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素养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吗？——基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数据,通过构建有序Logit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作用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乡村治理参与行为;除数字金融素养外,不同层面的数字素养都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在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既要注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弥合接入层的数字鸿沟,也要完善对农村居民的数字教育体系,最大限度地释放数字红利,提高村民的政治效能感。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2020数据的实证分析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提高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有效途径。在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测算出2019年31个省(区、市)的数字乡村建设指数,将其与CFPS2020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分析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相较于数字化基础设施水平,数字化技术应用对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有显著激励效应,且对青年和中年群体更为显著。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在于农村居民借助数字技术满足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关系需要。因而,应大力提升农村居民数字技能,关注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获得,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发展的多元应用融合,充分释放数字红利,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     

数字治理下农民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效应

实现共同富裕要求兼顾“发展”与“共享”的双重目标，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支撑。以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如下：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增长效应，能有效提升其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发展”目标。分位数回归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结果均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分配效应，能够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共享”目标。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将显著提高其信息获取能力，同时，数字治理参与对具有较低社会资本群体的收入赋能作用更显著。     

公平感知、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司法信任——基于CSS2021数据的SEM分析

提升农村居民司法信任水平,对于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效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CSS2021年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公平感知对农村居民司法信任的影响,同时检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在对全国6 594份居民样本分析后发现,社会公平感知已构成农村居民司法信任的重要来源;机会公平感知对农村居民司法信任的影响明显强于结果公平感知,同时政治权利对机会公平感知的贡献程度较高;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居民司法信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社会公平感知与司法信任之间起着中介传导作用。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通过长期性的制度建构,保障农民个体和农村经济组织的准入和竞争机会,同时通过多元手段有效培育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逐步提升农村居民对司法的信任。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能否提升农民主观幸福感?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随着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农民主观幸福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随机抽样调查获取的1 354个样本农户的数据,研究了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农民的主观幸福感;(2)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效应在参加专业培训的农民、45岁及以上户主家庭以及采用社交电商网销途径的家庭更为显著;(3)农村电子商务主要通过纵向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横向提升社会公平感来提升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其中,收入水平和社会公平感对参加专业培训的农民、45岁及以上户主家庭、采用大型平台电商网销途径的农户均具有正向中介效应;而社交电商网销路径主要通过提升社会公平感来提升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因此,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接入电子商务平台提供机会;加大开展电子商务专业培训,发挥四大网销优势,重点发挥大型平台电商和社交电商网销途径的推动作用。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如何影响农民幸福感？——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库2019年数据,实证检验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利用Oaxaca-Blinder分解法探究了未完成改革和完成改革两类村民之间幸福感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各因素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幸福感。机制分析表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壮大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减少家庭成员外出就业来增进农村居民幸福感。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显示,改革对中低收入和曾经建档立卡贫困户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结合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可干预性,增强农民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与提升农村治安类公共品供给,是降低改革与未改革两类村民幸福感差异的重要原因。     

乡村治理中的农民主体性思考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基本的治理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在基层的实现形式,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优化乡村治理体系的题中之义。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对推动乡村发展、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和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价值。目前,在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现实因素制约,导致农民参与度不高、获得感不强。为此,应通过增强农民主体意识、建设乡村利益共同体、提升乡村自治效能和推进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等方式,激发农民主体性,为乡村振兴培养内生动力,从而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并重点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且随着互联网技能的提升,幸福感提升效应更大;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中青年和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群体呈显著正向影响;互联网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主要有:提升社会认同、丰富日常生活、提高社会网络质量、促进网络政治参与等.因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要因人分类施策,提升互联网发展的正向效应;积极推进互联网其与它领域的融合发展等建议.     

农民的民生保障获得感、政府信任与公共精神

如何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以解决目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集体行动的困境”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探究政府信任在民生保障获得感与农民公共精神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第一,民生保障获得感与政府信任是影响农民公共精神的重要变量,二者均能对公共精神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第二,政府信任是民生保障获得感影响农民公共精神的重要机制,在二者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据此,政府要进一步把握民生关切,增强民生保障的精准性、公平性与普及性,同时通过制度建构确保在社会保障治理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以协调好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提升农民的政府信任和对公民身份的认同感。在此基础上抓好乡村公共生活空间的价值规范与价值引领,强化农民的集体归属感,涵育农民公共精神,加强乡村社会凝聚力。     

社会资本影响幸福感吗？——基于农村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随着和谐社会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居民的幸福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利用农村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与居民幸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我国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个体层面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组织信任都与幸福感正相关,关系和谐同样具有促进农民幸福的作用;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主观福祉具有较强的外部性;社会关系网络主要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幸福感有利。由此说明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幸福,并且对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群体作用更强,这对促进民生幸福和建设农村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     

中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福利测评

长期以来中国的信息消费政策聚焦于促进信息消费增长，而忽视了不同群体之间信息消费不平等程度的改善。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构建福利效应测度模型，运用1993—2016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数据，从增长与平等双重视阈测算并比较全国和地区层面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1）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均具有显著的福利效应。在合理的参数取值下，扩大消费信息规模相当于每年补贴农村居民16.21%～285.23%的信息产品或服务，而实现信息消费的绝对平等也相当于每年补贴农村居民7.83%～294.02%的消费产品或服务；（2）缩小数字鸿沟是提升农村居民福利不容忽视的新视阈。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大多数情况下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在可能的参数取值范围内超过信息消费增长的福利效应，代表性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增长的福利效应仅为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的1/3；（3）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因此，在“互联网+”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信息消费政策应对增长与平等比量齐观，且因地制宜、因城施策，以实现中国农民居民信息消费的充分发展与平衡发展。     

