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雅黜俗”:北宋东京士人交游圈的审美风尚——以苏轼为中心

东京作为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士人以艺术为媒介进行交游的文化空间。通过日常的交游和雅集活动,苏轼、范镇、王诜、黄庭坚等不同身份、家世背景的人在东京不同方位的住宅、庭园、寺观等文化空间里经常饮酒、诗画酬唱、相互品评,形成一个相对松散和稳固的交游圈,实现彼此的身份和文化认同,表现出"崇雅黜俗"的审美趣味,共同营造富有时空特色的社会文化氛围。这种审美区隔传达了当时新兴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自我身份认同以及强烈的责任感,也与儒、道、禅思想的渗透有关,对其后的文人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金兰集》考论

《金兰集》是元末徐达左集一时交游赠答之诗集,该集收徐达左隐居耕渔轩时与之酬唱、交游的120位诗人的诗作,收入集中的诗歌,或抒避世幽居之情怀,或写纵情山水之闲适,饱含着一种张扬个性的个性化精神,是我们了解元末诗坛状况的宝贵文献。     

漫谈东坡徐州诗词的淑世精神

作为一代文宗的苏轼，在任职徐州的两年中，留下了令人铭记的政绩，创作了流传 寰宇的诗词。有的充溢地方情结，有的关怀民情注目生产，在与文友交游酬唱中，还体现出彰 扬德操、奖掖后进的风范。其中笔端所流露的淑世精神，允是值得弘扬的中华文化的光亮点。     

北宋士大夫的淡交观与淡交倾向探析

北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在一系列新的时代因素作用下,北宋社会出现了"举世重交游"的盛况,士大夫群体也以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机缘形成对象广泛、形式各异的丰富交游活动。然而就在这种繁荣交游的背后,北宋士大夫的交游却呈现出一定的淡交倾向,淡交观也表现为其重要交游理念之一。北宋士大夫的淡交观是对传统淡交观的继承和发展,淡交倾向则是淡交理念在交游实践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是北宋时期党争与谒禁条件下士大夫面对政治风险时的一种自主性交游规避。     

杨亿七律诗风的转变及其诗学意义

杨亿的诗学传承非常复杂,在受家学渊源及当时诗坛影响的同时,对李商隐的偶然发现,促成了其诗风的转变.其七律诗风从《武夷新集》到《西昆酬唱集》变化非常明显.《武夷新集》中的七律题材比较集中,基本以寄赠交游为主,是当时白体七律的主要题材,创作技巧以写实叙述手法为主,语言上融合了晚唐体的精心雕琢,总体诗风体现出白体与晚唐体相结合的面貌,后期开始使用典故,逐渐出现西昆体迹象.《西昆酬唱集》中其七律较之《武夷新集》的变化体现在题材、风格、创作技巧等各个方面.这些变化与杨亿对李商隐的体认与模仿分不开,其对宋诗学的影响亦不可估量,从很多方面兆示了宋诗的特征.从杨亿七律诗风的转变中,人们可以看出北宋诗风在学唐交唐过程中的艰难探索,杨亿应是促成北宋诗风新变的第一人,其历史地位应重新考量.     

中国传统书院师生关系的构建、特征及价值

师生关系是教育组织机构中最基本的一种关系。中国传统书院师生关系以"道"为价值基础,在师生双向选择的基础上建立,通过考课、讲学和交游酬唱等活动以"情"为纽带展开。书院师生关系建立之初、发展之时就具有区别于同时期其他教育机构的特征:长效性和稳固性。其价值在于整合书院的教学、生活空间,营造人文性教学氛围,促进良好教学效果的达成。传统书院师生关系,是维系书院发展最稳定、最具人文性的要素之一,也是现代书院回归教育的路径之一。     

论《西昆酬唱集》的历史生成及文本意义

《西昆酬唱集》是适应宋初崇文环境所生成的一部唱和诗集,它不仅是北宋崇文环境下文学转型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北宋文人集体理性精神觉醒的开端。不论是从文化转型的角度,还是文学变革的层面,《西昆酬唱集》无疑是推动北宋文人化进程,以及宋型文化与文学范式确立的经典范本。对《西昆酬唱集》文本生成背景与意义的探讨,是深入把握文本与历史、文化之间多维关系的基本前提与有效途径。     

心理认同与士人结群:南宋庐陵士人的日常交游——以周必大为中心考察

日常交游是士人群体在地方社会中的重要活动。南宋庐陵士人云集,日常交游尤为频繁。在南宋政治、文学、思想和学术等领域表现全面的周必大,乡居庐陵期间与地方士人交游甚密,中年时期与胡铨"郊居从游几十年",晚年与杨万里的交游被誉为"庐陵二大老",他还邀约同甲、士人及门生到"平园"聚会。他们在实现心理认同的基础上"结群"交游,经由日常的走访、赏花、集会及诗文唱和等,构建较为稳定的交游圈,并在地方社会营造和传承颇具特色的文化氛围。     

谈建国后天津旧体诗词创作

自明成祖设立天津卫以来,天津的古典文学就开始萌发并发展起来。有清一代,天津古典文学处于发展的鼎盛时期,尤其诗词,是天津文坛的主流。至民国、典诗词的发展势头稍歇,不再是天津文坛的主流文学,这与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背景息息相关,也与天津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有直接关系。虽如此,民围文坛仍涌现出诸多诗词作品集,诸如《水香洲酬唱集》、《城南诗社集》、《癸西展重阳水西庄酬唱集》等等。这一方面说明了文学发展的复杂性,一方面也说明了古典诗词之于天津文人的精神感召力。正是这种精神的感召力使得天津文人的旧体诗词创作一直延续到建圈后,并绵延至今。     

