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本色论”曲学内涵新探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明代曲家的"本色论"只涉及戏曲的语言问题,但徐渭的戏曲"本色论"在明代曲家中比较独特,内涵丰富,除关注戏曲的语言外,还广泛涉及了戏曲的审美特征、创作技法、角色塑造、声腔格律、曲家个性、艺术创新诸多曲学范畴的问题。徐渭戏曲"本色论"的提出,因其曲学内涵的丰富性,指导并启迪着当时及后世诸多曲家的戏曲创作与剧论表述,为晚明及清初古典戏剧学高峰的到来奠定了丰厚的理论基础。     

明代曲学中的情趣论

明代中后期,戏曲美学界发生过本色论、情趣论、折中论的论争.其中,情趣论以汤显祖为代表,崇尚不拘理法之“至情”和“趣味”,主张为了戏文的“意趣神色”,传奇可写虚构之情,“因情成梦,因梦成戏”,“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后来王思任、茅元仪、茅暎等人加以声援和继承.如茅氏兄弟声称:“事不奇幻不传,辞不奇艳不传.”情趣论的曲学主张既有合理之处,也有片面之处.作为明代曲论三派之一,明代情趣论的曲学主张具体是怎样的？得失如何？试加检讨甄别.     

论昆曲吴江派

昆曲吴江派是明万历年间形成于吴中的以沈为领袖的主要昆曲流派,成员包括了吴、越两地最著名的曲家,如沈自晋、沈自征、王骥德、吕天成、叶宪祖、卜世臣、冯梦龙、顾大典、范文若、袁于令、徐复祚、等。吴江派以“本色论”和“音律论”为支柱,统一了案头与场上的二元理论,创建了的昆剧的曲学体系,作为一种集体创造,这个曲学体系涵盖了昆剧音乐和文学的两个层面,不失为我国古代戏曲中较为科学与精辟的理论。     

戏曲理论中“本色”之演进

“本色”是中国戏曲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本色”一词从出现至宋、元、明,逐渐在戏曲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在明中叶后,“本色”“当行”的相提并论使得“本色”内涵向更深层次发展,至清代以及当今,“本色”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本色”“当行”比较论

"本色"和"当行"是中国历代曲论中使用频率很高而其意义又有待深入探讨的重要曲学术语.曲学中的"本色",主要是针对曲作(包括戏曲和散曲)语言风格而言,大要有三方面的指意一是指曲作语言质朴自然,通俗明朗;二是指曲作风格简淡蕴藉,刚健豪宕;三是指曲词严守音律,合度依腔.而曲学中的"当行",则主要针对戏曲而言,大要指戏曲文学作品能适宜于实际演出,能真实生动地反映生活,且具有左右观者喜怒哀乐情感的艺术魅力."本色"与"当行"既各有特指,又密切相关,相辅相成,二者乃是曲论家心目中最佳曲作的最重要特征.     

略论中国曲学的衍进模式与中国戏曲史的理论构成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考虑,戏曲的产生并不一定要以“诗”的形成为基础,但从理论生成的角度来考虑,中国的曲学却是在诗学基础上建立的.中国曲学的这种理论生成方式最终影响到了中国戏曲的诗词化走向.然而,戏曲毕竟是一种不同于传统诗词的文学体裁,曲学终不能完全为诗学所涵盖,因此,诗学与曲学必将走上各自的分途.由诗学向曲学进行理论过渡,这代表了一种文人传统的延续,而这种传统的赓续则在理论层面上造成了一种假象,即中国戏曲的发展依照的是一条“由诗而词,由词而曲”的线索,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文人依据其既有知识构建起来的“理论历史”,并非是戏曲自然发生的原初风貌.     

论李清照的词学思想

词“别是一家”说,是李清照词学思想的重点。词“别是一家”说与苏轼的以诗为词、苏门学士的词学本色论有着内在的联系。“别是一家”的主要内涵如下:一是强调谐音合律;二是重“情致”、“典重”,崇尚“文雅”的词情;三是讲究“故实”、“铺叙”,追求艺术表现的完美。“别是一家”说是对词“自是花中第一流”整体美的追求,它丰富与发展了花间以来的词学本色论,形成了明晰的理论体系。     

明代剧坛本色说的派别及其形成

明人论剧,多崇尚本色。徐渭说:“南曲固是末技,……然有一高处:句句是本色语,无今人时文气”。①何良俊说:“填词须用本色语,方是作家”。②王世贞说:“马致远‘百岁光阴’,放逸宏丽,而不离本色,押韵尤妙”。③(按:“百岁光阴”即[双调·夜行船]套曲,是散曲,但由此可推知王对戏曲语言的要求.)王骥德说:     

“本色”论三题

<正> 一、作为宋词艺术风格的“本色”论自苏轼的词在宋代词坛上别树一帜之后,“本色”论开始热闹地进入文学批评的领域。最有影响的是陈师道对苏词的评论:“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清照也谓东坡等的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这两段话,大家都很熟悉。研究者也大致据此认为“本色”论为文体风格的问题,而苏词的要非本色,就因其乃“诗之新体”,不合音律。刘永济先生的观点可代表这一派意见,他肯定了陈后山批评苏词的“要非本色”,并为之说明理由:“按词以婉约为正宗,其理由实因婉约派词家如美成、     

卢前散曲创作的理论和实践

卢前是继吴梅之后,中国现代散曲史上重要的曲学理论家和作家。他现存的大量散曲作品和曲学理论为丰富中国现代散曲学作出了积极贡献。他的散曲创作目的在于,试图以自身特有的艺术才华,牵制散曲在民国彻底衰微的速度;他的日记体散曲产生于他广泛的社会活动,本色清丽为主,豪放诙谐为辅;放言落纸,气韵天成,工稳自然是他散曲作品的主要风格;他的散曲作品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     

