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代科举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科举制度是明代选拔人才的主要制度。在今人撰写的有关论著里,都颇注意对明代科举取士制度的评述。但在述及八股取士开始时间,明代科举的实行与停止、进士科录取的次数与人数,以及考试的内容等问题时,却说法不一。本文拟就研究中涉及的几个史实问题,予以考述,以就正于诸学人。 一、关于八股取士开始的时间问题 八股文又名制艺、时文、八比文、四书文。在中国历史上,以八股文取士究竟始于何时,清代学者就有争议,今之不少论著都说:洪武三年,明政府规定以八股文取士。有的还说“八股取士是洪武初山朱元璋与刘基共同商定的”,是“朱元璋在封建科举制度基础上创建”的。还有说,朱元璋为了禁锢士子思想,制定八股文程式。     

制义“大结”与明清政治文化

大结是明代八股文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与文章各部分形成有机联系,而且承担着独特的文体功能。自宋代王安石科举改革以来,“自摅己见”成为经义文的写作要求。元代科举把自摅己见的功能单独赋予四书文。明代把“入口气”设置为八股文的主体部分,并设置大结以专门承担自摅己见的功能。明代八股文大结在融贯经典、反思历史、批判现实等方面曾提出过尖锐而深刻思想。大结的设置激发了士子通经致用意识。清康熙十六年禁用大结,弱化了八股文表达个人见解的功能,与其专制主义政治意图相表里。乾隆之后八股文厉禁越来越多,八股文走到了末路,变成一种缰死枯窘的文体。     

道统指导政统原则及其在传统中国的制度安排——关于知识分子制度化参政机制的讨论

道统指导政统是中国自春秋时期就形成并主导之后历史的基本政治原则。落实这一原则,就需要以接近天道的儒家价值为标准,对探究和实践道的士人进行判别和选拔。历经察举、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度,传统中国选拔士人的制度不断完善,并最终通过科举将考试前置,排除了任何"初选"制度,使所有士人都能平等地进入公职的选拔过程,并在担任公职后对政绩进行考察,使道统指导政统的原则得以基本实现。这一原则及其制度在今天仍有其意义。     

论理学的核心话题和解释文本的转换

宋明理学是在化解了与传统经学解释学、传统价值理想和外来文明冲突中转生的,凸显了其强大的生命智慧。它以理气心性为核心话题,分为性即理派、气即理派和心即理派,分而不离,合而不杂,不离不杂。由于《四书》具有内圣外王的追求、核心话题的落实、安身立命的安顿、义理之学的需求等的内在资源,所以选择《四书》作为其所依傍的经典解释文本。     

八股文与古文谱系的嬗变

八股文和古文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概念.在八股文定型的过程中,明代台阁文人起着重要作用,而台阁体古文是继承唐宋古文而来的;正、嘉年间唐宋派强调"以古文为时文",其目的在挑战台阁文人主导的古文和八股文;明末清初,八股文与古文的历史被人为地改写,台阁诸人的影响逐渐式微,归有光的作用被凸显出来.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八股文与古文谱系.八股文与古文相互渗透,形成了一种八股化的古文,对明清的文学以及文化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比较视域中的《明文海》研究与明代时文格局

黄宗羲选编<明文海>,旨在展示明代文化,表明其审美趣味和贯彻其诗学思想.文学创作必须具备真性情,表现作者的真面目,此为黄宗羲认识八股文之总纲领.他用旧形式贯注新内容,在"序"类选文中选录了大量与科举制度、应试士人以及八股文有关的文章.他创新总集的编纂体例,在选文中特设了"时文"这一类目,让八股文进入断代文学总集之中.他较多地选录与明代散文总体发展趋势相吻合的文章,同时也不排斥那些风格独特较为拗口的作品.对于肯定和否定科举制与八股文的文章,<明文海>均予以选录.     

八股文与中国文学

作为明清时代数百年间科举取士的核心文体八股文,在本世纪初随着科举制度的消亡而消亡,人们对它早有定评。但是八股文在历史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很复杂的,这种影响在当时存在,在后来甚至现在也并未完全消失。因此,对其加以具体剖析,也许是不无价值的。八股文的文体说八股又名制义,或曰制艺、时艺、八比、时文、经义、四书文等,因其主体在于四联八股的比偶句,故俗称八股。这个俗名多少有点贬义,表明明清及以后人对它的态度。但是一篇八股文有许多要件,有繁复的规定与戒律,比起其他格律性的文体如格律诗要复杂得多,比律赋与骈文也复杂,这决定…     

清议性质与汉代乡里清议略析

“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多用来指代士人的公平论政或泛指社会合理舆论.先秦时期,我国即有清议传统存在,开明君主为取得政清民和之目的,往往借此体察民情.汉代发扬了清议传统,在乡邑间、士人群体间、名士个人间,皆存在清议现象,东汉末年的“清议运动”更是影响巨大而深远.汉代统治者在用人制度上实行的“察举制”尤为重视乡里清议的作用.乡里清议的对象既有布衣平民,又有没落官宦之后或经明行修之士.而乡里清议的内容则注重孝悌、德行和才识.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乡里清议亦渐显其弊.     