刘克庄与王迈、林希逸的文学交游述考

刘克庄是南宋晚期文坛宗主,文名盛大且交游广泛。在其交游圈中,刘克庄与王迈、林希逸交往最深。刘克庄与王迈、林希逸均有同门之谊,王迈是刘克庄的文学和政治同道,而林希逸则是刘克庄的文学知己,他们对刘克庄的文学创作及文集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梳理刘克庄与王迈、林希逸的文学交游活动,有利于推动对刘克庄创作甚至是南宋理宗文坛的诗文研究     

西昆体评介

<正> “西昆体”系以《西昆酬唱集》中之诗而得名。《西昆酬唱集》“其诗宗法唐李商隐,词取妍华,而不乏兴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西昆酬唱集》所收全是近体诗,这和五代赵永祚所编《花间集》兴味相投。不过《花间集》是长短句式的格律诗,《西昆酬唱集》则是整齐句式的格律诗。《花间集》以温庭筠     

赵抃与曾巩交游事实略考

赵抃与曾巩的交谊,前人很少言及。本文就赵与曾巩的现存诗文,对他们之间的交游作了大略考察,从而大致勾勒出了赵、曾交游的基本轮廓:赵初知杭州、赵抃知青州、赵致仕之际这三个阶段是赵、曾交往较多的时期;他们交往的基础,是在于政治与文学上的同气相求;而他们交游的主导方面,乃是赵抃在品行与政术上对曾巩的积极影响。     

王夫之与湖北学人交游考

王夫之的交游情况,《南窗漫记》、《王夫之年谱》、《船山师友记》等著述中多有所载。王夫之的师友以湖南学人为主,其次则是湖北学人。通过梳理王夫之与湖北十多位学人的交游情况,诸如与熊渭公、王源曾、奚鼎铉、张同敞、李占解等学人的交往,可以洞悉其以考试为交游契机,与志向、性情相类者交往及以学问相交游的交友特点。     

“明遗民”与“贰臣”交游论析--以“明遗民”为视角

“明遗民”与“贰臣”交游的情形十分复杂,交游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在明末已有交游,“明遗民”难忘故旧,不忍割席;二是“明遗民”生计维艰,处境险恶,遂投奔“贰臣”,寻求资助与庇护;三是“明遗民”伺机而动,向“贰臣”降将请兵抗清,以图恢复故明。“明遗民”与“贰臣”虽有交游,然并未忘却彼此政治立场与道德操守的底线,常常面临“交”与“绝”的两难选择。不能把“明遗民”与“贰臣”的交游作为对其人格评价的唯一标准,更不能因此而怀疑甚至整体否定“明遗民”的人格气节,应抱着“了解之同情”,体恤“明遗民”生存的艰难、依附的无奈与隐忍的苦心。     

毛滂与苏轼交游考辨

毛滂和苏轼交情颇深。关于二人交往的一些重要问题,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尚待进一步加以讨论辨析。在梳理二人交游脉络的基础上,对其交游情况再作详细考辨,以还原毛、苏交游的真实情境,不仅有助于推进毛滂研究与苏轼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于北宋中后期文坛的研究也将具有重要价值。     

晚明嘉兴布衣词人王屋之交游及交游词考论

王屋虽是晚明嘉兴一位布衣词人,然存词量位居明代词人第二位,而且其交游十分广泛,贵及名门望族.其丰富的交游活动,如雅集唱和,如围绕其词集之评价,不仅对王屋的生活、 性情及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促进了柳州词派的形成,对晚明嘉兴词坛的活跃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其交游词的创作亦集中体现出王屋的创作个性与品位.     

西晋赠答诗的文学氛围与“情赠兴答”的创作心理

西晋时期大量的赠答诗是在各种文学集团文会活动的文学氛围中产生的.这些赠答诗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士政治交往的润滑剂.这种酬唱赠答氛围对诗歌创作动机的激发、意象建构能力的锻炼甚至诗学观的更新都有重要的意义.     

两宋道流内部诗歌酬唱探析

两宋道流将道教文化与民间口诀歌谣结合产生的歌诀作为师徒传道、后辈释道、同辈论道的酬唱载体,丰富了酬唱的话语和形态;道流是极具想象力和灵异能力的群体,他们创撰的故事性众仙真唱和,其过程仪式与方式既是对现实世界唱和的模仿,又是富有创造性趣味性的虚拟唱和,点缀了两宋日益理性化的唱和世界;道流之间的赠答联句,在保留传统"仙真化"的同时,更展示出道流生活与形象日渐俗世化、现实化的一面,在交际对话间再现了两宋道流较为真实的生存与生活状态,而且显现出他们的方外个性、才能与精神境界。     

毛奇龄交游考

毛奇龄是清初著名的学者,生平交游颇广.对其交游群体进行考察,有助于深入了解毛奇龄的生平、心理、思想、创作及其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本文就其本集诗文及相关资料,将其交游对象大致分为乡贤、患难之交、贵族权要、博学鸿儒、友生弟子等五个群体来考察毛奇龄的交游概况.     

趣味·身份·情感:作为"交游录"的《集古录》

《集古录》在记录碑刻、考辨文史、赏鉴书法之外,欧阳修还随手著录了与友人的"交游录",以金石为触媒,呈现集古交游场上关于趣味、身份与情感的思索。首先,《集古录》区分不同收藏的性质、方式和人群,标举交游圈"有益""好古"的收藏旨趣,有意识地将金石趣好区隔于其他收藏。其次,《集古录》渗透了欧阳修在收藏审美中自觉而强烈的"君子"意识,这些集古理念原则可视为群体身份认同之标识。此外,《集古录》还有一重深情动人的弥漫回忆色彩的情感书写,缅怀交游与凭吊同人的情感为欧阳修提供了情感的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