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李清照词的艺术风格

历来评论宋词,采用婉约、豪放的说法.但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指词的风格,而是指词的“体”或“派”.将唐宋词分为婉约、豪放两派的最早是明代张(纟延)(南湖),他在《诗余图谱》中推出秦少游、苏东坡两人分别为婉约、豪放的代表作家.张南湖说:“婉约者欲其词调蕴籍,豪放     

论李清照词与苏东坡影响──兼论“易安体”的特征

李清照是宋词“婉约之宗”,她主张词“别是一家”,应抒写个人的离愁别恨和身世之感;但南渡后,在现实中备受国破家亡、夫死遭诬和颠沛流离的生活磨难,而在词中自然接受了苏轼豪放词家国精神的影响,创制了她独特的“易安体”,形成其既婉约哀怨又豪放沉郁的统一格调。     

浅谈苏轼的婉约词

将唐宋词分为婉约、豪放两派，始于明人张蜒．他在《诗余图谱》“凡例”之后附识日：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赡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作以婉约为正．放东坡称少游为“分之词手”，后山评东坡词“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这段话说明了词体的分类。各体的风格及其代表作家三个问题．后世人评东坡词受其影响极大，自此以后论词者大多认为苏词主要风格是豪放，甚至忽视了他婉约词的成就．其实，从数量上看，现存的三百四十余…     

“二安”词比较研究

李清照与辛弃疾是我国宋词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清人神韵派大师王士禛称李清照与辛弃疾为“济南二安”,云：“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以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花草蒙拾》)李辛“二安”独创其体,“易安体”、“稼轩体”分别代表了他们婉约词与豪放词的最高成就。二人的词风各具特色,但又有相同之处。本文将通过二人的作品对他们的不同风格做一个简要比较分析。     

词分豪放与婉约的诗学意义

通过对宋词中豪放词与婉约词的探究 ,认为其分别代表了中国诗学史上的儒家功利主义和道家非功利主义两种诗学传统 ;蕴含着“气”和“韵的和谐美的两种诗美形态。豪放词与婉约词在言志与抒情、“气”与“韵”、阳刚与阴柔三个方面所表现出的对立而又互补的关系 ,表明中国古典诗歌的风格发展到宋代时走向成熟     

宋代“边塞词”思考

提及宋词流派,人们往往谈到的是婉约、豪放两家。这两种分法,仅是按词的风格来划分的,不能很尽人意。近人胡云翼在其《宋词研究》中,将宋词按描写对象归纳为:艳情词、闺怨词、思乡词等十一类,却是没有提到“边塞词”,这难道是评家们的疏忽吗?北宋以至整个宋王朝战争都比较频繁,加之唐以来“边塞诗”传统的影响,可以说这个时代在各个方面皆出现了“边塞词”产生的条件,应该是“边塞词”繁荣的时代。但历代评论家没提及,胡云翼也未提及,这就不得不令人思考了。     

苏轼的密州词与豪放词风的创立

密州词在苏轼词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创立了苏词乃至整个宋词的豪放之风。在全部１９首词中，１４首以豪放为主要倾向，其中有以豪放表现婉约、以婉约反衬豪放，又有纯粹显示豪放格调的传世佳作。密州词在题材、境界、结构、语言上都有大的突破。     

东坡词的“旷”与禅宗

“旷”是东坡词的主要风格。东坡词由内而外的旷达,除了政治、经济、个人乘赋等原因,“禅宗”对词人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冷眼看人生,深化了对儒学的认识;直面遭遇,超然达观,最大限度的追求人生自由;不倦追求人生价值,又处处流露对人生的空漠之感。探讨东坡词及其词风,有以下两点启示：词风受意识制约,意识与境遇关联;宋词不能绝然地分豪放与婉约。     

试论婉约词的评价问题

对婉约词的评价本来不是问题。自胡云翼《宋词选》后 ,由于张扬豪放词 ,屡以婉约词为靶的 ;后来在机械地理解“政治标准第一”的情况下对婉约词的贬抑更甚。科学的研究方法 ,应从婉约词的基本特征入手加以分析 ,给婉约词以较为中肯的评价     

从苏轼、秦观词看词与诗的分合趋向——兼论苏词革新和传统的关系

明人张綎在《诗馀图谱·凡例》中说:“按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这是最早以婉约、豪放对举论词的意见。他主要从艺术风格立论,以苏、秦两人为代表,把婉约、豪放视作“词体”的两大分野。他的意见受到后来词评家的重视。一类从艺术风格继续加以发挥,如江顺诒《词学集成》:“秦少游得《尊前》、《花间》遗韵,却能自出清新;东坡词雄姿逸气,高     

