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疆的环刃器及其相关问题——兼论九黎部族入居西域

考古学资料是历史工作者研究上古史的必不可少的资料。就目前情形而言,要想解决西域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早期历史中的重大问题,必须充分利用考古学资料。本文想就新疆陆续出土的一批环刃器、石刀、陶器来探讨一下九黎部族入居西域的问题。环刃器,通常由石料制成,故又称“环刃石器”。在考古界,该器别名甚多,如有“环状石器”、“环状石斧”、“石环”、“盘状器”、“穿孔锄形石器”等。这种石器,最初发现于我国辽宁省貔子窝高丽寨,继而在我国东北的辽河流域、辽东半岛、沈阳、内蒙东部陆续出土。日本、朝鲜近年来也有出土。以往的学者总认为,这种石器为东方近海地区居民     

黎族的先民为南越浅说

<正>一九五七年,海南岛进行了一次考古普查.在文昌、琼东、陵水、崖县、昌感、儋县、临高、定安、屯昌、琼中、白沙、东方、乐东、保亭、通什等地,发现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文化遗址共135处,出现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生产工具方面,有石斧、石铲、石犁、石戈、石矛、石敲砸器……等,生活用具方面有陶瓷、陶缶、陶豆、陶鼎……等,此外,还有石环、石珠、陶耳坠等装饰物.石器多属磨制,陶器多属手制,以红     

重庆长寿巨梁沱遗址考古发掘与收获

巨梁沱遗址位于三峡库区长寿区江南街道龙山社区八组至巨梁沱村五组的长江边上.2017年度在该遗址处发掘时,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石器制作露天加工场.这处石器加工场的地形是一由后山坡逐渐向长江延伸而凸起的一山嘴,在这处石器加工场发现有大量河卵石及石制品堆积.此次发掘共清理石制品、陶器、瓷器标本多达1519件,另外还有完整的动物遗骸360余件.该石器加工场的发现为我们研究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人类活动的历史提供了又一重要的实物资料.像这样的石制品数量如此之多,且种类十分丰富的遗址,过去在三峡考古发掘中是不见的.     

第二章 新石器时代的劳动生产和审美意识的形成

第一节石器工艺和装饰品我们的祖先经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距今约一万年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正是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已形成以原始农业为基础的、以家畜饲养、狩猎、采集以及原始手工业的综合经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是出现了磨制石器和陶器。这时的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也有骨、木、陶、蚌壳等制成的工具。种类远较旧石器时代为多,并已定型,多是     

木鱼石器皿切削加工机理研究

针对木鱼石器皿加工现状,提出了木鱼石器皿以车代磨的加工方法,进行了切削加工可行性及切削机理研究.应用表明,对木鱼石器皿采用以车代磨的加工方法,可大大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先秦时期广西越人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活动在祖国南疆的广西越人,早在先秦时期,就与中原文化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一、从考古材料看考古资料对研究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的起源以及民族迁徙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正如苏联民族学家伊茨所说:“考古学材料从来也不可能和具体的民族共同体绝对地联系在一趄,但是这种材料能帮助找到共同体,并确定类似文化因素的起源。”广西越人先民的文化什么时候开始与中原发生联系呢?从目前所知道的出土文物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梗概。1979年在广西西部的百色盆地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打制石器。这些打制石器有砍砸器,石器个体硕大,一般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考古学方面的成就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徐炳昶和斯文.赫定的领导下,历经艰辛,在考古学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袁复礼发现了大量的恐龙化石,从而打破了中亚无恐龙的定论。居延汉简和罗布淖尔汉简的发现,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大大推进了我国简牍学的发展。黄文弼根据所采集的石器特征,认为罗布石器文化路线是由东北向西南传播,纠正了斯坦因的自西向东说。     

多功能电热蒸馏水器断水保护装置

该断水保护装置是为了克服电热蒸馏水器在使用中最常见的情况——循环冷凝水突然中断、导致烧坏电热管的现象以及容易出现的蒸馏水装满溢出,造成水电浪费的问题而设计的.由于采用 CMOS 数字集成电路,使得电路简捷合理、可靠性高,且功能多、成本低、便于自制生产.     

原始社会时期株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研究

原始社会时期,株洲地区社会经济至少有20万年漫长的发展过程.从使用打制石器,到使用磨制石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经3个不同阶段.从7千年前开始,在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原始农业大框架下,畜牧业、手工业也逐步分工发展,氏族社会组织形成,原始宗教信仰萌芽,贫富差别开始产生.     

