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司法公信力式微的社会学研究

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视角,对监狱执法者的刑罚执行行为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发现,监狱执法者处于权力、法律、关系、利益等多重场域的冲突和碰撞中,这种场域的冲突导致了监狱执法者遵守"隐规则"的惯习生成,其实践逻辑背离了法治的要求,损害了法律权威,导致了司法公信力的式微。因此建议,政府应该对制度进行顶层设计,建立制度化的信用和信任机制,如建立减刑、假释审理程序公开制度,完善符合监狱工作特点的狱务公开工作机制。政府还应该对监狱执法者的各种不同场域进行建设,例如在建设"权力场域"方面,应调整目前刑罚执行领域行政体制的权力运作方式,在"关系场域"的建设上应该利用舆论压力的影响,对刑罚执行制度进行公开等举措来重塑司法公信力。     

意思自治的幻象与权力支配——司法调解中的当事人与司法场域

论文讨论的是当事人以及他所代表的社会场域与司法调解的关系,包括当事人与法律、当事人与司法权威、当事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并得出下述结论：司法调解实际上是以一种当事人对权力支配的不意识甚至是依赖为前提才得以完成的。也就是说,司法调解实质上是司法的供给与社会的需求之间的某种同源性造成的,它既不是法院或者政治领域的单方面强加,也不是社会的单方面需求的产物,而是两个历史相遇的结果。     

关于网络的场域分析

网络是一个争夺权力资本的场域,它与权力场域紧密相连,却又想摆脱传统的权力场域,将权力转移到自身的空间中;它仍将权力资本作为运动的核心,但却给予传统资本以相反的地位;它拥有自身自由、平等、民主的游戏规则,却无法摆脱与现实社会的联系;虽然受到现实社会其他场域的制约,但在广大行动者的活动中或许可以逐步完善为一个自由、平等的空间。     

论农村场域的惯习和资本——兼论农村的内部权力结构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当前社会科学领域的众多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在梳理场域理论基本特质的基础上,尝试锻造＂农村场域＂的概念,并从静态结构和动态结构两个层面分析农村场域权力结构的现状。正式权力主体、非正式权力主体和权力缺失群体构成了农村场域的三极权力主体,并在权力运作中体现出相互有别的权力地位,各主体在场域实践中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在博弈中构建农村场域的权力秩序。     

国际政治理论与政治学中的权力学说:一种比较视角

国际社会中的国家权力来源于国家综合国力,目的在于保障国家安全,其规范性与合法性弱于国内权力,具有较为多样的使用形式。国际权力与国内权力差异根源于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场域差异,场域通过两种方式影响国家权力:其一,场域的物质结构决定了国家权力在主客体、权力来源与目的方面的差异;其二,规则的效用与效力。国际社会中规则具有脆弱性,导致了国际权力的合法性、规范性受到削弱,进而权力的使用形式具有多样性。     

案件社会结构视域下认罪认罚案件研究

案件社会结构理论能够对认罪认罚案件的处理进行解释。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和被害人各自的社会符号以及双方之间关系距离的远近、辩护律师是否参与其中及其自身具备的特征、处理案件的主体等因素共同塑造着认罪认罚案件的社会结构。案件的社会结构通过不同场域共同作用于司法场域这一核心,对法律的选择适用和运作过程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各类非法律因素以隐性的方式在认罪认罚案件的处理中发挥着作用。     

基于农村政治场域视角的基层自治权力异化及其防治对策——以福建南平建阳市10个村为分析对象

将农村自治权力置于包括外部和内部两方面不同的关键构成在内的农村政治场域之中,运用组织分析法从外部行政权力科层管理、其他村落模范作用、外来企业契约交换的角度和内部利己行为逻辑、资本不均、消极文化腐化等因素分析基层自治权力异化的过程。并根据内外因素提出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权利救济途径、疏通资本流动的联结渠道、培育更多农村非治理精英参与自治等对策,来有效促进防治基层自治权力异化。     

权力场域的强势存在:学术腐败的深层制度诱因

学术腐败,即在学术领域里出现的"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作"的现象和行为.目前,学术腐败在学术产品的生产过程、出版过程、社会化过程等诸环节中均有表现,并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权力场域的强势存在是学术腐败深层制度诱因;以个别权力制约权力使学术腐败禁而不止、歼而不灭;根除学术腐败,必须调动大众的力量,以大众的权力制约权力.     

