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企业运行的伦理—经济难题

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向社会化演进的重要性,在于它的信任伦理特质和社会文化意义.它表现为社会资本引发企业运行之伦理—经济难题的两种理想类型:伦理优先和经济优先.韦伯论题基于特殊主义信任和普遍主义信任之区分,指证儒家由于过于重视“家”而阻碍了现代经济模式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这一论断忽视了中国文化中企业运行走出“家族主义困境”的社会资本的文化设计,即“天下理念”的文化设计.中国社会中基于“天下”理念的普遍主义信任,来自“家文化”及其衍生的对“家文化”的辨证、反拨和文化矫正,它是中国企业应对伦理—经济难题并寻求企业融合社会资本的不可忽视的文化资源.     

再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中从未提及中国古代科技自某时期就衰落下去，而是说与西方国家相比没有15世纪之前的发展势头。无论在何种意义下，“李约瑟难题”都是成立的。它由两部分组成，彼此呈并列关系，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因此，解答“李约瑟难题”非同一般命题。近代科学技术未能在中国产生，其根源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具有游牧特点的少数民族占据中原并统治全国；其次是农民起义造成的改朝换代。在“后李约瑟时代”国人应追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积极创造条件去超越“李约瑟时代”。     

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诸多难题、悖论与困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主要包括：打破“历史终结”谬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走出“亨廷顿悖论”,实现现代化腾飞与保持社会秩序稳定的有机结合;破解“文化危机”困境,实现坚守优秀传统文化内核与守正创新的有机结合;解决“依附发展”难题,实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有机结合。     

文化“台独”背景下的台湾教育

“文化台独”是“台独”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政治台独”共生并为其服务。“文化台独”倡导台湾文化的“主体性”，鼓吹“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其终极目的就是企图从文化体系上把台湾文化从中国文化中剥离出去，进而为台湾脱离中国奠定一定的基础。     

关于发展我市文化产业的思考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推进先进文化建设，繁荣文化艺术事业，构建高科技现代化城市文化发展新格局的需要；文化发展方向的正确定位，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文化阵地、设施的多样运作，能使文化产业借助于自身优势和潜在功能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难题是艺术与市场的有效兼容问题。基于这样三点认识，对我市的文化产业发展作如下思考。　一、文化产业的“朝阳”地位必须高度重视　发展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是党中央的要求，也是顺应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五”大报告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纳…     

“文化综合创新论”及其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启示

面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向何处”的时代难题,张岱年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认为中国文化建设应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随着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科学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坚持文化建设的民族主体性;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间的关系;深入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创新力;实现中西文化的文明对话.     

李约瑟难题·半李约瑟难题·广义李约瑟难题

由于“李约瑟难题”的陈述本身存在问题,因此无法对之作出合理的解释。基于这一考虑,我们把“李约瑟难题”修改为“半李约瑟难题”和“广义李约瑟难题”,以便对之作出合乎逻辑的、统一的解释。这一解释表明,不同国家在科技、教育、政治、经济、学术等方面的差异盖由文化传统或文化基因的不同所导致。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大文化难题

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主要是文化难题对世界发达国家而言，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同时是一种历史时代规定，它们的相对于近代的社会历史（或相对于古代的近代社会历史），也就是“现代化”的社会历史（或近代历史时段的“现代化”社会历史）。但对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化”并不同时是一种历史时代规定，而是一种追求着的、未来的价值目标规定。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不仅意味着与自己落后的传统告别，更意味着向世界的先进发达方面靠拢接近。因此，如果说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矛盾是本国的历史传统与本国…     

五四时期瞿秋白对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

“五四”以前,学习西方、效法西方的文化发展道路模式是中国思想界对文化发展道路选择的主流。“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对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情况,出现了多种文化发展道路的主张。对于文化发展道路,瞿秋白的选择是通过革命的手段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新文明。这一选择在当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的选择,它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难题     

中国共产党30年来探索破解社会风险难题的道路探析

中国的社会风险难题由来已久,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对其进行了学理厘定,他认为“压缩的现代化”既加强了中国的风险生产,又没有给风险的制度化预期和管理留下时间。在破解社会风险难题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善于辩证思考风险防范问题,准确把握“新风险”概念,并系统提出文化风险防范措施。总结经验,防范社会风险应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并以经济措施为基础,从“广义社会”入手。     

和谐社会与科技、传统文化的融合创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同,“李约瑟难题”一直是我国科技史界和自然辩证法界讨论的老问题,而且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之间曾经存在的矛盾也存在颇多的争议。本文从“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为思考的出发点,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阻滞,以及在构     

文化“台独”背景下的台湾的“国语”教育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岛内“台独”势力日益猖獗，他们一方面重新“诠释”了台湾区域文化，声称“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台湾拥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另一方面企图把中国文化与荷兰、日本等殖民文化，福建闽南、客家及台湾高山族等区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等同并列起来，削弱、贬低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把中国的区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及在与其他国家交流交往中相互间吸收的某些文化内涵，人为地拔高、扩大“台湾本土文化”等同为主体文化，以此来拼凑所谓的“台湾文化是在台湾产生的文化，是台湾人共享的文化”，“台湾本土文化是属于所有台湾人的文化”。     

