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人格思想及其特点

清末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封建王朝腐朽没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写下了著名的《新民说》,发出改造国民性、提升国民素质的呼声,呼唤新民的出现。《新民说》通篇的主旨,都在于塑造近代社会的理想人格形象,培养具有优良素质、进取精神、健康心态和强健体魄的新民。《新民说》体现了梁启超先生人格思想的主要内容。     

论“五四”时期李大钊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扬弃

李大钊早年推崇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希望以儒家的理想人格和良好的国民道德修养改造社会,达到国家强大的目的。新文化运动后,李大钊扬弃了“圣王”思想的奴性消极面,把其积极面和西方民主思想融合,构成了他的新“外王”思想。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改造与人的改造的同等重要,把传统“圣王”思想改造成了无产阶级的理想人格。     

论“五四”时期李大钊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扬弃

李大钊早年推崇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希望以儒家的理想人格和良好的国民道德修养改造社会,达到国家强大的目的。新文化运动后,李大钊扬弃了“圣王”思想的奴性消极面,把其积极面和西方民主思想融合,构成了他的新“外王”思想。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改造与人的改造的同等重要,把传统“圣王”思想改造成了无产阶级的理想人格。     

论李大钊的农民国民性改造思想

面对中华民族的危亡,李大钊不断思索救国道路。大多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反思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现实时,都将国家的积弱归结于国民素质的低下,因此一股国民性改造思潮随即涌起。李大钊也根据中国本土实际,与外来先进思想碰撞得出自己的中国农民国民性改造思想。当很多人在对比西方民主科学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都倒向西方文明,而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明,竭尽全力去挖掘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时,李大钊却以"民彝"思想、调和思想来构建自己本国国民性改造思想。李大钊认为改造的主要对象是占国家人口多数的农民,改造的主体是青年知识分子,并提出了有中国特色国民性的改造目标及由渐进到彻底的改造方式。当今对李大钊农民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思考有其积极意义。     

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李大钊“物心两面冶的社会改造观

李大钊是中共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主张“灵肉一致冶和“物心两面冶的社会改造观。 早期他受托尔斯泰人道主义和泛劳动主义的影响,主张道德革命和精神改造,号召青年发扬劳动主义,到民间去与农民为伍。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李大钊也主张物质改造运动,但他认为物质改造和阶级斗争仅是手段,最终还是要达到互助和人道主义的精神目标。 李大钊后来虽也提出“工人政治冶的表述,也领导了中共的工人运动,但随着都市工人运动的失败,他较早提出中国革命应依靠农民、应到农村开展农村革命。 深入研究李大钊的思想,对我们理解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中共,从城市革命转向农村革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The Influence of Liang Qichao＇s “New Citizen” Thought on Shin Chai Ho＇s Thought of “the New Citizen”

近代之初,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韩国爱国启蒙志士们的影响最为引人瞩目。梁启超在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基础上,为了摆脱国民的＂愚民性＂和＂奴隶性＂,提出了＂新民说＂。培养＂新民＂同等于培养国家的势力,而培养＂新民＂正是当时梁启超创作文学的目的之一,梁启超的《新民说》对申采浩的《二十世纪新国民》影响甚大,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近代韩国文人产生了广泛影响。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申采浩“新国民”思想的影响

近代之初,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韩国爱国启蒙志士们的影响最为引人瞩目。梁启超在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基础上,为了摆脱国民的"愚民性"和"奴隶性",提出了"新民说"。培养"新民"同等于培养国家的势力,而培养"新民"正是当时梁启超创作文学的目的之一,梁启超的《新民说》对申采浩的《二十世纪新国民》影响甚大,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近代韩国文人产生了广泛影响。     

留日与李大钊早期政治思想的嬗变

留学日本是李大钊早期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期间 ,李大钊在艰难的探索中不断进行思想的脱胎演进 ,他由主张通过改造人心、改造政治、推进国家的民主建设的调和论者 ,成为了革命的暴力论者 ,并形成了以“民彝”为核心的政治观 ,为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梁启超的“私德”论及其儒学特质

虽然梁启超《新民说》中的公德说在近代以来最有影响,人们甚至把《新民说》的道德思想仅仅归结为公德说;而实际上,《新民说》中后写的《论私德》,对公德说作了很大的补充和修正,更加深刻地思考了私德在整个道德结构中的基础意义和重要价值。《论私德》不仅深化了他个人在《新民说》初始的道德论,而且对由启蒙推动的道德反思的限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十年前,便作了根本性的揭示,显示出思想家的深刻洞见。同时《论私德》根本确立了梁启超作为近代新儒家的思想立场和方向,也奠定了儒家道德论在近代的调适和发展的典范。     

李大钊：生前珍本存人间

李大钊生前有无著作出版,从前是谜 最早谈论李大钊著作的,是1962年著名文学史家唐瞍先生的《书话》,开篇第一章,说的就是李大钊的《守常全集》。     

章太炎对程朱理学的阐释

章太炎对程朱理学的阐释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他的汉学立场与宋学相对,革命家的启蒙思想则具反理学倾向,再加上他的佛学、庄学修养,以及对中国道德现状的不同认识,从而形成了对程朱理学别具特色的诠释。他中年以后调和汉宋的学术倾向、对二程学说的历史评说、对朱熹与新思潮关系的阐释,都是以前关注较少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开展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程朱理学和章太炎思想的认识。     

