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观念与意识形态“悖论”及其消解——以佩弗、尼尔森为中心的反思

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观念与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之间存在一种阐释悖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扭曲性与无产阶级道德的合法性的矛盾。佩弗通过切割道德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性来为无产阶级道德观念辩护,虽然其得出道德不是虚假的意识形态因此不必被拒斥的结论,但这一结论已经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尼尔森意图在承认道德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性前提下重新定义意识形态,但其对道德观念的语境主义阐释又滑向了道德相对主义,由而从另一个层面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消解这一"悖论"一方面要避免陷入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认识误区,把握意识形态概念的多层次内涵并重申历史唯物主义内蕴的道德批判之维,另一方面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为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作出正面辩护,并以历史辩证法呈现道德观念与意识形态关系演变的具体样态。     

阿伦特“根本的恶”的困境及其政治哲学意义

汉娜·阿伦特“根本的恶”概念产生于对极权主义本质的理解.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即“人是多余的”,不仅超越西方近代功利主义人性观的适用范围,而且指向理性的认知维度与道德维度的统一问题.当理性与极权主义之恶相遇,其困境显现为:只有“人是多余的”成为罪恶的动机,恶才是根本的;而一旦这种动机违反同一律,道德规定尺度就一并消失.为了解释道德的来源问题,阿伦特放弃了对于恶的理性探究,转向对哲学和政治关系的反思.     

经济理性与经济学理性

科学的经济理性是财富理性而不是金钱理性,是价值理性而不是一切向钱看理性,是道德理性而不是丛林理性,是辩证理性而不是片面理性,是对策理性而不是博弈理性,是文化理性而不是技术理性,是整体理性而不是还原理性,是系统理性而不是要素理性,是工程理性而不是工匠理性,是幸福理性而不是贪欲理性,是发展理性而不是增长理性.与科学的经济理性对称,科学的经济学理性是对称理性而不是非对称的线性理性,是科学理性而不是意识形态理性.给经济理性、经济学理性进行科学的定位,其首要目的是为了给中国改革开放以正确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定位.     

传统理性的祛魅与道德再启蒙——论赛博空间的现代性道德

当下对赛博空间的道德认识并没有跳出传统的先验理性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局限,因而反对传统理性的道德预设,祛除人类理性对赛博空间的道德遮蔽,揭示赛博空间现代性道德的独特存在方式及其所担当的启蒙角色,将有助于赛博空间的道德发展回归其自身,注重当下的批判实践,也为现代性道德最终走出理论和实践的困境提供一些有益启示。     

试论道德理性的智力前提和物质基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确立和完善,计划经济基础上,意识形态控制下的价值体系正在解构,但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和健全。在这种新旧交替的社会转型期,出现人们行为的"畸变",客观上需要一种科学道德理性来校正和克服。但这种科学道德理性的构建需要一种文化智力前提,并在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上实现。因而,构建道德理性过程中就要始终树立治德先治愚的观念,坚持道德主体性原则,大力发展科学文化事业;树立治德先治穷的观念,坚持道德客体性原则,反对在道德建设中的唯心主义、形式主义。     

“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与经济原则

经济是产业和政策;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意识形态是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益最大化是用数学求解经济学问题的一种方法;市场出清是供求的理性状态;效率是生产的客观要求。斯密给出道德自律下的道德人,边沁给出法律他律下的守法人,一个经济人必须是道德人+守法人+经济人。凡勃伦说的"制度"近似于意识形态,诺斯说的"制度"是个较完善的概念(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道德+守法)。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的,不能回避它;意识形态的自主性是现实的,但又是有限的。哲学上看,最优化问题展示出辩证法。概率和数学规划一同出现在非均衡模型,可认为这是自然组合。效率必须与收益相结合才有统计意义。文化与制度变迁需要进一步思考。     