谁之空间:试论高校创客空间中的场域权力

现如今,几乎所有高校都开设了创客空间。高校创客空间存在一定自主性的空间,其中的行动者为了获取资源各显其能,与布尔迪厄、斯沃茨对场域的描述相吻合。文章从场域视角,析出了高校创客空间场域中的四种权力:行政权力、资本权力、知识权力和行为主体权力,并分析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解答了高校创客空间发展不同阶段谁为主导的问题,认为只有行政权力退居幕后充当服务员,充分发挥学生群体的能动性、创新性,以指导教师提供知识支持、合作风投提供资本支持,高校创客空间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大学生空间。      

知识的力量： 清代幕友秘本和公开出版的律学著作对清代司法场域的影响

清代刑名钱谷幕友的秘本及公开出版的律学书籍,对清代法律文化的发展和司法制度的正常运行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律学秘本和书籍的产生、传播及演变过程,揭示了清代中国的法律知识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这些训练有素的民间法律职业人士的著述和出版活动,并成为日趋商业化的热门专业知识。而刑钱幕友通过学习、利用和出版法律知识能获得巨大的社会和文化资本。刑钱幕友虽然处于正式官僚体制之外,但在清代政治体系中享有一种连皇帝也对之忧心忡忡的巨大隐权力,这种隐权力主要来源于幕友对法律知识的控制。研究清代幕友和这种隐权力,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深入分析清代中国司法场域和法律文化的一些重要特征。     

法律推理从“逻辑独白”到“实践对话”的位移

法律推理过程包含着权力与利益、应然与实然、确定性与妥当性、客观解释与主观解释、逻辑与价值、语言与事件、思维与表达、认知与行动等诸多矛盾.在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自然法学与分析法学、实证主义与现实主义、分析哲学与经验哲学的碰撞中,法律已经由文本所体现的规范层面转向法律施行的实践层面,法律推理已经由“逻辑独白”位移到“实践理性”.     

逻辑判断在司法三段论中的作用探讨

法律中的逻辑判断的表现形式就是法律推理。法律推理主要运用于司法领域,其逻辑模式是三段论法,大前提是法律规范,小前提是案件事实,结论是法律规范赋予案件事实的后果。逻辑判断在司法三段论中的意义是:体现现代法治理念;体现法律的科学性;提高司法效率。谨守逻辑形式并避免谬误可以说服别人,并给予司法判决正当性,维护法律的科学性和确定性。     

逻辑三段论与司法三段论

逻辑三段论与司法三段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司法三段论研究却对逻辑三段论多有曲解,甚至将两者简单等同。文章对这一不当认识及其产生根源进行分析,指出逻辑三段论与司法三段论在推理模式、评价标准等方面都有根本不同。     

法律推理客观性的法理探析

法律推理作为一种规范法律人思维的的技术性工具,其客观性是法治理念在司法操作层面的具体体现。科学地阐释法律推理的客观性内涵,对于完善法律推理理论研究,规范法官的职业思维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司法实践中,法律推理客观性的研究应当从纯粹的逻辑分析拓展至价值领域,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其客观性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律推理客观性实现的最理想状态是,形式规则与自由裁量呈现适当高度的动态平衡,两者之间的冲突最少而正面价值最大。     

法律信仰命题质疑与法律信任生成的路径选择

信任在信任对象、生成方式、价值追求以及内心确信程度等方面都不同于信仰。法律只能被信任,法律信仰几乎是可欲而不可求的。从国家权力结构的属性来看,法律的信任与司法权的行使密切相关,法律信任主要来源于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而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又必须以司法权具有独立的品格为前提,此乃法律信任的一般逻辑。就我国目前的法律信任语境而言,树立司法独立品格显得尤为迫切。     

司法判决的不确定性及其矫正

司法的确定性应当是司法的一种应然状态,但司法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案件事实认定、法律规则、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等不确定等因素的影响,司法结果往往是不确定的.要克服这种不确定性,确保司法结果的可预见性,就要完善立法,确立"法律真实"的案件事实观念,培养法官共同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知识素养.     

论我国司法解释的主体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目前实行二元一级司法解释体制,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对法院审判工作中和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规的问题具有解释权。本文从司法资源、司法效益及公正、法制统一及检察机关职能等角度出发,认为应取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并提出建立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一元二级司法解释体制的设想。     

案例指导制度的方法论审视

从方法论视角审视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其司法运行可以分为查找法律、查寻基点案例、判断同类案件、提炼指导要点和解决待决案件等5个环节,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和演绎推理共同保障指导性案例适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是仍然不可避免在指导性案例形成过程中面临的解释法律和弥补法律漏洞方面的“合法性危机”,以及在指导性案例的效力、裁判规范的提取和同类案件判断等方面的困境。文章认为,应当全面提高指导性案例的整体质量、建立案例背离制度,并加大对司法人员的培训以完善和推动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     

建立法官、民意与判文解释三位一体的刑事司法适用机制——化解司法和民意冲突的第三条道路

在我国,司法解释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权力,判文解释不属于司法解释,因而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在现实生活中,法官的能动性常常受到抑制,多数法官只是机械地适用法律,这就远远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社会现实的司法需求。这样一来,严格依法办事的结果与＂民意＂相背的情形难以避免。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吸纳民意已成为民众参与社会管理、参与司法和对司法实施监督的重要问题。鉴于此,正确认识司法实践中运用判文解释的必然性,探讨其与吸纳民意的内在关系,并通过法官建构判文解释以有效吸纳民意,是化解社会矛盾和司法现代化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