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维摩诘经》

王安石与佛教的关系研究目前仍是王安石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文通过对王安石诗集中与《维摩诘经》有关的诗作进行分析研究,希望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安石与佛教的关系,从而说明王安石的佛学修养是相当深厚的。     

王安石《易解》与《孟子》的关系刍议

王安石推崇《孟子》 ,在他早年所作的《易解》中也多有表露。其中他对“权”、“时”、“才”、“心”等的有关论述直接继承孟子思想而有所发展。王安石这种思想又与他在政治上主张改革相一致 ,是他后来进行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易学上 ,王安石以孟子思想解《易》是学术新发展 ,对程颐以注《易》来阐述理学也有影响     

王安石“不列《春秋》于学官”释疑

王安石"不列<春秋>于学官"是中国学术史上曾引起很大争议的一桩公案.本文认为,王安石从学官中废除<春秋>,是与其变法实践紧密相结合的,其目的是为变法改革服务,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变法铺平道路;是一个政治家对传统文化经典的传承作出的政治抉择,凸现出的是王安石坚定而明确的政治立场,而不是个人意气的学术偏见,更不能把北宋的灭亡归罪于王安石废<春秋>.     

王安石《明妃曲》会意论

王安石《明妃曲》的诞生震动了当时文坛,其惊世骇俗的立意引发了历代学人的关注与论争.嘉祐名流普遍持赞赏态度,纷纷加入唱和,这与北宋中期以来求新求异的文学创作风气、嘉祐宽松的政治语境、诗歌自身的策略化表达有关.持异议者主要批评其立意与中原传统的儒家价值观相冲突,有背君父之恩等败坏人心的恶意.此种局面实际上是宋代党争战场扩大化并蔓延于文学领域的结果,也是忽视诗歌整体语境而作出的臆断.王安石希望通过一场大幅度、立体的革新帮助宋王朝渡过开国以来的多重危机,然而两番上书均遭宋仁宗冷遇.因此,其借《明妃曲》发抒君臣相知之难的感叹是很自然的,这一主旨也是《明妃曲》引发历代共鸣的根源所在.     

论王安石《字说》的语言学意义

《字说》又称《熙宁字说》,是北宋神宗年间当朝宰相王安石推行其新法中新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可惜后世亡佚.站在语言学的角度,从辑本、笔记与二度引用《字说》的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王安石的语言文字观是比较超前的,对汉字形音义的辨析有很多精到之处.《字说》保留了汉字发展演变中的一些珍贵语料,也启发了后世辞书的编纂,在我国语言文字研究历史上有一定的价值和地位.     

曾公亮与王安石变法

曾公亮作为北宋政坛上的三朝元老,影响力极大。早年即有变革之心的他,在王安石变法中不但大力举荐王安石主持变法大局,而且在变法过程中还给予王安石相当程度地支持,这对变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变法的深入,他与王安石在变法认识上的分歧日渐严重,加之其它方面的原因,最终他不得不从正面退出变法舞台,没能成为所谓坚定的变法派。     

也谈王安石《明妃曲》

文章从《明妃曲》的思想艺术、时人及后人的不同评价以及结合昭君出塞的史实和传说,借历代文人的吟咏,从王安石借此想表达的思想主题等方面综合进行论述分析。     

释苏轼《王安石赠太傅制》中的微意

苏轼《王安石赠太傅制》是讨论王安石、苏轼二人关系乃至元祐更化之初政治变化的重要文献.古今学者对于该文理解不一,乃至有完全相反的认识.其原因在于对于制词本身所具有的显、隐二义认识不足.赠官制书,表面上是褒词,不失王言之体,但苏轼采取寓贬于褒、明褒暗贬的写作手法,表达了个人对王安石学术和新法的否定,这也意味着苏轼与王安石二人的关系虽已缓和,但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解.     

《淮南子》引《易》论《易》考义

《淮南子》诸篇引《易》文字凡十三处,论《易》文字凡两处,皆有取于"德义"或者说《易》之义理,其受孔子易学影响的痕迹是明显的。我们从中看不出任何能说明孔子易学之前曾存在一种以讲阴阳灾异为内容的《周易》"古义"的证据。这些引《易》论《易》的文字并未提供超过传本《易传》的有关象数学或占筮技术的信息。由《淮南子》引《易》所见的与帛书易传《要》篇相关的文字看来,帛书易传于汉初似尚无一个广泛流行的定本,遂至失传。     

王安石《尚书新义》辑补

王安石<尚书新义>为其变法的理论支柱,但久已亡佚,程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一)--<尚书>>一书辑录王氏<书>说554条,然遗漏东阳陈大猷<书集传>一书.<书集传>引王安石书说259条,42条同于诸家所引,58条可与诸家所引相互参正,其中159条不为历代<尚书>家引述.     