情愫的执着与理性的吊诡──“中国本位文化”论者与“西化”论者的论战

1935年1月，陶希圣、萨益武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南京、上海、北平、济南的各文化团体纷纷召开座谈会和讨论会，《文化建设》月刊也专门以“怎样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举行了征文，“一时议论风生，颇显百家争鸣的气象”①，到6月份这场论战的成果就编成一本《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论战主要是在主张“中国本位文化”的学者与主张“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学者之间进行。主张“中国本位文化”的，除了十教授（王新命、何炳松、武唷干、孙寒冰、黄…     

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谈起

今天的文化有没有“自主性”呢？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自己独立自主地决定我们所要的“文化”？我们中国现在的文化是怎么样一种形态的文化呢？我对这个问题是比较困惑的，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文化是不能够“独立自主”地决定的，是缺乏“自主性”的。换一个说法，就是自从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相对一百多年以来，历史就决定了中国的文化不能不发生变化。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从自身发展成为近代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是古代的历史。用冯友兰先生的一句话说，就是“中西之交，古今之异”。在中国和西方相接触的时候，中国文明或文化代表的…     

中国近代文化特征浅探

中国近代文化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时期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基督文化正面交锋的产物。中国近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中体西用”，故可称为“体用文化”。从近代文化形成的背景来讲，随着西方的“船坚炮利”轰开古老的中华大门，清政府感到“面子丢尽”，不得不面对现实，接受西方的文明，其最终目的不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综观中国近代文化，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落后挨打的历史事实，也使我们深切地领悟出传统文化的弊端。不过，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传统文化（就整体功能而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     

重构门多萨的“金蛇王权”想象——论16世纪中西关系史的形象塑造

如何把龙这一中国文化负载词翻译到印欧语境中，是困扰了中外译者几个世纪的难题。16世纪的西班牙汉学家门多萨曾用“金蛇”(serpiente dorada)来表征中国皇帝的权力符号。尽管现下汉语学人也关注到了早期汉学家使用“蛇”来翻译“中国龙”的转码策略，但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权宜之策，却忽视了两者在中世纪语境下都具有浓重的负面意涵。因此，问题的关键并非是“蛇”的负面文化冲击力轻于“龙”,而在于龙是以基督教的异族暴君形象存在于16世纪欧洲文化记忆之中的，而建构这样一种异质文化形象背离了《中华大帝国史》的同一化书写立场。与此同时，作者的同一化意图又被巧妙地编码进了乌托邦式的想象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从中西方遭遇之语境下的具体政治经济经验中解读，这种新文化形态是16世纪中西关系史进程的一种历史折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哲学智慧及其发展结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创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发展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和中国优秀文化的融合创新发展，自身有着严密的逻辑体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智慧。这样的逻辑体系是由其文化本质的实践性，文化内涵的辩证统一性，文化价值的功能性，以及文化发展结构的“四体八方”性所组成。文化本质的实践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基础，文化内容的辩证统一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机理，文化的“活化”和“浸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功能作用体现，文化发展的“四体八方”结构模式是文化的发展走向。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为文化自信提供了有力的哲学支撑。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关系

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是由数千年中国历史沿传而来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与中国有文字以来的历史同步出现。所谓“中国现代文化”，是指我国眼前现有的、正在建设中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现代”是“传统”的延续，今天的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活在既定的“传统”中，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抛弃传统文化。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以积极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这笔优秀遗产，经过具体分析，认真梳理和科学改造以后，使其发挥积极作用，是不可…     

中国美学的开拓性研究──《审美与生存──中国传统美学的人生意蕴及其现代意义》读后

随着近年来社会经济转型后“文化热”的逐渐冷却，原本热门的中国美学史研究也渐渐冷了下来。显得有些寂寞的中国美学史研究，经过了这些年若干学者的爬梳，“从孔夫子到不卜中山”，二千多年间的美学思想家们的思想被一遍遍清理过、研究过了。特别是自80年代陆继出版了几部中国美学史著之后，中国美学的研究如何发展、深化，已是一个棘手的难题.也难怪有人认为中国美学研究面临危机，而不少人则转向90年代热闹起来的审美文化研究。然而，危机是挑战也是机遇。热闹之后，是更冷静更深入更踏实的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终成果的《审美…     

“文化理解”与文化引进

本文从现代中国文化引进的矛盾和困境入手，对文化认同的两种模式即“文化了解模式”和“文化理解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文化理解”是文化引进的基本规律，通过对文化热中的“中国西方思潮”的反思，得出结论：成功的文化引进，包括“忠实的理解”和“创造性的转化”两个过程，由此就必须进行文化心态、文化生态、文化转译和文化要素的耦合、文化力的定位、文化体系的再创造六个方面的理论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