论道德理性的基本内涵

道德理性是指道德主体分析道德情境,进行道德推理,确立自己的行为准则的理性能力。道德理性能力的成果最终积淀为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它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规范性内涵;二是功能性内涵。道德理性的规范性内涵与功能性内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道德理性的规范性内涵是功能性内涵的必然结果,功能性内涵是规范性内涵的理论渊源,道德理性通过规范性内涵为自己立法,通过功能性内涵为自己的法则寻求根据,二者在道德的实践性上融为一体。     

论马克思、恩格斯对施蒂纳利己主义思想的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读书札记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其中包含了丰富的伦理思想，凸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伦理思想的特质。特别是通过对施蒂纳利己主义思想的批判，阐明了道德的基础以及人类伦理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强调了人们的道德观念都与其现实生活条件密切相关，批判了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空洞的道德说教的错误倾向。     

道德演进的法治干预

虽然总体上而言,道德的生长方式是自然演进的,但不排除在特定时空或条件下,理性建构亦可起到一定作用。以理性建构为主导方式的法治,一定程度上可以对道德演进予以理性干预,改变其演进过程。为提升道德调控力,道德演进的法治干预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彰显被遗忘的道德,二是重拾被放逐的道德,三是助力新生长的道德。     

从整合化到转型化──略论宋明和近代时期理性观念的演变

中国哲学传统中存在与西方哲学经典概念理性相对应和意义之同的概念，这就是本土的。理性”，也存在哲学理性观的历史演变。中国理性观念的历史演变经历了分型确立、伦理化、本体化、整合化、转型化五个阶段。本文专题探讨了宋明时期理性发展的整合化和近代时期理性观念的转型新变问题、中国理性观念的本质特征表现为道德理性主义．与西方理性观念的科学理性主义本质材征相异趣。     

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康德意志理论疏解

一般认为,康德的义务论主张道德行为的动机或者根据是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而非感性情感或者欲望,这一点决定着行为的道德属性。对此,情感主义者提出了大量批评,站在休谟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认为道德动机的根据应该是在以同情为主的情感而非理性之中,而康德的“理性中心主义”将导致认知与行动上的诸多困难。情感主义者们并未真正理解康德伦理学中“意志”以及“理性”的复杂含义。实际上,康德并未将理性与情感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将二者结合于更加具有统一性意义的“意志”或者“理性”概念之中,或可将其称为意志Ⅱ或者理性Ⅱ,与仅仅包含纯粹理性及其法则的意志Ⅰ和仅仅具备认知能力的理性Ⅰ不同,它们已经蕴涵了以“敬重”为核心的情感要素,即康德所说的“实践性情感”。同时,在围绕康德的“道德动机”问题上,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解——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其真实的分歧并不那么大。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是理论意义上的根本性动机,而作为“尊重”的道德情感是其现象性反映,在现实运作中理性与情感是同时发生的,但在逻辑意义上,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确实是在先的。     

价值实践本位:道德形而上的剥离与其现实性的介入

道德是主体在"义务利他"前提下"自在自为"的选择,至高准则是"至善",这是道德形而上剥离后的价值判断。但是,道德的规定性不应仅存于理性范畴,其价值的合理性意义更在于社会实践功能的合法化逻辑。只有排除道德价值实践的现实障碍,将道德的价值理性融入社会关系当中,渗透于由道德意识、道德活动和道德关系构成的社会道德体系,实现其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价值本位作用,方能实现道德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统一,体现道德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理性与道德:法治文化的二元论

构成法治文化的重要因素是理性和道德。然而,理性和道德既有联系又互相区别,其中联系表现为理性最初源于对道德的遵循,而区别则表现为理性一旦脱离道德的含义,便会背离法治的道德内核。正是理性与道德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交替上升的关系勾画了法治产生、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运行轨迹。     

人类理性行为分析

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不仅无法解释由“囚犯困境”所引发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悖论,也无法解释现实中行为主体在“囚犯困境”情境下对合作行为的选择。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总是将追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等同于理性,进而再把实际行为等同于理性行为。其实,不仅人类寻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是理性的,而且对利他行为的追求也是理性的。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体现出理性“经济人”与理性“道德人”的双重性。对“囚犯困境”悖论的解决应该引入道德维度,引入理性“道德人”进行分析。     

