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理和风之三大主义，八项注意

饮食人类学对人的归类十分简单：人是一种杂食动物。但是为什么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不吃猪肉，印度教的不吃牛肉，美国人不吃山羊肉，马肉和狗肉，而比利时和法国人喜欢吃马肉，更有新几内亚的弗瑞人要吃死去亲人尸体！如果说这仅仅是因为地域的不同，而引起饮食习惯和民族的文化，社会风俗，生理特征，生态地理环境等等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我们的邻居日本，他们的饮食文化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他们的饮食料理都以鱼为主，又为什么崇尚生吃？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还是不得已为之？     

论湖湘学派的“修身”思想

湖湘学派继承了先秦儒学重视道德修养、伦理教化的传统，认为只有通过“修身”、“养性”的途径，方能达到成道求仁、治国安邦的功利目的。一儒家的治国之道，是将伦理与政治，伦理、政治与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倡导、实行的，突出地表现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递进关系的提出，即要想“治国、平天下”，首先就要从“修身、齐家”做起；而要“齐家”，其首要又在“修身”。因为“修身”与“治国”紧密相联，或者说“修身”就是为了“治国”，所以湖湘学派在“修身”过程中，特别强调培养学子“忠君报国”、“济世救民”的爱国思想；“…     

“达瓦孜”新探

“达瓦孜”。维吾尔语又称“达尔哈奇克西”，意为上高架踩大绳。我国汉文文献称“绳伎”、“走索”、“绳舞”、“高嬗伎”、“戏绳”、“履绳”、“[纟亘]戏”、“踏索伎”、“走软绳”、“绳技”、“踏绳”、“踏软索”、“走绳”等。这一高难度惊险的技艺，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创新、发展并日趋成熟。不仅是使用的道具随着时代的演变而不同，在演出的技巧上也不断有新的突破，成为灿烂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支耀眼的奇葩。它先被列入“百戏”，后又编人“散乐”，晋以后称之为“杂伎”。     

年楚河

年楚河意为“尝味水”。相传莲花生大师所持盛甘露的宝瓶寄放在宁金岗桑雪山处。此后，甘露水就不断从雪山流下，让人们品尝，故名“年楚”，亦称“酿曲”、“娘曲”、“年曲”、“年善”、“年曲河”、“羊曲河”，     

“殷”“商”名辨

“殷”、“商”之名，均由地名而来，分别得自于殷商民族和殷商王朝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作为国名、朝代名的“商”得名干漳水流域，时在商族建国之前；而“殷”得名于安阳附近的“衣”地，时在盘庚迁都之后。在殷墟甲骨文中，商代国名、都名皆称“商”，不称“殷”，而后世称之为“殷”、“商”或“殷商”。文献中的“殷”名与“商”名纠葛搅扰，不可强分。盖“商”乃当时人的称法，而“殷”及“殷商”互称是用人及后世文献的称法。     

45 二王庙之殇

背景资料 二王庙位于都江堰岷江东岸的玉垒山麓，是纪念中国都江堰的开凿者、秦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二郎的祀庙。初建于东汉，时为纪念蜀王杜宇的“望帝祠”，南朝齐明帝建武年间（494--498），益州剌吏刘季连迁“望帝祠”于郫县，改祀李冰父子于此，称名“崇德庙”，后亦有“江渎庙”，“李公庙”、“王庙”、“秦太守李公祠”、“真常道院”、“川主庙”、“显英王庙”、“二王宫”之称。清乾隆时之《灌县志》中称“二郎庙”，后遂称之曰“二王庙”。     

章学诚学术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针对时风学弊，章学诚建构了以“世”、“道”、“史”为基本架构的学术思想体系，主张“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提出“本己性情为学”、“学欲其博，守欲其约”、“临文主敬”、“知人论世”的学术方法，并强调以“史德”为重心的学术修养。这体现了章学诚作为浙东学派之殿军所具有的才识卓见，对现代学术研究仍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69司空山

