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环境保护法》中生态破坏责任归责原则的困境及出路

新《环境保护法》第64条规定生态破坏责任适用《侵权责任法》,但《侵权责任法》没有明确规定生态破坏责任适用何种归责原则.生态破坏责任适用严格责任原则或是过错责任原则,抑或二者并列适用,学界存有争议;而司法实践由于欠缺明确的依据,也陷入案情相似但处理结果大相径庭的困境.生态破坏具有“危险性”,符合严格责任归责原则依据,应按《侵权责任法》第2条和第7条规定,在足够有效的立法层次上制定环境侵权特别法,明确规定生态破坏适用严格责任原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干新问题释疑——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分析场域

对《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部分条文的理解需严格按照立法条文进行论理解释。《规定》对非法证据的范围认定应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在形式上限定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物证、书证五种,在实质要件上应把握非法证据之"非法性"体现于对公民宪法性基本权利的严重侵害。对《规定》第9条"所外讯问"的理解应恪守刑事诉讼法第116条的规定,将因客观原因进行合理解释的所外讯问理解为羁押前因客观原因不能及时送看守所的所外讯问,以及送看守所后在讯问室以外的所内讯问。坚持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2款的立法精神,《规定》第31条第3款对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做了进一步完善,增加了控辩审三方发问的规定,是对当下自由证明向严格证明转化的最新理论的吸收,体现了当下立法和司法者对取证合法性问题的重视及对相关程序争点查明过程中的审慎态度。     

试论国家机关作为侵权主体的性质——对《民法通则》第121条的质疑

本文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１２１ 条的有关规定,指出我国目前立法上没有严格区分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法律责任,才导致该条规定混淆了国家机关的民事赔偿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41—43条的立法问题——立法错误导致“过错责任说”

1993年《产品质量法》对产品责任的规定存在立法错误,2000年没有改正;2009年制定《侵权责任法》时几乎是复制了《产品质量法》的相关条文,对其中的立法错误失察未见。《侵权责任法》第41—43条规定了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的产品责任以及二者对被侵权人的产品责任,分别称为内部责任和外部责任。由于存在立法错误导致这两个方面的规定都有问题。对第42条所规定的销售者的侵权责任（产品责任）存在争议,究其原因主要也是立法错误所致。     

《民法典》中公平责任的“变”与“不变”——以《民法典》第1186条为中心

《民法典》第1186条为公平责任的基础性规定。相比于《侵权责任法》第24条,其既有变化之处,也有不变之处。变化之处体现为,第1186条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为“依照法律的规定”,使该条由请求权基础转化为引致性规范,并极大缩减了公平责任的适用情形。不变之处体现为,公平责任的基础性规定被保留且承继了除变化之处以外的条文措辞,保持了公平责任制度体系的完整性,并继续对公平责任具体性规定的认定及适用构成限定。《民法典》中的公平责任,仅体现为第182条、第1190条中的“适当补偿”。公平责任基础性规定的保留,为未来公平责任具体性规定的创设留有可能,但具体性规定的创设应受创设机关、规范位阶和创设条件上的限定。     

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与责任的承担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归责原则经历了从无过错责任到过错责任,再到无过错责任与过错责任混合的立法发展过程。《侵权责任法》第六章用数条条文具体规定了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交通事故责任赔偿范围的确定应遵循完全赔偿原则和过失相抵规则,既要赔偿直接与间接财产利益损失,也要赔偿精神利益损失。     

《侵权责任法》对监护人责任制度的发展

《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9条对《民法通则》第133条、《民通意见》第148条做出了重要发展。《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1款确定了监护人责任的一般原则,第2款是针对第1款的特殊的例外规定。第32条规定的监护人责任,仅针对被监护人在没有受到他人教唆、帮助时导致损害的情况。被监护人如果是因为受到他人的教唆、帮助而导致损害,原则上由教唆人、帮助人单独承担责任,在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的情况下,承担特殊的补充责任,此责任采取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其性质与第32条的监护人责任存在本质区别。     

关于事故赔偿责任所体现的公平法律精神——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出台,解决了我国有关交通法律法规粗放的问题。特别是其中的第76条,明确了道路交通中的赔偿责任属于侵权责任,其归责原则是根据当事人的不同性质来认定的,其立法精神和立法目的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我国刑法306条的批判及其救济路径

