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

侯才从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分析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他指出,从狭义上讲,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包含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广义上讲,整个马克思哲学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哲学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表述。李德顺认为,为了卓有成效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应当明确政治哲学本身的基本问题,明确政治哲学在西方及中国兴起的现实原因,从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两个方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王南湜认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即说明一个正常社会的基本条件。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归属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论域中,则是这项研究当前最迫切和最实际的问题。吴晓明认为,作为近代政治哲学代表的黑格尔哲学揭示了政治事务中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则批判地拯救了政治哲学通向社会现实的道路,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现实”的重新发现,并给予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以重要的启示。     

从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透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

侯才从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分析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他指出,从狭义上讲,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包含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广义上讲,整个马克思哲学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哲学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表述。李德顺认为,为了卓有成效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应当明确政治哲学本身的基本问题,明确政治哲学在西方及中国兴起的现实原因,从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两个方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王南湜认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即说明一个正常社会的基本条件。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归属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论域中,则是这项研究当前最迫切和最实际的问题。吴晓明认为,作为近代政治哲学代表的黑格尔哲学揭示了政治事务中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则批判地拯救了政治哲学通向社会现实的道路,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现实”的重新发现,并给予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以重要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社会现实——从黑格尔谈起

侯才从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分析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他指出,从狭义上讲,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包含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广义上讲,整个马克思哲学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哲学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表述。李德顺认为,为了卓有成效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应当明确政治哲学本身的基本问题,明确政治哲学在西方及中国兴起的现实原因,从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两个方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王南湜认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即说明一个正常社会的基本条件。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归属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论域中,则是这项研究当前最迫切和最实际的问题。吴晓明认为,作为近代政治哲学代表的黑格尔哲学揭示了政治事务中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则批判地拯救了政治哲学通向社会现实的道路,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现实”的重新发现,并给予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以重要的启示。     

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侯才从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分析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他指出,从狭义上讲,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包含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广义上讲,整个马克思哲学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哲学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表述。李德顺认为,为了卓有成效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应当明确政治哲学本身的基本问题,明确政治哲学在西方及中国兴起的现实原因,从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两个方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王南湜认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即说明一个正常社会的基本条件。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归属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论域中,则是这项研究当前最迫切和最实际的问题。吴晓明认为,作为近代政治哲学代表的黑格尔哲学揭示了政治事务中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则批判地拯救了政治哲学通向社会现实的道路,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现实”的重新发现,并给予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以重要的启示。     

哲学的责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进路

从社会责任的向度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路问题,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理论视点。马克思哲学作为对属人历史的思想创造,在本质上向我们彰示了一种巨大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然而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不管是教科书还是纯粹学术性或者直接经验性的理论模式,都没有将马克思哲学的社会责任维度呈现出来。在对这一状况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强调政治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进路的重要意义,认为这一进路可以将社会责任的维度解放出来,这源于政治哲学对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紧张与冲突的可能性消解。不过,这也是一个学术自省的过程,因为现下的政治哲学研究并没有将这种可能性完全释放出来,这自然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提出了一个任务艰巨但意义深远的理论课题。     

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理路之检视

如果我们把哲学划分为包括实体性哲学和主体性哲学两种范式的理论哲学理路 ,以及包括古代和现代两种范式的实践哲学理路 ,那么 ,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是一种对于作为理论哲学之最高发展的主体性哲学之克服的现代实践哲学。而最近二十多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则是在理论哲学理路内从实体性哲学转变为主体性哲学 ,这既是其成就之所在 ,亦是其局限之所在。而要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就必须在回归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础上 ,通过与现代西方实践哲学以及中国古代实践哲学的对话来构建中国的现代实践哲学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非实践本体论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关于实践的论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将它在哲学层面上加以讨论;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进一步将实践概念置入到社会经济与社会历史范畴中加以研究。至此,实践更加强调社会变革之维度,历史概念在实践论中得以凸显。实践概念从哲学层面到生产层面的转变,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从旧的唯物主义哲学转向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然而,研究哲学,马克思旨在废弃旧的理念,构建新的体系。于是,历史维度逐渐在马克思的实践论中呈现出来,一种新的社会学分析方法论,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得以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唯物主义并非实践哲学之本体,实践也并非马克思哲学之全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提出与运用,使哲学研究彻底超越了外在的、抽象的人本主义的理论批判,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学研究的卓越贡献。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建构与意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突破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基础上,进入了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建构与反思,是从整体上把握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它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创新和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成果进行了比较集中的梳理,由此反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正在理论和实践中酝酿。     

