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潘岳的哀诔文字

晋世文学家潘岳以其清丽的文风为后人所瞩目。《昭世文选》收录潘岳诗、文、赋共23首,不仅赋居各家之首,而且其兼该众体亦跻身于选楼八家之列。清平步青《霞外?屑》卷七上云:“《文选》中……赋、诗、杂文俱有者,只子建、叔夜、士     

“七哀”新臆

六臣注《文选》曹植《七哀》诗题下吕向注:“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也。”李善注意到王粲的《七哀》诗当排在曹植作品之前,吕向当然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在解题时必然尤其注重王粲之作。我认为,吕向的解说很可能由概括王粲《七哀》(西京乱无象)而得。他据开头两句,说诗人痛国家不幸、愤贼臣为患;据三、四两句,说诗人感于乱离、怨离京华而走远郡;据“出门无所见”至“何能两相完”一段,说诗人因耳目闻见而哀;最后六句被视为“口叹”、“鼻酸”之     

“侠”议

“侠”议张业敏自古以来，中国人大都尚侠。这种向往与崇拜，已隐约构成为一种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精神。因此，自先秦以来，有关侠（侠士、侠客、游侠、豪侠）的谈议便不绝于代。特别是近世以来，许多大的文人学者都有对快的议论和研究，其中虽不乏精湛之议，但也有些令...     

“本末”之议

人类社会经济的“本末”之议，自古以来声不绝耳。立何为“本”是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的选择问题；而“本末”之争，为经济政策的确定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多种理论思想，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意义当不在“末”位。本文认为，经济的“本末”总是具有历史的规定性，一部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也就是一部“本末”对立矛盾的发展史，从“农为本”到“农工商”为本，再到时下的有些找不到“本”，历史地记录着人类的经济进步与某些偏误。从我们面对的市场经济世界来看，市场交易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最基本、最普遍的行为，商品是交易的唯一对象，因此，商品是可以作为当今世界里论及“本末”之题的基本要素。由商品的性质来看，现代经济世界里，“本”应当是物质性商品和服务商品，同时包括对于物质性商品和服务商品形成的市场有着支持与促进作用的“大文化”类精神商品。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金融衍生产品”一类的人类“创新”商品，它自身形成了虚化的市场，同时，经验表明，它对于物质性商品和服务商品市场没有积极的支持与促进作用，不应当在“本”类商品范围，不应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     

议“僧”字

南北朝时(公元420——586年),不少人的名字中带有“僧”字。僧者,和尚也。当时,佛教兴盛,用这个词是相当时髦的。根据《中国人名大辞典》作一番粗略统计,本人不     

“周匝”补议

《关于“周匝”的修辞方法》一文,提出的意见颇有道理。但惜其未尽,特勉为补议。运用“周匝”的方法修辞,现代汉语也时或有之。例如,“春风知道,夏雨知道,秋霜知道,冬雪知道……”(石祥:《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它东面是青土,南面是红土,西面是白土,北面是黑土,中间嵌着一大块圆形的黄土。”(秦牧;《社稷坛抒情》)这类句子,把表示时间、方位的词语铺排在一起,确实不是“嵌字”,而是集中体现了客观真实和语言概括的有机结合。     

“商上”补议

“商上”一词本意为财库或管家,后代指达赖喇嘛或其他宗教领主的整个办事机构实体,这两层含义在文献中皆可见使用,可证“商上”源于“强佐(phyag-mdzod)”.“商上”一词指代达赖喇嘛整套办事机构实体的用法,可能最初由蒙古语而来.汉语中“商上”作为达赖喇嘛或其他宗教领主办事机构的总称,然在藏语里原词“强佐”仅指财库、管家.可见“商上”一词的使用,体现的是外部视角,反映了西藏地方领主性政体的特征.     

“伯乐相马”别议

在封建社会里,用人的权掌握在皇族手里,因此,发现人才是一件难事。有些有才能的人,常常抱怨自己怀才不遇,希望出现一个圣君明主,能赏识自己的才能,以施展平生的抱负。伯乐相马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社会主义时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人才的选用,本不决定于对个别领导     

日本的“哀·物哀．知物哀”——审美概念的形成流变及语义分析

《源氏物语》中表达主观感动和感受的“哀”,到江户时代由本居宣长发展整合为客观化的作为审美对象的“物哀”概念,并由此生发出对“物哀”加以感知和理解的、作为审美活动的“知物哀”．是这三个概念形成演变的基本轨迹。“物哀”之“物”是能够引起“哀”感的具有审美价值的对象物．是把政治、道德、说教等内容排斥在外的。“知物哀”的“知”是一种审美性感知、观照或静观,因而“知物哀”就是“审美”的同义词。但“知物哀”所“知”的对象常常是超越道德的复杂深刻的人性人情,只有对人生、人性、人情有充分理解者才能有所“知”,因而“知物哀”是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一种审美活动。     

中国的“感”、“感物”与日本的“哀”、“物哀”——审美感兴诸范畴的比较分析

作为审美感兴之范畴的中国的"感"字,至少在8世纪就见于日本文献。在"感"字的基础上,空海最早将"感兴"作为概念使用,世阿弥最早将"感"字有意识地、明确地作为一个戏剧美学概念加以使用。在心与物的关系上,中国是以心感物,心离不开物,心受制于物;日本是以心"感心",心可离物而独立。日本特色的审美感兴范畴是"哀"与"物哀"。其中"物哀"之"物"被置换为"物之心",从而将"物"加以"心"化,称之为"物心"。中国的"感物"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与思想背景,日本的"哀"、"物哀"则包含着朴素而又过剩的感性与情绪;"感物"是天人合一、物我和谐、情理适中,有"乐感"的性质,"哀"、"物哀"则是情理失衡、物我错位、自我倾斜,有"哀感"的倾向;"感物"是阴阳和谐,刚柔相济,"哀"、"物哀"则具有阴阳失调、阴盛阳衰的女性化色彩。     