《刑法》第306条将主要为律师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实施妨碍作证的行为独立规定为犯罪,并在其罪状上规定了更为严苛的行为要素和法定刑升格情节。这一立法存在正当性、必要性、合理性、操作性与实效性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底线之下,我国司法可以通过刑事政策宽宥、实质解释限缩、严格刑事证明等思路,对其予以救济进而限制第306条处罚范围,但以上方法皆非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第306条的终端解决路径在于立法重构,只有将306条和307条进行整合,并规定作为法律职业人的辩护律师,基于身份的违法和责任加重而应从重处罚,才能最终实现律师妨碍作证犯罪合理处罚的理性实践。     

论无过错责任在《侵权责任法》立法中的规范

《侵权责任法》第7条对无过错责任的表述是:"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有人认为该表述不仅准确体现了无过错责任内涵,解决了对"无过错"的理解问题,也解决了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责任构成要件问题。《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第五章的产品责任、第八章的环境污染责任、第九章的高度危险责任以及第十章饲养动物损害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的特殊侵权行为。     

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宾语的对比

对比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四种语言的宾语,人们会发现它们存在很多异同。而这些异同点会为外语教学、翻译及第二语言习得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文学意义的消解与重建

在商品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大潮冲击下 ,文学面临着意义的流失与消解。文学的这种现状是与整个人类文化的困境紧密相关的 ,是人类发展特殊阶段上的必然产物。中国当代文学应致力于意义的探寻与重建 ,这表现为在对现实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对理想的重新肯定 ,对现实中的物欲的批判性把握 ,以及对人类生存意义的重新认识。     

从原型角度看《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小姐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原型理论有四个重要方面：人格面具（persona）、阴影（shadow）、阿妮玛（anima）和阿妮姆斯（animus）、自性（self）。从以上四个方面来挖掘和分析《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这一悲剧女性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她的悲剧有着其自身的人格面具、阴影、阿妮玛和阿妮姆斯、自性等心理因素。     

从美语、英语差异看美语固有的活力

主要论述了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在语法运用、单词拼写和遣词造句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充分体现了当代美语既保持英语传统又从传统中革新的特点。并从这些差异的分析上进一步论述美国英语由于科技文化的发展 ,语言由繁趋简、活泼生动、富有表现力     

On the Principle wit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 the Lead

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ｗｉｔｈ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Ｌｅａｄ￥ＬｕＤｏｎｇ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ａｌｓｗｉｔｈｗ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ｗｉｔｈ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ｉｎ...     

圣西门的实业思想与法国近代的工业化

圣西门的思想以实业理论而著称,这一理论认为近代社会是实业社会,以实业活动为基础,以创造财富、造福人类为目的;为此必须努力发展近代工商业,实现工业化;圣西门还就发展法国新型的金融业和改进农业经营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圣西门的实业思想和工业化主张成了第二帝国时代工业化的主导思想,对法国近代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本然的和谐

科学创造文明 ,也使世界受到损害。当代人的生存被合法地虚无掉了 ,这种合法化的生存危机只有通过艺术的“解合法化”才能克服。艺术是人类感情的全音阶 ,能够使人意识到生命的真实存在。人与世界的和谐 ,是自然而然地拥有的。只是由于人的不断超越 ,这种本然的和谐被遗忘掉了。艺术能够引导人们回归人与自然本原的和谐状态     

绿色城市背景下如何实现景观的人本表达

我国城市建设发展迅速,对城市景观小品需求增大。速生的景观小品设计质量参差不齐,即使是设计质量较高的景观小品也因奢华而与绿色环保的时代要求相去甚远。景观设计将野草文化、就地取材纳入设计理念中,可以实现在绿色城市背景下景观的人本表达。     

《拉格泰姆时代》:向历史意义的回归

美国后现代小说家多克特罗的小说《拉格泰姆时代》,以历史事实与虚构故事相互交织,构筑了一个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的共同世界;使文学政治化,政治历史化。它表现了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都被无法控制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所异化的命运,也讲述了一段作为拉格泰姆音乐撰写的历史,从而构成了一部节奏明快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文本。     

先验还原与现象学的世界问题

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从怀疑论所揭示的自然认识的超越之谜入思,遵循直观明见性的原则,以向原初的经验视域回溯的最终奠基观念为引导,论证了先验还原的必然性。借此,通过先验还原的具体实行,开启了先验经验的研究领域。最终,在经验的视域结构的揭示中,凸显出现象学的世界问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