从吴学支裔到扬学先驱——论李惇的学术历程及学派归属

李惇是清乾隆年间知名的经学家,近世学者或认为他属于吴派,或认为他属于扬州学派。就学术思想和治经旨趣的演变而论,他早年主要私淑顾炎武,有志于"考古之学";中年追随惠栋为代表的吴派,钩稽汉学精义,追驳宋儒谬说;晚年致力于依托《左传》通考春秋文明史,以"通释"求通识,超越吴派。从吴学支裔到扬学先驱,是李惇与时俱进的学术旅程。     

是匡谬辨诬、端正学风,还是讳疾忌医、文过饰非——敬答李裕民先生

从学术的角度分析了李裕民先生对我《攻瑕批谬 ,意在求全———评〈司马光日记校注〉》一文的反批评。我的文章完全是以事实说话 ,全文所举误例不下六七十条 ,李先生仅对其中的 9条进行了反驳 ,而这仅有的 9条反驳还无一例外地全是错误的。李先生的本意并不在于学术商榷 ,而只是假反批评之名来渲泻私愤、文过饰非。     

李大钊的国际法思想

李大钊的国际法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１．提倡民族自决。他认为这是解决国际及国家问题之根本方法。２． 反对秘密外交,反对“以夷制夷”,提倡独立、自主、平等、务实的外交。他将有无密约作为考察他国“是否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一个标准。３．废除不平等条约。他提出废除治外法权及收回税权,等等。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们从最开始就把争取我国的国际地位、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纲领和目标     

《姑妄言》与李渔小说

曹去晶与李渔,一个在清代前期从事长篇小说创作,一个在明末清初进行短篇小说创作,两人的作品在体制、主题、情节、人物、语言等诸方面存在着相似之处,很显然,曹去晶在创作《姑妄言》时借鉴了李渔小说。     

梁启超与管学

20世纪初期,曾痴迷西学的梁启超复归传统开始了管学研究。他考订《管子》真伪及思想流派,以期重新定位不同于商、韩法治的政治大家。梁氏以近代视角和国际主义眼光研究管学,从中梳理出许多珍贵的法治和经济思想。管子的民贵主张、德法并重的观念、卓越的经济理论,都得到梁氏的高度赞赏。他从治国富民的政治角度认识管学的神妙,并借以构建自己改造社会的思想体系。虽然从政失败,但其独到的见解对后世的管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师前贤而不泥古 法西学而未失本——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的版本学、校勘学思想

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对其版本源流进行了细致梳理和深入研究,进而确定以最早的完整宋本静嘉堂文库本为底本,用于校勘的刊本多达十四种,并选择重要总集及选本共十七种进行校勘,校勘版本数量之多,无出其右,这为超越清代王琦注本奠定了基础。詹锳先生校勘李白全集,在对校法基础上,增加了是非判断,以“今照改”“今据改”“当据改”等分类校勘,提升了古籍整理的学术品位。詹锳先生重视唐代唐诗选本的校勘作用,用以系年、解惑、辨伪和辨析诗歌本事,破解了若干千年疑案,在李白集整理中颇具特色。詹锳先生强调古今并重,中外并重,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坚持无征不信、片善不遗的理念。詹锳先生具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深受西学影响,形成了阔大的学术格局和高远的学术视野,他以“预流”的学问开创了李白研究的新境界,其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达到了那个年代的制高点,至今仍难以超越。詹锳先生的版本学、校勘学思想是留给后世的宝贵学术遗产。     

略论李觏的人格精神

李觏是个生于衰世，奋起国运，心怀天下，康国济民的一代儒宗，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民困国危的形势，他身在民间，心存社稷，力主变革，爱国爱民，受到当时和后世的推崇、景仰。文章以其人格为视点，具体论述和评价了李觏人格精神的几个层面。包括：1、穷且弥坚，抗争命运的精神；2、批谬驳伪，正本求真的精神；3、心忧天下，康国济民的精神。同时对李觏的人格精神的现实意义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坚辞而难退忍辱而负重--兼论李东阳的人品

明初的李东阳历仕四朝,为官50年,身居宰辅之位19年,又在成化、弘治间主持文柄,确乎是当时政坛、文坛的泰斗人物。然因武宗继位之初宠信阉竖刘瑾,导致刘瑾专权四年有余,在此期间李东阳身为朝廷重臣,既未能及时铲除权奸,又未能及时急流勇退,于是有人指责他“依阿”刘瑾,有人指责他贪恋禄位,自然也有人为他鸣不平。这样,关于李东阳的人品问题也就成了一桩讼案。实际上李东阳是个淡薄名利、为官清正、人品正直的士大夫。     

经世以为学,创新以求是——黎虎先生史学研究述评

黎虎先生从事史学研究60余年,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学术成就卓著。综观黎先生史学研究,“独立思考,推陈出新”为其治学思想,“经世以为学,创新以求是”为其研究原则。黎虎先生不仅开创了“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这一新学科,还结合走马楼三国吴简等新史料,对魏晋南北朝“吏户”“吏民”等问题进行重新诠释,构建起“吏民”问题研究的全新学术体系。黎虎先生非常重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有机结合,在其研究中完美地诠释了“二重证据法”,从而在史料的运用上为我们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