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1927上半年,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相继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革命向何处发展?中国革命的道路究竟该怎样走?就成为当时迫切需要回     

“玄武门之变”探源

武德九年(625)年六月四日,发生了对唐代历史影响颇大的玄武门之变。这次政变究竟是怎样引起的呢?正史将政变发动的原因直接归咎于建成、元吉,而把这次政变中的胜利者李世民所扮演的角色和“周公诛管、蔡”相提并论。千余年来,这似乎成了不刊定论;后人间或对此提出质疑,然苦于史料不足,对其进行全面分析者甚少。读史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对玄武门之变作一全面分析。笔者不敢奢望由此而为定论,只求抛砖引玉而已。     

对“热月政变”性质问题的几点存疑——与余小慎同志商榷

《历史研究》1979年第七期,发表了刘宗绪同志“试论热月政变的性质”一文,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苏联史学界(包括我国史学界)被视为定论的“热月政变是反革命政变”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世界历史》1980年第三期,又发表了余小慎同志“关于热月     

正确总结历史事件的光辉范例——重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851年12月2日,法国发生了雾月政变。路易·波拿巴这个典型的流氓、骗子、野心家,继1848年利用其伯父拿破仑的声誉登上法兰西大总统的宝座之后,又策划政变,实行军事独裁专政,并于1852年正式称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雾月政变发生后,震惊了整个法国,有人把波拿巴神化为社会救星,有人诅咒,有人认为这是“晴天的霹雳”。其中,雨果和普鲁东这两位著名人物对政变的评述,最值得注意。雨果在《小拿破仑》一书中对政变进行了谴责。然而他看到的只是一些现象:“从蒙     

孔丘何尝代理宰相——“四人邦”影射史学之一例

“四人邦”的反动舆论工具两校大批判组在“批林批孔”中另搞一套,居心险恶地抛出《孔丘其人》这篇黑文。他们为了奉行叛徒江青“批宰相”的黑旨意,配合“四人邦”另一反动喉舌罗思鼎《评<吕氏春秋>》大批宰相的叫嚣,编造了孔丘曾在鲁国代理宰相执掌大权的谎言。他们胡说什么“公元前五○一年,鲁国发生了一次政变。公山不狃以费城为据点,准备推翻新兴地主阶级季桓子等人的统治。公山不狃派人与孔老二联络。一心要复辟变天的孔老二欣喜若狂,手舞足蹈,企图利用这次政变,从费城起家,干一番‘复礼’的大事业,大叫要‘使周代的制度在东方复兴’,抛出了一个反革命复辟的行动纲领。但是,这次政变很快就失败了。孔丘贼心不死,摇身一变,隐瞒了自己要参与政变的真象,还说了一个     

慈禧策动辛酉政变质疑

通常认为，慈禧主谋或与奕诉合谋策动了１８６１年的辛酉政变。但细考史实，这一说法是靠不住的。首先，慈禧并未参与或事先知晓政变的重大军事部署。其次，所谓慈禧指使“奏请垂帘听政”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其三，慈禧与奕诉密谋的唯一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慈禧策动了政变。最后，事实表明，是受到国内外力量广泛支持的奕诉集团主谋策动了这场政变。辛酉政变是清廷权力失衡的必然结果，慈禧通过政变上台却是历史的偶然。     

冯玉祥北京政变新探

赵晓天的《冯玉祥北京政变新探》。关于“北京政变”事件,特别是它的性质,近年来一些书文已有探讨。虽仁智各见,不尽相同,但总嫌偏颇,难以服人,作者从新的角度,重新对事件的性质进行了剖析,令人耳目一新。     

新疆“四一二”政变主要领导人陈中政治身份剖析

本文对新疆“四一二”政变主要领导人陈中的政治身份进行剖析     

从“夏竦告变”看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

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正当范仲淹、富弼“日夜谋虑”,推行“庆历新政”的关键时刻,被罢黜枢密使职务的夏竦,用极其阴险卑鄙的手段制造了一起耸人听闻的“政变”案——把石介给富弼信中奏请行“伊(尹)周之事”,篡改为“伊霍(光)之事”,且摹拟石介笔迹,伪撰废立诏书(草),诬陷他们要搞政变,废皇帝。“夏竦告变”成为“庆历新政”迅速失败的直接原因。     

关于暹罗1932年政变的性质问题

关于暹罗1932年政变的性质,通常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或“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本文拟就从政变前的暹罗政治形势,政变过程及其特点,政变后新政府的政策措施等方面,提出如下几点不成熟的着法,进行商榷。 (一)政变发生前各阶级的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暹罗,虽然曾以战胜国的资格参加了巴黎和会和凡尔赛条约的签订,并完成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国际地位在表面上有所提高,但在财政经济外交等方面严重从属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地位却丝毫没有改变。帝国主义列强继续霸占着暹     

试论一九二四年北京政变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将领冯玉祥从前线秘密回师北京,于10月23日发动了推翻直系军阀政权的政变。这次政变,对当时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往后的历史发展都有较大的影响,是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过去对这次政变研究较少,也未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本文试图对这次政变的原因、结局及其性质和历史作用作点初步的探讨。一北京政变发生时,人们普遍地感到“突如其来”,其实它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由来已久的。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单独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直系军阀与全国人民和孙中山为代表的广东革命势力的矛盾、直系军阀与奉系和皖系军阙的矛盾,以及直系军阀内部的矛盾都在发展。北京政变就是这些矛盾在其相互联系中斗争发展的产物。     

