作与文学创作的互动

路遥的编辑生涯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山花时期＂是1971年至1973年,路遥编辑诗集《延安山花》和文学报纸《山花》,它们都产生于文革期间文艺创作非常活跃的延川县;＂延河时期＂是1976年至1982年,路遥因文学才华的出众被分配至《延河》文学月刊担任小说编辑。1982年路遥成为专业作家。路遥的编辑工作与文学创作互相促进,使路遥成长为全国知名作家。     

地方院校师范生抗挫折心理能力与生命价值观的关系研究

为探讨地方院校师范生抗挫折心理能力与生命价值观的关系，本研究采用“抗挫折心理能力问卷”和“生命价值观问卷”对1240名9币范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地方院校师范生抗挫折心理能力与生命价值观相关显著；地方院校师范生抗挫折心理能力对生命价值观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始原性创伤的肆意涂抹——评张爱玲长篇小说《小团圆》

张爱玲小说《小团圆》中作家自身的始原性创伤体验非常突出,张爱玲藉文本来铭刻生命的创伤,将被压抑的欲望与恐惧改头换面,重现于字里行间。这种创伤性体验不仅成为其创作的根本冲动,并且对作品产生了倾向性的根本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固恋童年,拒绝现实;二是专注于男女之情的描述,表现爱的始原性创伤。     

《庄子》与中国小说的起源

《庄子》与中国小说起源的关系密切,＂小说＂和＂小言＂等小说概念出自《庄子》,概括中国古典小说审美精神的＂志怪＂一词出自《庄子》,《庄子》寓言中含有《山海经》＂奇说＂式的小说内容,这些使《庄子》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源头。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小说》、《志怪》为名的第一批小说专著,是《庄子》对中国小说起源深远影响的必然结果。从出土的先秦小说可看到《庄子》小说内容的历史背景,也显现出《庄子》的独特之处,它是中国小说的理论源头。     

“和文化”与跨文化传播

中华“和文化”若要实现跨文化传播,应厘清如下议题：1．中华文化缺乏跨文化能力的原因;2．到底什么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华文化要传播什么;3．“一多不分”是“和文化”的特征：君子有“和”文化,小人有“同”文化;4．“一多二元”不是“和”文化;5．“和文化”是具有穿透力的文化;6．学习比较中西文化精神的阐释话语,是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根本能力。     

杨树达词汇训诂商榷三则

对杨树达先生的词汇训诂提出三条商榷意见:(1)"螮蝀"不当拆骈为单;(2)"狱"不当训两犬相守;(3)"属"释义颇嫌附会。     

《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中的死亡之思

加拿大作家扬·马特尔在《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中频繁使用死亡元素进行文本架构,表达对于死亡议题的思考与探索。根据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弗洛伊德的生死本能假说及宗教伦理死亡观的理论,分析文本中的死亡主题,可以得出结论：死亡是建构自身存在价值、构建生命内在动力、追求生存本质意义的重要前提和深层动因。     

在小学英语对话教学中巧设“递进式任务”——《unit 4 It’sWarm Today A Let’s Talk （PeriodⅡ）》教学设计

[ Teaching contents and analysis] 1.Teaching contents： A Let＇ s talk Let＇ s chant 2.Teaching aims and demands： （1） To understand and use the sentences： ＂Can ...     

从“黄昏”意象看《边城》的悲剧情怀和隐忧意识

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沈从文的创作心理和小说产生的环境,对其代表作品《边城》中的“黄昏”意象进行解读.文章主要由语词、意象、主题三个层面来展开.通过总结“黄昏”意象出现的次数,在对“黄昏”各个意象进行分析之后,提出《边城》表现了人神（主要指傩神）之间隔阂的悲剧,传达沈从文对本民族（苗族）在汉族文化冲击下可能被湮灭的担忧的同时,还表现出沈从文的现代性反思.     

“性即理”与“心即理”本义辨析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本质分歧,历来被归结为＂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分歧。但对＂性即理＂与＂心即理＂在程朱陆王的论述里,究竟是什么含义,历来又缺乏清晰地论说。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程朱陆王有关＂性即理＂与＂心即理＂论述的分疏,以说明：程颐讲＂性即理＂是为了以＂理＂善定＂性＂善,而朱熹讲＂性即理（性即天理）＂则是为了以＂天＂的客观性来定＂理＂的客观性,以便否定＂性＂的主观性,将＂性＂说成＂天理＂命于人心。至于陆象山讲＂心即理＂,本意并不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而是旨在论证＂良心＂即是＂正理＂,藉以反对当时士人借口《论》《孟》以博科举功名的不良风习。王阳明则不然,他再提＂心即理＂,的确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目的在于将＂理＂说成就是人的＂心之本体＂,为的是＂于虚灵知觉中辨出天理＂,把＂天理＂说成就是＂虚灵知觉之自然恰好处＂,否定＂天理＂独立于人＂心＂的客观绝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