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个体语言权及其立法保护

个体语言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我国个体语言权立法《通用语言文字法》存在着不以保护公民的语言权为立法目的、对个体语言权与群体语言权的规定缺乏系统性、对个体语言权内容的规定不全面、对于行使个体语言权的场合规定得过于笼统等问题。应在进一步探讨个体语言权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借鉴国外个体语言权立法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相应的修改和完善。     

论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

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不仅直接影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而且影响其他法律部门。从碳排放权立法的国际经验来看,多数国家对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缺乏明确的定性。学理上,国外有关碳排放权学说主要有财产权说和规制权说,国内有关碳排放权的学说主要有物权说和新财产权说。财产权说、物权说和新财产权说主要侧重碳排放者的权益保护,而规制权说更加注重政府的灵活管理。根据制度绩效这一新的分析视角,我国气候变化立法应将碳排放权规定为规制权,这样规定更加符合我国国情。     

试论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

由于《合同法》第286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的规定较为简单和粗略,引发了实际操作中的诸多争论。对于这些问题应结合该制度的立法原意和建筑行业惯例予以分析判断:工程竣工时间应以承包人送交竣工验收报告(或承包人修改后提交发包人验收)的日期为准;承包人自提交结算报告后即可向发包人行使催告权,且不应少于两个月;工程价款优先权的行使期间不应一律规定为六个月;工程价款优先权作为一种法定权利,并不一定要以确权诉讼为执行的前提;购买商品房的消费者对承包人优先权构成例外的前提是:消费者是出于人生活居住需要而购房的个人,商品房及商品房买卖合同都应合乎相关法律规定。     

公民福利权的生成与实施路径

对公民福利权的生成与实施的研究成为近现代公法发展的趋势。从权利的生成角度看,公民福利权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权利实施路径看,法治成为公民福利权保障的主要方式体现在三个层面:宪法为公民福利权提供最高法依据,代议机关以立法形成权将公民福利权内容具体化,司法机关为公民福利权展开适度审查救济。我国公民福利权在权利生成的内在动力与法治实施机制上尚存诸多问题,宪法层面也未确认公民福利权保障理念,立法机关对福利权的回应机制还不健全,健全与完善公民福利权保障制度应加快民主法治进程,从宪法上确立福利权规范,充分发挥人大机关在公民福利权立法与监督上的作用,充分利用人民法院咨询、合作等谨慎而灵活的方法来促进公民福利权的实现。     

社会权初探

社会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权应由自然权、政治权和社会权三部分组成 ,文章通过四元结构的法律体例划分 ,分析了社会权的特征 ,结合我国宪法、法律、国际公约等规定 ,初步探讨建立我国社会权的内容体系。     

相对人抵抗权的立法完善

相时人抵抗权是基于无效行政行为理论应运而生的一项程序性权利.该权利是私权对抗公权的重要机制,也是行政救济中相对人私力救济的主要方式.然而抵抗权在我国现行法律上鲜有规定,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也面临诸多困境,包括如何判定一个行政行为是否无效的问题、抵抗权如何对抗行政强制权问题、如何防止相对人滥用抵抗权问题等.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应在行政程序立法中明确行政行为无效的理由,建立行政程序的"无效确认"机制与行政诉讼的"宣告无效之诉"双轨制,实行"抵制必须答复"和"争讼停止执行"原则.同时,在立法中明确赋予行政相对人抵抗权,科学界定抵抗权的标准和限度,并通过规定免责制度、举证责任制度、抵抗权矫正机制等来保障其实现.     

减损规则与债权人行使继续履行救济权的冲突及协调

减损规则也称减损义务,是英美普通法发展起来的一项古老原则。指在一方违约时,另一方必须按情况采取合理措施减轻损失,否则不能就本可以减轻的损失获得赔偿。我国在《民法通则》第114条和《合同法》第119条规定了未违约方的减轻损失义务。但是一方违约,未违约方如果行使继续履行合同救济权的话,就能轻易规避减损义务,而适用减损规则又往往会否定债权人的这种权利。因此,债权人继续履行救济权与减损规则的规定是相互冲突的。     

社会保障权及其宪法保护的基本原则

社会保障权是一项独立的公民基本权利。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大部分是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因素使得我国对社会保障权的保护严重不足。社会保障各项具体制度都是依据法律而设定的,而各项法律的制定又是由宪法所引导的,可见,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对社会保障制度作出规定,并将社会保障权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样宪法在对社会保障权的保护中能起到关键作用。     

能动司法背景下的法官释明权

法官释明权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我国当前提倡能动司法的背景下,该制度对于能动司法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能动司法在客观上要求加强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同时,释明权制度为法官能动司法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     

论网络传播权的性质

网络在现当代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阅读的重要手段。1998年5月,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在年会上正式将网络称为＂第四媒体＂,即认为网络是继报刊、广播和电视后出现的新兴媒体。通过互联网,人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低廉的获得需要的信息。网络环境下作品的广泛传播,形成了传统著作权人的复合性权利即信息网络传播权。拟从分析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念、特征、网络传播过程入手,探讨网络传播权的性质。     

期待权性质之法理学分析

期待权是在民事权利的本质属性研究中抽象出来的一种理性思维.在期待权概念基础上,通过对期待权分类标准的分析和对期待权独立性地位的重新审视,对期待权性质做出了法理学的分析和解读.传统的民事权利分类标准已经不能够将期待权纳入其原有体系,期待权有着自己独特的分类标准,结合具体的将来完成之权利才能判断和具体认定它所具有的权利属性,期待权是一种区别于物权、债权的新型综合财产权利,但它具有传统民事权利的属性.在探讨期待权研究的现实和制度意义后,强调应加强和完善期待权的研究,尽快建立健全我国民事权利体系,以确保市场主体的期待利益得到法律的承认与保护.     