孙中山晚年和平统一祖国的思想与实践

1924年11月19日,孙中山在上海曾说:“这口曹吴的武力统一,被国民军推翻了,兄弟以为到了讲和平统一的时机”。(《孙中山选集》第884页)孙中山所说的这个“和平统一的时机”,就是当年北京政变后一度出现过的一段非常短暂的时间。10月21日,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从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线倒戈回京,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控制了北京。这就是所谓北京政变。北京政变之后,奉系成了北方实力最强的军阀。张作霖要求乘胜向鲁、皖、苏发展,为其部下寻得地盘,并为包围北京,控制中央政权准备条件。     

拿破仑的君主专制和“世界帝国”思想

拿破仑在1815年4月10日的一次谈话中说过:“我曾思望过一个世界帝国。为了保证做到这一点,无限制的权力对我来说是必要的。”这集中地表达了拿破仑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即“君主专制”和“世界帝国”。本文准备从三个方面对这个问题作些探讨。(一) 拿破仑的君主专制思想早在政变以前就已萌发,1799年政变的成功使他具备了实现这种权力欲望的现实条件。从掌握政权开始,拿破仑便逐步在法国全面建立起他的君主     

“祺祥政变”与奕訢的上台

1861年11月在北京发生的宫廷政变,即“祺祥政变”,是清朝后期的重大事件之一。它结束了以肃顺为代表的清王朝中排外势力的控制,揭开了慈禧太后在中国40多年的黑暗统治,也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暂时确立和稳定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政变的主导人是慈禧太后,而影响局势的核心人物却是洋务派的早期代表奕訢。因此研究这次政变的过程,剖析奕訢粉墨登场的情况,对了解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和正确评价洋务运动的兴起都是有意义的。     

瞿秋白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几次解读

瞿秋白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评价有一个变化过程:192 7年“4·12”政变之前,瞿秋白对孙中山评价较高,褒多贬少;后期则评价较低,贬多褒少。这一变化主要因为蒋介石借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金字招牌”推行反共反革命政策,以及瞿秋白一度犯了“左”的错误。     

泰国乃沙立第二次政變与排华

1958年10月20日,以乃沙立·他納叻为首的軍人集团發动的第二次政变,是一次彻头彻尾亲美反人民的罪恶行动.政变后所建立的以乃沙立·他納叻为首的新政权,是泰国反动买办資产阶級和美帝国主义的工具。这次政变是在国內經济极端困难和反美情緒高漲的形势下爆发的,同时又是在美帝国主义者亲自导演和威迫下进行的。酝酿政变早在1958年上半年就开始了。1958年5月,乃沙立要求“美援”先后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会談之后,即叫嚷“共产党从內部顛复泰国的危險是直接而十分紧迫的”,并于6月28日匆忙返泰,即准备改組內閣,想在統     

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始末

一八六○年八月,英法侵略军攻陷天津,北上逼近京城。九月,咸丰(奕泞)仓皇出逃热河,留下异母弟恭亲王奕诉在京主持与英法谈判定约。次年八月,咸丰病死于热河行宫。叶赫那拉氏之子,年仅五岁、未离襁褓的载淳(同治)成为嗣皇帝。肃顺等咸丰旧臣八人以“赞襄政务大臣”的身份辅政,掌握了清政府的最高权力。就在咸丰死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内,由英帝国主义所扶植的势力——奕訢等人,与野心勃勃、朝思暮想“垂帘听政”的那拉氏勾结在一超,密谋发动了一场政变,将肃顺等咸丰旧臣一扫而光,夺得了满清政府的最高统治权力。这就是在晚清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北京政变”。这次政变导致了祸国殃民的     

奕訢与“辛酉政变”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时值农历辛酉年,史称“辛酉政变”。“辛酉政变”有其复杂的政治背景,它是洋务派奕訢等与顽固派之间矛盾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试就奕訢同顽固派的矛盾及其在“辛酉政变”中的作用、影响等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请大家指正。1 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十多年,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一方面,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起义蓬勃发展,动摇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英、法、俄、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趁火打幼,继续扩大它们的在华“权益”,清王朝在农民起义和外国侵略者的双重打击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挽救垂危的封建统治,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一批人逐渐从旧营垒中分化出来,他们反对恪守祖制,主     

建成元吉何以必走玄武门

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率其心腹尉迟敬德、张公瑾等伏兵玄武门,袭杀其兄弟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玄武门之变”何以发生于玄武门?陈寅烙先生指出,是因当时守卫宫城的禁军驻于玄武门北的禁苑,尤其因宫庭禁军的骨干所谓“左右屯营”驻于玄武门。夺取玄武门,即可控制宫庭,挟制高祖,取得政变之成功。此巳为治唐史者所熟知,无待赘言。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太宗何以知悉建成、元吉一定要走玄武门而伏兵击之?如果二人不走玄武门,     

“绛侯系狱”的真正原因

西汉时，由于吕氏外戚集团的崛起，导致了西汉功臣集团发动政变彻底翦灭了吕氏集团，并将惠帝子尽数诛除改立文帝。而任何一个帝王都不会不在意人臣行生杀立废之事，所以，周勃作为政变的主要责任者受到汉文帝的打击实在是顺理成章，其结果自然是“绛侯系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