司空山又名司空原，位于岳西县南边70公里的店前镇境内，方圆50公里，主峰海拔1227米。因淳于氏世传周司空之职，后隐居于此而得名。山中幽谷古洞，飞瀑流泉，怪石虬松，景象万千，为古皖名山之一；尤以“二祖禅刹”、“太白书堂”、“洗马春池”、“赤壁丹砂”、“银河夜月”、“南崖瀑布”，“北岭松风”、“乌牛古石”等司空八景，闻名于世。     

论贺铸《东山词》“物是人非”的表现方式

贺铸常将心中之孤苦与“物是人非”意识融为一体进行创作。考察其《东山词》中的相关内容发现，“物是人非”的表现方式有四：“重游故地”的书写，“物”指草木、山河等，而“人”指美人或亲友；“旧屋、故院”的书写，“物”指房屋里的日常用品、庭院中的自然景致，而“人”常指妻子；“老年”的书写，“物”亦指自然之物，而“人”指作者本身；“回顾古人”的书写，“物”泛指某个地点，而“人”则指古人或历史人物。     

“白马非马”论析

“白马非马”这一先秦时期名辩思潮的主要命题，自公孙龙著《白马论》提出之后，便遭到先秦其它各派及后人的批判，认为这是“欺世惑众”之说，是割裂一般和个别的诡辩命题，至今哲学及逻辑界仍对此争论不休。本文将具体分析《白马论》、《白马论》与《名实论》的关系以及“白马非马”中的“非”字等，证明“白马非马”并非诡辩命题，“白马非马”中的“非”不是人们日常所谓的“不是”的含义，而是“不同于”、“不等于”、“有异于”、“区别于”的意思     

史学研究的重大成果——读冯天瑜教授新著《“封建”考论》

对于生活在大陆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没有不知道和未使用过“封建”一词的，如称秦汉至明清的两千多年社会为“封建社会”，称各种落后、腐朽、反动的制度、思想、习惯乃至人物为“封建专制”“封建阶级”“封建帝王”“封建官僚”“封建军阀”“封建文人”“封建思想”“封建意识”“封建迷信”“封建愚昧”“封建糟粕”“封建头脑”“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封建习俗”……然而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在其新著《“封建”考论》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中对此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封建”本义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藩”，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如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都在此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并展开“封建论”。     

守正与创新：“经典研读”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的路径探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是高校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战场，基于“大班授课、小班研讨”教学模式，将“经典研读”活动有效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守正与创新的重要路径。“经典研读”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是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高校增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实效性、落实立德树人教学目标的必要条件。在教学实践中，建构好系统清晰、逻辑立体的教学体系，设计好使学生主动参与、自主思考的高效课堂运行模式，发挥好过程性评价体系的“指挥棒”作用，是讲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的关键。“大班授课、小班研讨”兼顾了教学的横向覆盖率与纵向深度，“两大部分”互为支撑、协同发力，“四个环节”相互促进、有机统一，是实现“经典研读”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全过程、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的合理教学模式。     

《论语》“未知，焉得仁”：朱熹的解读与现代的转向

对于《论语》“未知，焉得仁”，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解读：其一是孔安国、何晏、皇侃、邢昺以及朱熹把其中的“知”解读为“知晓”；其二是郑玄以及王充、班固、徐幹、李充、颜师古把“知”解读为“智”。朱熹在把“知”解读为“知晓”的同时，又对于“仁”“智”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既讲仁包“义礼智”，又讲智藏“仁义礼”。清儒大都追随郑玄，将“知”解读为“智”，并由此进一步讨论“仁”“智”关系。正是历来存在的这种分歧，演化成为现代杨伯峻《论语译注》、钱穆《论语新解》、李泽厚《论语今读》的解读与冯友兰、唐君毅、冯契的解读之间的分歧。这是当今对于《论语》“未知，焉得仁”的解读，所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践者——昌邑：正在崛起的滨海科技魅力特色城市