渭水流域旧石器时代的古环境与古文化

渭水流域旧石器文化的发展变化，与更新世黄土堆积过程及环境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早期的大型石器遗存与华北南部同时期文化相似，并受到秦岭以南砾石石器文化的影响；中、晚期石器的小型化，是伴随着气候变凉和植被草原化的过程而出现和发展的，同华北北部小石器系统文化联系紧密     

从考古发现看早期的褒斜道

世界上任何一件事物的发生与发展,一般都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道路的形成和发展亦是如此。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早在商周之前,作为原始的古代通道——褒斜道即为人类所利用。一九八○年在汉中地区南郑县梁山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石器,经学者研究认定,与我省兰田及山西的匼河,丁村等地的旧石器在造型和制作两个方面有较多的相似之处。把“梁山旧石器可划属于华北‘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尖状器     

内蒙古发现的中石器时代遗存

自从在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划分出一个中石器时代以来①，人们逐渐认识到中石器时代的特征是，工具以打制石器为主，尤其盛行细石器，陶器还没有产生，仅有个别的磨制石器；农业和畜牧业也没有出现，人类依然以采集和渔猎为生；但由于弓箭等复合工具的发明和使用，生产水平比旧石器时代大为改观。这个时代以距今1万年前地质时代进入全新世为起点。目前，我国中石器时代考古“基本上处于探索阶段”②，因而探索内蒙古的中石器时代遗存也是很有意义的。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遗存，以往在内蒙古虽然多有发现，但已经论述过属于中石器时…     

印加帝国的调控机制

一、社会背景和条件印加帝国是脱胎于原始社会的新兴国家,社会发展水平低下.主要生产工具是石器、青铜器;它的自然资源和地理条件极端恶劣,适于驯养的动物只有羊驼.适于种植的谷物只有玉蜀黍,土壤贫瘠,可耕地稀少;它又是通过武力征服辅之以和平手段而形成的地域辽阔、人口稠密的多部族国家,各部族之间在发展水平和文化习俗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造型艺术的起源

一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石器石器的发展规律是,时代愈早愈简单,最早的石器只能是用一块石头,把另外的一块石头打击出薄刃来就当作斧头或刀子使用。最早是用天然的石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可能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把石块碰裂出刃口,用刃口去砍木棒比用手掰去枝叉更有效,逐渐学会了     

金城墓葬出土文物

一九八○年,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金城屯西侧小山包上发掘了原始时代的墓葬四十座。墓葬的形制均为土坑封石墓。此种形制的墓葬还是初次发现。出土有陶器、石器、骨器、铜饰品等五百余件。出土陶器均手制,制作技术不高。大都是器壁厚薄不一,口沿高低不平,口径与底径不规整,胎体厚重,夹砂颗粒较     

1986—1987年西樵山考古的新收获

1986年冬,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和南海县博物馆联合在南海县西樵山(北纬22°56′、东经113°)的第4地点、第18地点进行了一次田野考古发掘,获得了大批细石器材料,据统计,第4地点出土石器材料13064件,第18地点出土石器材料6883件,地表采集石器材料2366件。这是我系第一次通过田野考古发掘获得的数量如此巨大、材料如此     

东丰县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遗址位于东丰县一面山公社钢铁大队村后山上,南临大柳河支流——梅河。遗址发现于一九八二年,从其内涵看,是柳河沿岸一处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内遗物较为丰富。陶器主要是夹砂的手制褐陶,由于烧造火候较低,陶胎松软,器表颜色斑驳不一,以黄褐色陶为多。采集到的陶片均施有纹饰,种类有压印之字纹、刻划之字纹、刻划细线纹等。石器有打制、压制和磨制的三种,种类有斧、刀、锄、刮削器、叶形器等。这里刊     

福建东山岛旧石器时代文化

历史上东山岛曾分属于揭阳县、义安郡、漳浦县和诏安县管辖。自1987年东山岛发现来自东山海域(台湾海峡)海底的人类肱骨和动物化石之后,又陆续发现更多的海底哺乳动物化石、动物化石上的人工刻痕、采自地层的砾石砍砸器和采自地表的细小石器。分析和研究东山岛这一系列考古发现,对东山岛旧石器时代文化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邛窑彩釉的兴起及其继承问题

唐“三彩”,即绿、黄、兰为主色混合的新彩釉.但从实物考察,所谓“三彩”器物,其彩釉并不只限于绿、黄、兰三种色调,其中尚有黑、白、褐、赤、紫等多种色彩.常见的“唐三彩”,突出的色调表现是以绿釉最显著,其次是黄、兰著目,兼有它色的多彩结合体.因此,被称谓“三彩”.“三彩”釉器在唐是独树一帜的多彩,故通称谓“唐三彩”.绿釉在三彩器中居显著的位置,北方发现的“三彩釉”器是这样,然今邛窑所见的彩器亦是如此.为要了解彩釉的兴起,似必应着重以绿釉为起点,进行探索其创烧的时代和继承发展的问题.     

继“马坝人”之后的重要发现——广东封开黄岩洞遗址的发掘

一九六一年八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万波和广东省博物馆彭如策等同志,对广东封开黄岩洞洞穴遗址作过首次调查,发现了一批石器及动物化石。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八至二十五日,我与广东省博物馆朱非素、封开县博物馆邓增魁二同志,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和发掘,在洞厅及支洞内三处不同部位,出土石器七十余件及少量动物化石;在清理洞口左边的堆积中,除见少量石器和动物化石外,出土了两个晚期智人头骨化石。这是我省继“马坝人”的发现之后,在考古上又一次重要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