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东亚国际体系转型的主要因素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历史上每一次国际体系转型都要经历革命的洗礼或战争的阵痛,而当前东亚国际体系的转型却在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浪潮下出现了和平转型的趋势。影响东亚国际体系转型的主要因素是体系内实力结构的变化、地区整体性制度建构的缺乏和难以形成地区观念的认同。面对东亚国际体系转型,中国的战略选择应是积极参与东亚国际体系的转型,创建国际机制,探索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加快国内体制创新与制度建设。     

亚太模式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的新诠释--政府主导的模式是否存在范式危机

"亚太模式"曾经造就了亚洲"四小龙"及日本的经济奇迹,继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遭到质疑后,"亚太模式"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再次遭遇范式危机.这种以政府作用、出口导向为特征和主要内容的"亚太模式"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需作重大调整.制度创新而不是技术创新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关键所在,政府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仍应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以往政府主导不同的是,政府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作用应体现在以服务为宗旨,立足于有利于中观产业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技术创新,从国家宏观层面创造和营造适合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上.     

二十世纪中后期儒家文化与"东亚模式"的讨论与反思

通过对二十世纪中后期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高增长关系的讨论进行回顾与反思,提出"东亚模式"中的儒家文化因素不论是在宏观还是在微观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虽然时下对"东亚模式"的批评不绝于耳,但在欧美模式导致全球金融危机肆虐横行的背景下,"东亚模式"仍将在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模式中独树一帜.     

东亚峰会的运行机制及其面临的挑战

本文从东亚峰会的成员变化、议题设置和机制安排上分析了东亚峰会的运行特点,并总结出东亚峰会的运行模式:在权力结构上,是小国主导下的大国动态平衡模式;在体系过程上,是进程主导下的冲击-反应模式,进而指明东亚峰会当前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     

从发展过程看东亚经济奇迹

本文认为，东亚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在较低劣的初始条件下实现了非标准结构模式的成功发展，并且创造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最高的增长速度。文章比较、评价了明特－拉尔的因果关系模型和石川滋的发展总过程模型，揭示了构成发展的基本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指出文化渊源与东亚经济实绩的取得并不存在直接的相关关系，体制变革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环境在发展机制中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文章评述了部分美国学者对东亚经济发展前景提出的置疑，肯定了东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这一发展经验的可共享性，并从政府的作用和范围、制度与增长的一致性、正确的政策取向与弹性三个方面，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潜意识在科学创造中的作用

随着潜认知意识研究的兴起,科学创造主体的潜意识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本文试图探索个体潜意识的奥秘,分析潜意识在科学创造中的作用,为科学创造主体运用潜意识促进科学创造活动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试论东亚价值观的内涵

东亚人在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富有东方特色的价值观系统,并且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东方社会发展资本主义的独特方式——东亚模式。作为东亚模式文化基础的东亚价值观,保存了东亚传统价值观念(其中以中国儒家观念为核心)的精华,又吸取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因素,是文化观念的一种创新和融合。应该说,东方传统是其精神内核,是其中最基本的内容,西方现代文明因素是外在的、形式的因素。     

中国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的现状与前景

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元体制下东亚地区面临的诸多困境。其中,东亚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是其面临的重要挑战。未来东亚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内部能否出现替代美国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从贸易视角考察中国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的现状、潜力及未来前景,通过对东亚新三角贸易模式与中国作为区域贸易集聚地作用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正在扮演起东亚地区市场提供者的角色;实证研究的结果也表明,中国作为东亚地区市场提供者的地位会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人民币升值趋势而进一步增强。但是,现阶段中国在东亚最终产品出口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与美国的差距明显,尚不具备替代美国成为东亚地区最大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能力。中国需要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进行调整,积极扩大内需,这必将是一个长期且艰巨的过程。     

“东亚模式”和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

“东亚模式”为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所创造 ,最大特征是坚持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 ,并将这种作用严格控制在“适宜的范围内”。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 ,核心在于发挥政府对旅游市场的干预作用。其范围通常指向三个方面 :一是建立健全旅游市场机制和完善旅游市场体系 ;二是制定和实施灵活的旅游产业政策及相关的配套政策 ;三是培育健康的政府企业关系模式。企业 ,是构成产业的基本单位 ,是社会经济的主体 ,是政府与市场的中介。企业的兴旺发达 ,标志着经济发展的成功有效。政府干预旅游市场、主导型旅游经济发展是否卓有成效的试金石就是看企业能否健康发展     

潜意识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潜意识是人长期被压抑的各种本能、冲动和欲望,不与道德、法律、伦理、政治等各种理性社会规范相容,但在人的认识形成和实践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有必要创造性地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科学体系和潜意识理论的契合点,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发展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实践中通过对潜意识进行有效控制,使其上升为理性意识,旨在更好地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任务。     

东亚新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东亚合作

当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主要还是以现实主义的权力和利益为基础的竞争性地区主义,这也是东亚地区主义制度化发展的重要障碍.以平等协商、互利合作为价值观的东亚新地区主义为东亚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东亚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也要求东亚各国打破传统现实主义权力制衡的牢笼,共同构建符合各方利益的"东亚共同体".     