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基于甘肃、宁夏2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升农民幸福感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基于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972份农民调查数据,利用二元离散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政治信任因素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指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政府信任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时,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就会提高0.0593个百分点,政府信任与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呈正向关系;政策信任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农民对政策的信任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时,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就会提高0.0334个百分点,政策信任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呈正向关系;公职人员信任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农民对公职人员的信任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时,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就会提高0.0614个百分点,公职人员信任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呈正向关系。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改革不断深化过程中,破除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心理防线,降低农民对政策的误解及疑虑,弱化农民与公职人员之间的隔阂将是提升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重要策略。     

农村居民养老保险满意度和忠诚度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基于甘肃省会宁县1 042个参保农民的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和回归分析法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满意度和忠诚度的影响。社会资本包括归属感、互惠、信任、网络规模和乡村秩序5个因子。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是搜寻农村居民养老保险信息的主要渠道;社会资本诸因素中,归属感、互惠、信任和乡村秩序4个因子对农村居民的满意度有正效应;除去乡村秩序因子外,社会资本其他因子对农村居民的忠诚度均有促进作用。     

政策变革与差序政府信任再生产——取消农业税的政治效应分析

基于2010~2012年展开的五次全国性农民访谈的材料,并参照相关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取消农业税对中央和基层而言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效应。该政策一方面强化了农民对中央政府的高信任,另一方面也通过间接机制,维持甚至恶化了农民对基层政权的低信任。取消农业税这一标志性的涉农政策表明,中央致力于改善农民处境和提升其福利的重大举措,只是促进了差序政府信任的再生产,却基本无助于基层政权治理效能的提升。其他涉农政策也存在相近的状况和逻辑。从未来国家有效治理的高度来看,中央应该通过制度创新,重塑基层政权的治理主体性,并让普通民众参与治理过程,拉近基层政权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从而提升基层政权的民众支持度,改进基层社会的治理绩效。     

社会资本视域下回流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及其影响机制

经过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洗礼,回流农民在推动经济发展、传播先进文化、促进乡村治理等方面拥有独特优势。厘清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行为逻辑,对于应对乡村建设行动中存在的农民主体性缺失难题、缓解乡村振兴面临的人才约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鄂、湘、黔、川四省的回流农民调查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机制分析模型,考察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回流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程度偏低,接近三成的回流农民从未参与过本村的公共事务活动;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对促进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具有积极影响,且呈现出明显的“组织动员”和“制度引导”特征。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通过增进回流农民的村社认同进而促进其乡村建设参与;主体意识的提升显著削弱了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动员与引导作用,而基于行动意义的主体价值表达在二者的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具备较强的主体意识则是人际信任促进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重要条件。     

农民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民政治参与是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在新时期,农民政治参与呈现出非公利性、非自觉性、非均衡性、非制度性等特点。农民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联性表现在:农民政治参与意识是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农民政治参与行为是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征;农民政治参与质量是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农民政治参与目的是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追求。因此,现阶段必须抓好基层党建,激起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创新参与平台,鼓励农民政治参与行为;加强亲民教育,提升农民政治参与质量;提供参与保障,引导农民政治参与目的。     

数字素养是乡村生活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吗?——基于山东省1 037位农村居民的调研数据

从数字技术应用素养、数字内容社交素养、数字媒体创新素养和数字安全保护素养4个维度构建农村居民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探讨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数字生活参与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总体偏低。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居民数字消费、数字文娱、数字出行、数字教育、数字医疗和数字生活参与度。社会网络、社会学习和自我效能感在上述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并且对不同领域数字生活的影响有较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素养通过强弱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村居民各领域数字生活影响存在差异,尤其是弱关系网络对参与复杂数字生活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建立健全数字教育培育体系,提高农村居民自我效能感,统筹协调强、弱社会网络,提升社会学习能力等对策建议。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精英再造与治理机制分析

城乡社会转型期农民流动性增强、村庄公共性萎缩、乡村精英权威弱化,加剧了乡村治理精英的社会性流失;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加速了传统乡村治理精英的制度性流失。转型期乡村治理面临精英缺位的实践困境。乡村治理数字化改革中,搭建多元化乡村精英参与村级治理的数字平台,促进了乡村精英主体整合、精英权威重塑,再造了复合型精英治理结构,重塑了乡村精英治理的规范化和公共性;与此同时,数字化改革中的乡村精英治理也面临精英主体性弱化、数字形式主义以及治理悬浮的困境。因此,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要发挥乡村精英人才的支撑作用和治理优势,而且要遵循数字技术与治理主体、基层组织和乡村社会的适配性,从而实现乡村治理数字化的渐进性变革。     

“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建立二元Logit模型基础上,使用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KHB方法对“合群”效应进行分解,探讨了“合群”与当前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其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合群”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合群”通过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是“合群”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其中介效应比例存在一定差异,社会联结程度的解释比例要高于社会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证实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增进作用的存在,也为更好地认识“合群”如何有效地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微观证据。     

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一个U型关系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对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利用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指数与县域经济统计数据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出先缩小后扩大的U型效应,这一结果经过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从各维度看,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处于扩大阶段,而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及乡村生活数字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处于缩小阶段。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影响显著,对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在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均呈U型影响效应。机制研究显示,技能溢价是阻碍数字乡村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为更好发挥数字乡村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需进一步保障数字乡村发展质量,提高农村居民数字技能水平,促进资源在区域间的合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