“女工妾”一议

《国语·晋语七》云: “(晋悼公)十二年,公伐郑,军于肖鱼。郑伯嘉来纳女工妾三十人,女乐二八,歌钟二肆,及宝镈、辂车十五乘。”     

“中兴宗袞”议

姑苏文庙东廊有林则徐所书《大唐中兴颂》(楷书石刻),见后若有所思:林公何以书于道光乙未夏六月?林公书此又何以未载于日记?林公何以以“天宝遗事”耿耿于怀? 考林公《日记》,粗知林公作书分三种情况: 兴之所至,鬱之所结:前者如于江苏巡抚任上诗酒雅集之诗友唱和;后者典型的便是钦差大臣被罢免之后,1840年古历十月初八至十一月几乎日日之“竟日作字”。     

“领导观念更新刍”议

这里所说的领导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观念。马克思主义领导观念,是指在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各级领导者进行领导活动时应该遵循的基本指导思想或看法。这些基本指导思想或看法,贯穿于领导工作的始终,渗透在领导工作的各个方面,是领导工作的灵魂和根本出发点。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研究和变革领导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名家”界说新议

名家是先秦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重要学派 ,这是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的。但到目前为止 ,学术界对“名家”的界说 ,仍然是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要想给“名家”一个比较确切的界说 ,就不得不考察其称谓的由来 ,研究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并对其史料的真伪问题进行重新认识。一翻阅先秦的文献 ,不见有“名家”的称谓。这是否意味着在先秦根本就没有一个名家学派呢 ?不是。“名家”作为先秦的一个学派 ,是客观存在的。对于这一点 ,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但任何一个学派的称谓 ,往往都是后人赋予的。“名家”作为先秦名家学派的一个称谓 ,自然也不例…     

“人文精神失落”新议

时下人文精神是一个学界热门话题，但人文精神究竟有何含义，其在当前的状况如何，或者说，人文精神是否失落，甚至我们是否有过人文精神，都聚讼纷坛，莫衷一是。本文试从一新的角度对此问题作一回答，以求教于学界。人文精神之意蕴人文精神的含义有广狭之分。狭义的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人文主义精神，其特点是重视人的价值、地位，追求现实幸福和个性发展，反对禁欲主义。这种重视和追求在当时常同一些复兴古代文化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广义的人文精神泛指一种重视人和文化的思想，也可以说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不过由于对人和文…     

“文革”文学初议

“文革”结束二十年了.二十年后的今天来评说“文革”文学,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万恶的“四人帮”对文学的扼杀、践踏、摧残,致使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大倒退、大摧残,使成千上万的文化人被迫害致死.另一方面,从创作实践来看,既出现了不少为“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乃至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服务的带有明显“帮”文化的作品.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好的或比较好的为人民群众所能接受的作品.只有从这两方面辩证的看问题,才能全面、客观、公允、科学地评价“文革”文学.十年“文革”,给我们党、国家、人民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空前的灾难.从文艺方面来说,《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四人帮”在文艺领域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纲领.这个《纪要》炮制了一个“文艺黑线专政论”,于是“黑理论”、“黑作品”、“黑作家”三顶大帽子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压下来,一些正确的理论如“写真实”、“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等被诬之为“黑八论”加以讨伐;很多优秀的、深受人民欢迎的作品如《红旗谱》、《红日》、《三里湾》、《上海的早晨》、《保卫延安》、《茶馆》等在报刊上被公开批判;很多才华横溢、创作甚丰、为中国新文学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著名作家如     

“隆庆和议”新论

以往的研究往往把“隆庆和议”的实现完全归功于阿勒坦汗的努力,忽略了其他蒙古首领的积极参与及推动作用.其实,“隆庆和议”前后的“通贡市”活动始终有蒙古各万户首领参与其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认识到这一点,不仅不会对阿勒坦汗的历史功绩有所损毁,还可以从新的视角揭示阿勒坦汗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     

“全面发展”四议

在贯彻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过程中,首先要清楚把握全面发展的内涵。必须理解并尊重受教育者个体之间与个体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差异性,必须考虑到全面发展的阶段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人性”三题议

“人性”三题议□胡家祥（一）我国当代思想界比较普遍地认定人性便是人的社会性，并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联系起来论证，这实际上隐含了一系列难以解说的困难：其一，混淆了人作为类存在物和作为社会集团成员两个层次，如此便无从谈及异化问题；其二，这样规...     

“学术自由”三议

胡启立同志在中国作协“四大”所致的祝词发表以后,不仅文艺界振奋不已,理论界也深受鼓舞。如同“百家争鸣”总是和“百花齐放”相提并论一样,“学术自由”也必然和“创作自由”俱来共存。如果说驱除“左”的幽灵,保证创作自由,会使文艺界呈现一派“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的繁荣景象,那末解除“左”的警报,保证学术自由,也会使理论界出现一个处处“早莺争暖树”、家家“新燕啄春泥”的生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