昌邑币地处山东半岛西北部，渤海莱州湾南岸，在黄、蓝“两区”建设总体布局中功能叠加，优势明显。是著名的“中国丝绸之乡”、“华侨之乡”，先后被评为“中国纺织产业基地市”、“中国北方绿化苗木基地”、“国家级苗木交易市场”、“中国超纤产业基地”、     

试论中医知识体系之建立──兼论对老庄哲学的诠释

中医强调了一种不同于平常感官知觉的“认知”方式──“心“，或“神”的“感知”，经由这样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身体观”及“自然观”。甚至中国传统的老庄及儒家哲学之建立，也和这种认知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另外，像艺术（比如文学、书画、音乐、园林建筑）及术数（比如卜卦、命相、拳术、内丹修行）等领域，都受到了它很深的影响。这样一种对“心”“神”作用的肯定与强调，实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中国人的“自然观”、“人生观”、“身体观”及“审美观”都和它紧紧相依。     

谢榛的“文随世变”论与格调“通变”论

谢榛的诗学思想以“声律”为中心。其历谈声律格调，以分正变，来规避旧格调论单纯崇“正”的缺陷；以“三要”与“一我”“一心”为立足点，建设以“悟”为核心的主体才能，来丰富格调论的内涵；以“走笔成诗，琢句入神”来改造旧格调论的琢句求工之弊；在格调论的范围内，力图让诗性分析从偏执两极走向融通，以改变格调论崇尚汉魏范式的不足；他以对“法”的具体讨论，落实了对格调论内容的梳理。这样，“法”、“悟”、“神”、“兴”、“走笔”与“出入（初盛唐十四家）”一起，构成谢臻格调论诗学的新鲜特色。     

作者介绍

王大超，男，1963年12月4日生，汉族，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辽宁省市场经济学会副理事长、辽宁省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副理事长、沈阳市科技咨询专家，承担“市场营销学”“决策学”“政治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等课程的本科及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多次被评为“沈阳市优秀教师”“沈阳市劳动模范”，获得“沈阳市五一劳动奖章”。     

战国纵横术与“形”

战国纵横术在“纵横”本义上即与地“形”联系紧密，使得各诸侯国在聚散中遵循着特定的规律。从纵横术的使用角度来看，地“形”亦为游说之重要切入点，而“三晋多权变之士”则说明地“形”是促动纵横术多向衍生的一种重要间接因素。纵横术之“短长”、“抵蛾”、“捭阖”核心要旨，也都在于创造有利之“形”，将潜在的有利因素具象化、实物化，使之现之于“形”，易于控制；亦善于顺“形”顺势在巧处对阴阳双方进行转化，及把握“形”转化之间的时机。这种对“形”的重视和利用，是对老子“反动”、“弱用”思想的补充和发展。     

论散曲的“当行本色”

散曲被称作“词余”，却并非词之孓遗，而是诗体的又一次革新。散曲的“当行本色”，表现在语言上乃是“贵显浅”，即“意深词浅”；表现在抒情方式上，为明快直捷；表现在艺术形式上，是“曲如赋”，重赋多比，喜用“诡喻”、“博喻”，用典以一听便懂、一读便知为原则，而与诗、词用典迥异。从本质意义上说，散曲可划入“俗文学”范畴，这种“俗”，是以其民间性、大众性、原生性为内涵的。散曲的生命土壤在北方，其“明快畅达”的本色，与北人的性情及趣味大抵有关。     

论郑樵六书学说之不足

本文对郑樵的“文字有间”、“书画同出”、“子母相生”、“建类主声”以及“有义之假借”等观点进行了评析，指出“独体为文，合体为字”不尽合汉字事实，“书画同出”掩盖了“书”“画”的根本区别，“子母相生”“建类主声”是自相矛盾之说，“有文之假借”导致六书假借的混乱或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