浅析科举制度的意识形态控制功能

科举制度不仅是一种官员选拔制度,而且也是一项重要的意识形态控制制度。它有机地将士人的理想和统治者的需要结合起来,为统治者控制士人思想提供了有效途径。考试科目和内容的官方设定是统治者利用科举制度控制士人思想的主要手段。科举制度还是古代学校灌输官方意识形态的制度保证,它甚至对普通民众也间接发挥了意识形态控制作用。     

浅谈儒家思想在《红楼梦》里的反映

<正> 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两千年来主要的传统思想,其经典就是《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后来由南宋理学家朱熹加以注释,编成《四书章句集注》。到元代皇庆二年,《四书》被定为科举考试课目,考题必须出自《四书》,发挥题意必须以朱熹的注释为根据;这一直沿袭到明清两代而不衰。因此,《四书》便成了我国传统的启蒙     

典籍与教科书同构:朱熹纂辑《四书》的理路

朱熹纂辑《四书》,旨在将儒家经典的诠释与学校教科书建设熔于一炉。作为中国儒家经典《四书》的集大成者,朱熹注重义理阐发而不废章句训诂,力辟佛说而注意吸收、利用其理论思维成果,形成了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一系列四书著作。朱熹治《四书》,实现了文化传播与教育的有机结合,为南宋以降元明清三代的士人学子开启了为学进德的基础路径,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信仰体系和政治伦理秩序的合法性。     

试论清中期四书学研究中的历史特色

就作为几代王朝思想经典的四书而言,在清中期汉学全盛的历史环境下,不可避免地受到考据学风的渗透,这使得文献整理研究成为在清中期四书学研究中较为突出的内容。除了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四书经注进行文献整理研究外,清中期四书学中另一很突出的内容就是历史研究。四书虽然仍然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但随着清中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变化,特别随着清廷文化政策调整和对经学的重视,以实证和考据为特征的汉学迅速向以性理之学为主的四书学渗透,四书学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经典之学的色彩日渐减弱,四书经注被学者们视为历史文献资料,他们致力于对四书经注的研究,处处都以对各种史实的研究为基础,这使得清中期的四书学呈现出鲜明的历史研究特色。     

明代中前期程朱理学、八股文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八股文是明代统治者向天下士人灌输程朱理学的主要工具,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表现为渗透式影响及戏曲、小说等弱势文体向强势文体的主动靠拢与吸收,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明代的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三者交互作用最终构成了明代文学发展特定的历史背景及文化生态。     

论唐宋间"四书"升格为儒经的原因

唐宋之间,"四书"取代五经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官方法定的儒家经典.本文认为四书升格是唐宋经济发展、思想流变的必然;四书以其自身的特点而具备了升格的可能.另外,唐宋诸大儒对四书进行了创造性的解释,超越了唐代释老的心性本体论,将"佛性"或"道性"还原为人性,并将性与天道相沟通,将天道与伦理相沟通,把学术的核心话题从"佛性"、"道性"转换为"天理",最终他们实现了整个学术的转换.这种学术转换是在对"四书"精心解释下完成的,新的学术理论的确立,使得它所依傍的文本也广泛地被接受,"四书"升格为儒经得以实现.     

知识与权力的互动:科举制度与儒家的制度化建构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科举制度考察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通过不同层次的考试可以获得相应的功名,并授予官职.这样,儒家与权力建立起联系.由于选拔制度的单一性,也使古代的教育制度成为科举制度的延伸,并保证了儒家经典的传播.以科举制度为枢纽,儒家的制度化体系得以建立和运转.     

科举八股文考试功能述论

八股文从明代产生到晚清终结,历时几百年,此间批评亘续不断,如说八股文亡了国家,扼杀思想,戕害了文学.但八股文毕竟首先是以一种考试文体形式而存在,在大规模的选拔性科举考试中,在规范竞争、检测知识、检测智力、防范舞弊、方便阅卷、文有定评等方面,八股文已经很好地履行了其考试功能.对八股文只有多一些宽容,我们才可能理解其产生和存在的价值,才可能对其有一个理性、公正的评价,同时也为我们的语文考试改革提供借鉴.     

经世向度下的原典回归——以颜元的四书解释为中心

明清之际,学术路向渐由空谈性理的理学转向经世致用的治平之学,儒者们普遍主张回归原初经典,重新释读以探究其中蕴含的经世意旨.经由四书解释,颜元展开了与朱子的对话.在经世致用的解释视域之下,颜元将四书解释的重心由形而上的超验世界转移到了形而下的经验世界,希图通过在日常生活中躬身践行"事物"以体知先王之道,为世人开创一个即"事物"见道的人间世.     

从“代言”看明代戏曲创作对八股文的借鉴——以《香囊记》的“二重代言”为个案

"代言"是戏曲与八股文共有的基本文体特征。在人物塑造上,以《香囊记》为代表的八股化明传奇对八股文的借鉴体现在"二重代言"上,即代言主体通过演员为剧中人物和经史中的圣贤两个对象立言。代圣贤立言,即是借八股文而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戏曲中的人物塑造已基本上蜕变为一种说理方式而存在。     

论八股文长期沿用的文化机制

八股文是一种相当僵化的文体,自明代开始,对八股文的批评几乎无时或息,但它为什么能够长期沿用达五百多年之久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这种文体用于科举考试体现了统治者巩固体制、维护道统的需要;二是用这种特殊文体试士,对选拔人才有一定作用;三是长期形成的八股文化学术体系,对这种取士制度起到了极大的支撑作用,并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文化环境。     

朱熹是怎样注释“四书”的？——从方法的角度看

《四书集注》(全名是《四书章句集注》)是对“四书”的注解,又是朱熹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即又以注释经典的方式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这是中国古代著述的一大特点。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早有人提出过的“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的问题,如同西晋时期郭象的《庄子注》,究竟是“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