哲学创新∶可通约的与不可通约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为例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实现综合创新,涉及到与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通约性问题。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而言,在社会功能层面,二者具有不可通约性;在学理层面上,二者则具有可通约性,但这种可通约性是有限制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的。目前,如何使马哲与中哲通过对话达到可通约,其理论研究的语境仍不成熟;话语的先前设定问题影响到通约研究的深入;寻求马哲与中哲通约的思想文化基础尚不充分。因此,做好马哲与中哲通约问题的研究,是实现马哲综合创新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两种类型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是国内哲学界普遍并持续关注的话题。近年来,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方式、路径、生长点和基本原则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通过讨论,学者们普遍意识到：缺乏问题意识正在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瓶颈,而如何面对现实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关键性问题。在笔者看来,要更好地做到强化问题意识、有效面对现实,从而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我们还需在理论上澄清一个与创新有关的前提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的明确区分。陈德容先生在《哲学研究与研究哲学》中明确指出：“哲学研究”是一种原初哲学活动,“研究哲学”是对前者的工作过程及其成果的反思;“哲学研究”是直面现实的哲学活动,“研究哲学”是关注历史（传统、文化史）的工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中国哲学则是中国有几千年悠久历史传统的哲学。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融合贯通,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将中国哲学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或者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中国传统哲学,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又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问题。这是摆在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和中国哲学工作者面前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社会哲学视角

尽管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哲学存在着原则区别,但两者之间在思想与学术上却有着密切的关联。马克思主义传统已经转化为社会哲学的资源,成为经典社会哲学最重要的部分,并对现代社会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社会哲学也深深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传统。当下,在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中引入社会哲学视角,是再现、丰富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史的应有视域。     

"马克思哲学进步到现代西方哲学"是一个伪命题

马克思哲学进步到现代西方哲学是一个伪命题。不能为了编造这种命题而扭曲和混淆别人的观点;对现代西方哲学不能简单否定,但只有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才揭示了现代哲发展的正确方向。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只谈一般唯物主义观点而否定实践观的核心作用,不是维护、而是贬低马克思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仅是社会政治层面的中国化，而且是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通过探察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通与不同之处，是为了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视角来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根源和未来趋向。     

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西学东渐不仅客观上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历史前提,而且引发了中国哲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革,推动了中国哲学从古代传统向近代传统的转变,从而使得最初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通过中国化而对接上中国哲学传统和转化成中国哲学,并由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提供了可能。因此,可以说,没有西学东渐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深入研究西学东渐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学东渐之间的密切联系绝不意味着它是西学东渐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身并不属于西学东渐的范畴。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各种西学具有不同的理论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学东渐具有不同的目的和社会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学东渐具有不同的结果和社会效应。     

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一种学说,而且是一门科学。这是一个经过理论和实践验证了的正确结论。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着生产力中最根本的要素———劳动者或者说人的政治素质、思维方式和管理能力,从而作用于社会发展;而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足以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生产力的伟大历史确证。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意义、方法与对象

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项紧迫任务,这是由新时期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和全球化资本主叉发展这一外部条件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的建设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当前遇到的问题所决定的.开展这一研究,我们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在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变迁的基础上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不同思想流派兴衰的内在逻辑,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等不同理论动态的性质和价值作出准确的评估,从而揭示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再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导模式

将恩格斯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对立起来并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主导思维模式",上述对立的源头不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比较研究,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理论的曲解.以往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对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全盘否定态度应当改变,这不是"颠覆"马克思主义,而是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应当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与时俱进.     

中国谋略思想的古代及近现代哲学渊源

以阴阳五行为骨架的中国古代哲学,促进了中国古代谋略思维向合理的方向发展,使中华民族在谋略的研究和运用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21世纪,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文化背景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传统哲学已不能全面承担起指导谋略的历史重任。中国哲学既需要继承传统又需要与体现了现当代时代特征的西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衔接,来丰富中国现代谋略思想的哲学基础。     

出入“有”“无”之境: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实相与命理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需要直面市场化体制实践中社会利益冲突所带来的"变化了的总体"和"差异化现实",着眼于实现具有时代高度的"历史性"和"精神性"相统一的新突破。一方面,需要对由马克思哲学指导下的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复杂特质,以及在这种实践中所生成的诸多"观念"本身,作出属于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价值理念确认与剖解;另一方面,这同时意味着需要诉诸"明心见性"的修行功夫,明确当代实践中进而文化公共性逻辑生成过程中,民众在一定程度上所面临的窘迫的真实、真切的生存与生活难题,坚定地以社会公共价值优位和人民群众利益本位的立场,校正马克思哲学"真现实化"的合法化路径,最终形成并确立自己的独特立场、境界、理论品质、个性化的新的叙事方式和话语表达方式,实现中华民族优良心性秩序生成过程中的"实践自足"、"理论圆融"与"文化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