王安石《尚书新义》辑补

王安石《尚书新义》为其变法的理论支柱,但久已亡佚,程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一)——<尚书>》一书辑录王氏《书》说554条,然遗漏东阳陈大猷《书集传》一书。《书集传》引王安石书说259条,42条同于诸家所引,58条可与诸家所引相互参正,其中159条不为历代《尚书》家引述。     

略论“荆公新学”之“新”

宋学张扬士大夫的独立个性与《孟子》在北宋熙宁年间的升格运动密切相关,而王安石变法则标志着《孟子》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开始受到皇帝和多数士大夫的敬慕与青睐。特别是王安石把他的理论重心置于对时政问题的把握和审视,以经学推动变法,凸显了"荆公新学"的致用特征。于是,《三经新义》就成为其"托古"思维与施行"少年新进"策略两者之间互动的时代产物。     

《周易》易简原则与苏轼的处世哲学

苏轼之所以那么潇洒自在固然深受佛、道思想的影响,但也与苏轼终生研治的《周易》中的易简原则有密切关系.在《周易》易简原则启示下,苏轼养成了无心的处世态度、至诚简易的交往原则、简略草率的衣食住行习惯,从而使他能够任情率性、坦荡磊落、随遇而安地应对人生中的一切境遇,展现出潇洒自在的精神风貌.苏轼的这些处世哲学对我们当今人类仍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周易》的生命哲学观

《周易》生命哲学把整个世界看成是生命现象,并以其生生之理,将宇宙生命与人类生命打成一片。宇宙生命与人类生命的合一又是道的合一。《周易》生命哲学又强调,道的根源在于有价值的普遍生命。人道为发展变化之道,发展变化的根源在于尚同天志,汲取普遍生命的精神,又在于人类本身刚健有为的创造精神。《周易》在刚健精神上建构了人文主体本体论。     

王安石佛教观研究

王安石与佛教的关系、王安石的佛教造诣、王安石理解佛教的特征等问题,向来为学者们津津乐道,也有不少文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但是,或因对王安石认知、理解佛教的文献未做系统的把握,或因欠缺对王安石认知、理解佛教文献领悟、判断的能力,或因基于某种先验的价值立场和态度,迄今未有客观平实的观点.其实,王安石与佛教的关系是密切的,但其核心价值始终是儒学;王安石的佛教造诣是高超的,而且时常表现出具有鲜明价值倾向的创造性诠释;王安石认知、理解和评论佛教的态度基本上是宽容的、开放的、入世的.     

王安石性格解读

王安石的是非功过,古今纷论不一,其性格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文章运用宋代正史及文集、笔记等有关史料,结合心理学的分析方法,从人生态度、求知精神、处世行为等方面对王安石的性格进行了新的解读,指出王安石性格的核心是执著与超脱：执著于对知识的追求、对社会的责任,尤其是对其所主持的变法矢志不渝;超脱于功名物欲和个人恩怨,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脱俗不凡。执著与超脱二者在王安石身上得到高度统一。     

王安石风俗思想简论

王安石关注现实社会与风俗变化的联系,其集结点就在“流俗”,或称“流行于世的时俗”,是社会发展中种种弊端。其风俗思想与他的改革事业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是他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风俗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风俗思想的核心在于济民,在于安业,通过社会发展中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的相互协调．形成美俗、良俗,直指时弊,即“流俗”。其风俗思想既有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的时代性与实践性。又有博取众收,对传统文化包括风俗文化的理性审视．经过深入思索所作的批判总结,表现出其风俗思想的独立性、完整性。     

王安石先友世交考述

王安石在北宋中后期居于士大夫文人的核心,他交游极广,关系也很复杂。他与父亲的朋友及其子孙的世交之谊,为他在思想、文学以及政治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很值得加以考察。研究王安石交游关系及其形成方式,有助于更进一步了解王安石及其新学学派的思想作风和历史意义。     

王安石、王安礼诗文创作比较

文章对王安石、王安礼诗文创作进行比较研究,阐述二人文风之异同,进而揭示临川王氏家族乃至宋代临川文学兴盛之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