公益性诉讼实施权配置论

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创设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是该规定受到"宜粗不宜细"立法思路的影响而显得过于原则,尤其是对"机关"、"有关组织"依据法定诉讼担当法理而分别享有的公益性诉讼实施权之间的关系尚未有明确规定。基于法经济学"成本—效率"分析结果,在公益诉讼实施权的顺位方面,检察机关应优先于行政机关,而行政机关优先于有关组织,并可考虑增设与本案诉讼标的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民众作为最后顺位诉讼实施权人。为了贯彻法经济学基本原理在纠纷解决学领域的运用,宜鼓励备位诉讼实施权人以适当的方式参加到诉讼程序中,并允许被告在主位诉讼中提起不侵权确认之诉。     

论日本表演者权内容的演变

日本表演者权制度起步早,表演者权内容随经济发展而变更。表演者权源于著作权法体系,表演者权专项立法不断加强,内容大体分成版权法与文化产业法两大体系。表演者人格权的独立保护历程漫长,直至2002年法律专项创设,具体为表明身份权和保护表演完整权。表演者经济权内涵是随日本经济及国家战略发展而嬗变,其中的复制权、公开传播权、二次使用权、租赁权颇具特色。探析日本表演者权内容的演变对我国表演者权立法极具借鉴意义。     

确认"兵马俑"发现权引发的若干思考

笔者首先分析了国内外法律对发现权的规定。然后从明确发现权的需要出来,分析了现实和司法实践中的发现权。最后提出对发现权的制度设计。其中阐述了发现权应该划入民法中的人身权。提出将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的非科学发现纳入发现权的客体,以弥补法律的漏洞。发现权的客体应当包括科学发现和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的非科学发现。深入分析了发现权以精神权利为主的性质。倡导确立发现权程序公正的重要意义等。     

海南省宅基地“三权”分置试点方案之比较研究

全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正在推进,海南结合本省情况对宅基地“三权”分置开展试点探索。三亚市试点探索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宅基地退出、收回和整治基础上,为第三方设立宅基地经营权的“两权”分置模式,且允许设立物权性质宅基地经营权,该探索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与突破性。文昌市试点既探索了农户基于宅基地使用权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于农户暂时退出的宅基地,将债权性质宅基地利用权流转给第三方的“三权”分置模式,也探索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户永久退出宅基地的基础上将债权性质宅基地利用权流转给第三方的“两权”分置模式,该探索更具有全面性。三亚市与文昌市的试点方案均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非国家行为体与社会权——兼议社会基本权的国家保护义务

国家保护义务要求国家对私人间的侵权承担责任,非国家行为体是履行社会权保护的责任主体,保护义务亦要求国家采取相应措施规范其责任.这既是社会基本权保护须制定社会立法的原因,也是"社会"参与社会权保护的根据,还是基本权利水平效力在制定法上的体现.惟社会基本权区别于自由权的规范属性和规范结构、国家保护义务权利救济品格的不确定性,及我国尚付阙如的司法审查制度,非国家行为体社会权保护在我国主要依赖社会法的制定与行政机关颁行的措施.     

论公司法中的评估权制度——以新《公司法》为中心

新<公司法>首次规定了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即国外公司法中的评估权制度,完善了我国公司法律制度.首先介绍了评估权的概念及特征,并分析了评估权的理论基础.其次,介绍了评估权的适用范围以及适用范围的例外,重点介绍了我国新<公司法>中的评估权制度.最后,提出了若干完善我国评估权制度的建议.     

大数据时代的刑事领域被遗忘权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既带来便利也带来信息失控的风险,从而必然产生对被遗忘权的需求,刑事领域也同样存在被遗忘权的适用空间。然而刑事领域的被遗忘权可能与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开放、新闻自由、犯罪控制等法益产生冲突,面对冲突不同国家从立法到司法层面可能作出不同的选择。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17条规定了被遗忘权的适用情形及其限制条件,可以对刑事领域被遗忘权的边界确立提供参考。通过"申请+审查"的被遗忘权行使模式,可以解决其与公共安全、司法公正、人权保护等的矛盾。我国目前在司法中尚未承认被遗忘权,但刑事立法中已有被遗忘权的某些原始样态,可以在此基础上正式确立刑事领域被遗忘权并审慎地拓展其适用范围。     

关于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变通权规定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专门决定以及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赋予了经济特区以授权立法变通权,但这一立法变通权的授予缺乏宪法上的依据。公然允许地方性立法变通突破上位阶法律、行政法规不仅严重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安定,也有悖于平等原则,而且《立法法》对经济特区立法变通权也缺乏必要的监督限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法治国家建设的全面深入,这一既不正当合理、又有违宪法的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变通权更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建议在《立法法》修订时予以废除,同时还应对经济特区授权立法进行全面的评估以决定其存废或修改完善。     

俄罗斯被遗忘权立法的意图、架构与特点

俄罗斯法上的被遗忘权具有多层面性,而且相互补充。在实体法上存在民法典上的被遗忘权和信息法上的被遗忘权,在程序法上存在民事诉讼法典意义上的被遗忘权,三者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共同保障公民被遗忘权的实现。民法典确立了关于被遗忘权的一般规定,信息法和民事诉讼法典确立了在搜索系统领域中保护被遗忘权的具体案型,且确立了被遗忘权之诉的特殊管辖权确定规则,更重要的是确立了被遗忘权的域外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