论明清曲论的规范曲学

明清之际“规范曲学”命题，主要针对文人传奇的发展而展开，侧重于传奇文体体性的规范，并以此规范来指导当时传奇的创作，促进文人传奇发展的繁荣。同时，“规范曲学”自身亦存在相对性的特征。     

明代临川散曲大家陈克明的走失与回归

明代临川散曲大家陈克明,一说为江西高安人,文章以周德清《中原音韵》记载为准,认定陈克明为江西临川人,以弥补江西文学史上明代散曲大家的缺失。陈克明散曲《临川八咏》作品得到较多评价,如元明曲学大家柯丹丘、周德清、王世贞以及当代曲学大家卢前等,在明代散曲史上以“风雅互鉴”的风貌占有一席之地。     

略论杨维祯的曲学思想

杨维祯是元末明初著名的诗人,同时又是戏剧理论家、戏剧活动家和散曲作家。他的曲学思想涉及戏剧功能论、曲体源流论、散曲风格论三大方面。他认为戏剧功能主要是“讽谏”,曲体源自《诗经》、《离骚》,再由古乐府演变而来。他提出了散曲中的“奇巧”风格,他的这些曲学思想由于有丰富的创作实践为基础,对明代的曲学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在元明之际的剧坛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试论大学语文教学应立足审美教育

大学语文作为普通高校开设的一门独具美学内涵的公共必修课程，应当打破传统的“工具性”教学定位，还原学科本色，立足审美教育。试图从教学环境、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目的等五个方面对此加以阐述，以期为大学语文提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卢前对近代散曲学的贡献

卢前是一位蜚声中外的曲学理论家 ,他第一个明确提出“散曲史”概念 ,其散曲美学观新旧兼容 ,体现出极端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同时卢氏还是一位业绩卓著的散曲文献学家。     

慕古与尚俗共存——元明清齐鲁曲学观念探析

曲学观念主要包括散曲名称与体制的确立,散曲的雅俗、南北、文律之争,散曲的地位与功用诸问题。元明清齐鲁散曲家有作品流传或见于记载的约四十余人,他们的曲学观念一方面体现在序跋及论曲专著中,一方面体现在创作中。而这些观念是在推尊曲体的慕古意识与尚俗求真的自主选择共存的格局中生成。散曲名称、体制的内涵与外延在明清已经相对明确;散曲风格以雅俗兼备为上,北南曲风刚柔有别,文辞与曲律合之为双美;散曲地位尴尬,功能由风化、抒情向实用演进。齐鲁曲学一方面自觉地将散曲的源头追溯到诗三百篇,力图恢复元声古乐,是慕古意识的呈现,另一方面倡真情反模拟重创新,体现了散曲艺术发展的必然要求。齐鲁曲学观念就是在慕古意识与尚俗求真共存的格局中生成且逐渐成熟。     

道家精神烛照下的《边城》世界

《边城》是一个美丽而忧愁的梦,沈从文在这篇小说中建构了诗意的“湘西世界”。他以传统的道家思想为依托,通过对“水”的解读、自然本色的重视、自然人格的推崇及乡土、家园守望的多元叙述,折射出深厚的道家文化内涵。     

“非本色”创作及其诗歌史意义

基于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三次大变革时期关键人物的创作皆具“非本色”特征,对韩愈、苏轼和杨万里“非本色”诗歌创作的个案进行研究。分析认为：“非本色”创作具有一些共同特征,表现在语言变革、审美价值观的突破、“游戏于斯文”的创作态度和重视“意”的自由表达等方面;“非本色”诗人的共同特质是“才、胆、识、力”俱备;文学传统除旧布新的源头活水和巨大动力正是“非本色”创作。     

本色还是非本色?——黄庭坚对苏轼“以诗为词”的继承与出新

黄庭坚继承并发展了苏轼的“以诗为词”,其词有本色的一面,也有非本色的一面。大体而言,黄庭坚词多为艳科题材,超过七成以上内容呈现了男欢女爱、离愁别恨、节序宴饮等传统内容,呈显了“以词为词”、本色的一面。局部而观,黄庭坚词继承了苏轼的“以诗为词”,创作了隐括词、回文词、集句词、言志之词、茶词等“以诗为词”的题类,边塞词继承了苏轼的豪放词风,言志词继承了苏轼诗之言志功用入词,呈显了“以诗为词”、非本色的一面。黄庭坚词植入宋诗“以俗为雅,以俗为新”的创作观,采用柳永的“街谈市语”入词,并以其“夺胎换骨”之诗法尝试用俗语写雅词,实现了对苏轼“以诗为词”的出新。     

《艳云亭》传奇全本文献考论

作为明清舞台上的演出经典剧目,朱佐朝的《艳云亭》传奇有多种抄本传世,而这些抄本之间的关系,学界迄今未予厘清。经考察发现,此剧现存至少有六种手抄全本文献,可归为梨园演出本及曲家改订本两类,其中梨园演出本又包括“三十三出本”及“三十四出本”,曲家改订本则有“饮流斋本”及“古吴莲勺庐”过录本。梨园演出本无论从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在剧作的构思结撰、戏曲语言等方面,都是极为经典的“场上之曲”;而“饮流斋本”则从关目及曲词等方面,对梨园演出本做了大量改订,使之在艺术上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反映了曲学家许之衡的治曲趣味及曲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