外宣翻译:意识形态的较量

外宣翻译是以中国的事情为信息源,以外语(主要是英语)为传播工具,以外国受众为信息宿或传播对象,以向外国宣传中国为目的的一种翻译实践,是翻译学的一个分支。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类别,外宣翻译有其特性,也有其独特的内涵和意义。本文拟从政治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经济意识形态、媒介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态等五个方面探讨翻译中原语意识形态和译语意识形态的较量,以期对外宣翻译的发展提供一点参考。作者认为,外宣翻译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其结果是要么倾向于原语意识形态,要么倾向于译语意识形态。     

从意识形态批判到“交往理性”构建——深度解释学视域中的哈贝马斯技术批判理论

意识形态研究可以在深度解释学方法论构架内得到恰当说明。法兰克福学派将意识形态理论融合进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框架内,其技术统治论是一种新意识形态理论。从深度解释学视角看,新意识形态论是具有特定社会历史背景的象征形式,是一种历史谋划;相对于旧意识形态,新意识形态更具迷惑、辩护和操作性;在韦伯对自然祛魅和现代社会理性化解释基础上,哈贝马斯新意识形态论是对现代性的再解释:现代性危机主要表现在工具理性在交往领域的扩张并占据支配地位;回到生活世界,重建交往理性可以为现代社会发展建立牢固基础。     

论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信念危机

社会转型引起社会生活的深刻变迁,社会生活的变迁必然引发道德范式的转换。在新旧范式的接替过程中出现的道德危机,其实质乃是道德信念基础的瓦解。以宗教或形而上学为信念基础,以共同体为价值取向的传统道德范式整体上崩解并丧失了其有效性。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道德,在其信念层面上必须经得起现代理性的反思并将基本的公平价值包含在内。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对比较缺乏的现代主体理性精神以及基于其上的公平原则、权钱交易、裙带主义等丑恶现象又严重破坏了现代道德对公平原则的基本信念。     

对理性与情感的“交互性”误解——学界道德基础纷争之根由

围绕道德基础问题,学界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并形成了两大阵营:道德理性派和道德情感派。理性派认为:真正的道德基础是道德理性,而道德情感则是"丛林杂草",需用道德理性对其进行规约;情感派则认为:集中体现着人的生命意志的道德情感才是真正的道德基础,道德理性主义对道德情感的长期压制不利于道德的完善。其实,两派存在着一种"交互性"的误解:理性派所批驳的其实是人类的"物质贪欲",而非情感派极力维护的"道德情感";情感派要批驳的是作为外在利益的有效获取手段的科学理性,而非理性派所倡导的"道德理性"。双方都犯了"分析不彻底,合题不充分"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其实,从追求人类道德实践之至善这一共同基本立场看,二者其实是一种"理不离情,情不离理"的辩证统一关系。     

理性与道德：法治文化的二元论

构成法治文化的重要因素是理性和道德。然而，理性和道德既有联系又互相区别，其中联系表现为理性最初源于对道德的遵循，而区别则表现为理性一旦脱离道德的含义，便会背离法治的道德内核。正是理性与道德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交替上升的关系勾画了法治产生、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运行轨迹。     

嵌入的政治——意识形态本质论析

对意识形态的矛盾分析表明,意识形态深陷理性与价值、理论与实践、普遍形式与特殊利益的矛盾之中,这些矛盾关系表明意识形态已经越出意识边界。对意识形态的政治关联性、总体性、相对独立性特征分析表明,意识形态深深地嵌入生活世界中,表现了政治对生活世界的总体渗透。意识形态具有的政治认识、合法性及经济变革功能是其实现政治嵌入的具体形式。意识形态的超越不可能通过理性批判实现,超越意识形态只能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历史实践,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