东亚区域整合中的非正式一体化渠道

东亚区域一体化的主要阻力来自于区域的多样性及其带来的高交易成本,如何克服这一阻力是东亚国家在金融危机后走向区域整合的关键,非正式一体化是东亚化解这一障碍的现实途径。区域生产网络、华人商业网络和次区域经济圈三种非正式一体化方式及其各自的演进降低了东亚整合的交易费用,并使东亚走上正式的一体化合作成为可能。     

东亚货币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

蒙代尔2000年预言,在未来10年内将出现3大货币区: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 即“稳定性三岛”。欧洲和美洲的区域货币一体化成果使区域货币一体化成为国际货币制度的发展趋向。在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大潮中,东亚货币合作也不可避免。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不仅应该积极参与东亚货币合作,而且应该成为推动者和领导者。但是,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存在诸多困难,其中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高是主要困难之一。人民币国际化是实现东亚货币合作的主要路径之一。因此,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必须加快人民币国际化。     

10-13世纪中朝日文化交流与东亚文化圈

10-13世纪,中国文化仍以其独特魅力吸引着朝鲜和日本。同时,随着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文化中异质成分、创新成分的不断增多,日本、朝鲜对中国大陆的文化输出日益明显起来。这对东亚文化圈的巩固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社会互构的理路与东亚的共同繁荣

东亚通过独具特色的进程形成了与欧美现代化极为不同的发展模式。东亚特色的一个重要基点也许在于一些学者所 说的"文化东亚",即儒教文化影响所产生的文化内聚力和整合力。中、日、韩三国作为东亚地区的核心,在经济发展模式、政治 威权机制、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等都有着某种共性。如果用"社会互构论"的眼界和理路,可以将中、日、韩三国 为核心的东亚视为"区域性互构共生体系"或称"东亚互构共生域"。这里的"互构"是从主体行动、权力、权益的自主性和平等性 来检视"东亚互构共生域"前景的。主体的差异性是"社会互构"的基本预设前提,因为差异才可以言互构,越是差异也就越要求 互补,通过求同存异的过程来求得互构共生的最佳值。东亚的兴起本身可以看作是对西方旧式现代性的一个有力挑战。中、日、 韩三国对地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等问题的共同关注,将重建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促进新型现代性的实践。通 过对三国的共性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创新能力、政党和政府精英的腐败、三国自由贸易的推进,以及经济、 政治、文化领域如何更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将对东亚和亚太地区、对国际关系秩序以及全球化进程形成深远的影响。中、日、韩三 国应当尽可能地达到三赢互利,避免     

牙买加体系下的东亚货币合作

牙买加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不平等性,区域货币合作是东亚国家化解不稳定性、减少不平等性的必由之路。通过影响东亚国家在区域货币合作博弈中的支付结构,牙买加体系的内生特征给东亚货币合作注入了持久的、外生的结构性激励,东亚货币合作由此得到维护和推进。东亚货币合作在受到牙买加体系力量塑造的同时,也对牙买加体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东亚福利体制”的外在独立性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福利体制成为学术界讨论的重点之一。有学者赞同东亚福利体制的存在,但是也有学者对东亚福利体制这一概念进行了质疑。由此,对东亚福利体制是否具有外在独立性进行研究就具有相当大的意义。本文在将东亚福利体制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的典型国家进行对比后认为,东亚福利体制在福利进程、福利取向、福利文化、福利期待四个方面均具有外在独立性,是与传统三种福利体制并存的独立福利体制。     

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与东亚三国集体结构的锻铸--关于现时代中、日、韩关系的一种社会学理论构想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对东亚地区产生了日益深刻的持续影响.一方面,为了成为全球化的适应者,东亚三国强化了国内的政策调整与制度改革,以提高对超国家的全球体系的应对能力.另一方面,在金融、贸易、生态环境等领域,东亚已形成了跨国性的区域合作.如何使国家在全球体系中获得安全,并进一步促进跨国性区域合作,以对国际关系机制形成广泛而积极的影响,是东亚国家所要面对的共同课题.从社会行动意义效应的理论角度看,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是同一社会过程的两个观察侧面,它们之间是相互胶着和彼此建塑的关系.现代社会主体是"意义主体",社会行动则是"意义行动".在社会主体行动的意义效应过程中,促成了意义化的行动关联模式体系,亦即行动的结构.结构中的"异者"与"异见"可通过结构意义资源的不断生成而建立起某种共同的悟知和一致性的意愿.如果结构内部的意义资源能够形成一轮又一轮的递进状态,将为持久、稳定、富于生机的合作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东亚三国集体结构"可以说应当是作为行动主体的中、日、韩三国间的行动意义效应过程所锻铸或建塑的一种事实过程.随着中、日、韩三国共有悟知的发展,去中心化过程、主体平等必将进一步推进,从而使相互间通过让与或坚持、接受或拒绝,增进认可、理解、共识以及智慧和创意,将为"东亚三国集体结构"提供现实性基础.     

从成本与收益看东亚货币合作的前景

最优货币区和货币区的收益与成本分析是建立区域货币联盟可行性分析的两种理论。它们的内在联系是:如果一些国家或地区符合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标准越多,则组成货币区的净收益就越大。东亚各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符合最优货币区标准的情况及货币合作的愿望与要求各相庭径,因而进行货币合作的成本与收益各不相同,目前尚不具备货币合作的条件。但是,东亚货币合作可以在目前已达成的货币互换协议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亚洲货币合作基金,建立汇率稳定机制等,使东亚货币合作逐步迈向货币一体化。     

新世纪的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中国的地位与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取得了一些初步进展,但更深层次的区域货币合作却面临着一系列阻碍或困境。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产业关联度日益提高,中国有条件成为东亚地区主要的市场提供者,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将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与区域货币政策的"驻锚"。中国的积极参与,不仅有助于解决东亚区域货币合作面临的困境,而且也将使人民币通过制度性的区域货币、汇率合作逐步实现"亚洲化",摆脱目前面临的汇率困境,成为区域性主导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