真理问题上的“客观”与“主观”辨析

客观真理论与相关哲学原理相冲突,不能合理地说明意识论、真理论与谬误论之间的关系,造成哲学体系内在的矛盾。真理问题具有厚重的人学意蕴和坚实的人性根据,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属人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真理,人的本质怎样,真理的本质就怎样,真理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略述儒学之"体"与"用"

孔门训勉学者,为学固须博学、慎思.究明学术之"体"外,尤当体现其"成德达材"之"用",进而,发挥其"经世济民"之功.是以,宋初胡安定先生倡"明体达用"之说.明末李二曲先生承胡氏之意,而谓:"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儒学不仅体大而思精,本末分明.其"务本尚德"之教化,旨在引领世人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之道,明白而可行.儒家大道,亦广为后世运用,发挥于政治、教育、艺文、工商管理等方面.儒学不仅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与学术之主流核心,亦成为历史最悠久、影响层面最为广阔之学术思想.且直接影响于周边诸多国家,而形成所谓"儒家文化生活圈",更随华人之侨徙,而远播于世界各地.故而除论析儒学之"体"与"用"之大端,呼吁儒学同好,为学除当究明其"体"外,尤须体现、恢宏儒学之大"用",以成就"经世济民"之功.     

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的反思

学界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的争论缘由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全球化,国际学术的跨文化交流,出现本土知识与世界其他知识对接或对话问题;另一步面,由于整个国家及世界话语情境的变化,旧的知识需要批判与反思,新的知识体系需要被重建.汉语的＂民族＂概念已经固化和内化,不能与＂族群＂概念随意置换,更要避免在实际应用中对＂民族＂和＂族群＂概念进行过度泛化.汉语中强调＂民族＂概念是为了始终体现国家建构的历史文化过程.     

明末清初“士人“与”优伶”关系新探——以《陶庵梦忆》为中心

在政治失序的末世、乱世或某些特殊情形下,怀才不遇的"士人"与政治之"势"的和解宣告破裂,"士人"与那些同样被"势"所压迫的"优伶"便有了某种同病相怜的心理基础。张岱的《陶庵梦忆》就可看成乱世背景下"士人"与"优伶"关系的具体呈现。深入分析《陶庵梦忆》的文本,可以发现此时"士人"开始将"优伶"当成有情感、灵魂的独立个体来欣赏,同时部分"优伶"的自我意识有所觉醒,在离乱中,从精神及物质两个方面给予"士人"慰藉和援助。随着大批"士人"的串戏活动,也使得某些下层"士人"与"优伶"的身份并非绝对的泾渭分明。这种新型的士伶关系与明末清初独特的思想、政治以及经济背景密不可分。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关系的再思考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同志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提出的又一重要治国方略.怎样认识这一重要治国方略?其一,可以从法律建设的重要性、局限性;道德建设的特殊性、重要性;时代呼唤"以法"、"以德"治国等三个方面加以认识.其二,可以从"以法"、"以德"在治国上相辅相承,一是共同调节主要社会关系,具有一致性;二是分别调节一定社会关系,具有互补性等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谈量词"个"与"位"

本文从量词"个"与"位"的使用规范入手,分析量词"个"与"位"的语义特征和使用范围的不同,以及产生这些区别的历史、文化因素和语言内部因素.     

“原来”和“本来”的篇章位置考察

＂原本＂和＂本来＂是一对语义复杂、功能接近的时间连接成分。本文主要通过比较分析,试图揭示出它们之间在篇章位置上的细微差别。     

关于“觉”的意义和“睡觉”成词的有关问题考辨

关于"觉"的意义和"睡觉"成词的年代等问题,众说纷纭.据我们大量考察,"觉"的动量用法在中唐已大量出现,"睡觉"成词至晚唐才有少量用例."睡觉"一词并非偏义复词,而是由同义语素构成的复合词."觉"至迟在唐代已从睡醒义引申出睡眠义.     

"乘X"与"趁X"——兼论"乘便"、"趁便"的词汇化机制

现代汉语中的介词绝大多数都是由古代汉语中的动词虚化发展而来的,汉语的双音节化和注重口语表达影响着介词的词汇化过程,而乘和趁在经历了一个相异→趋同→替代的过程后,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假借→类推的融合型词汇化模式。通过共时性的研究,明确了介词性和使用规律;而历时性分析,加深了对二者的区分度,确立了词汇化机制;现代汉语中,乘和趁不再具有能产性,只在固定格式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