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僧侣对唐代佛教的贡献

本文从佛经翻译、佛学研究、佛学实践几方面阐述了新罗僧侣对唐代佛教文化的贡献，意在说明古代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佛教文化交流是双向的。虽然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佛教文化交流是从中国的输出开始，但其后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趋向。     

“天竺之路”与“天台之路”：中国佛教的抉择——兼谈玄奘在中国佛教中地位

作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两位伟大僧人,玄奘和智顗分别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佛教道路,其中玄奘走的是＂天竺之路＂,他远赴印度取经学习并最终成为印度佛教唯识学专家和佛经翻译家,而智顗走的则是＂天台之路＂,他来到天台山隐修以寻求适合中国人的佛教解脱法门并最终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与玄奘只是照搬印度佛学而毫无创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智顗表现出了佛学上的巨大创造力,开启了中国佛教创造自身中国化模式的大幕。中国佛教正是在选择智顗模式而抛弃玄奘模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并发展壮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玄奘对于中国佛教的重要性还远不如智顗,尽管玄奘比智顗更具知名度。     

吕澄是谁?——汉语佛学界最严重的遗忘

吕澄是20世纪中国佛教研究的主要奠基者。他在佛经版本及辨伪、印度原典的研究与翻译、因明与声明、戒律、中国佛学、西藏佛学、印度佛教史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吕澄不仅在佛学研究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和成就,而且对中国近代佛学教育事业、佛学人才培养以及佛经出版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同时,吕澄还是学术和信仰兼备的佛学者,这就使得他的论述在学术史、思想史和信仰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吕澄的学术成就不但应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而且还应该引起佛教界的充分重视,以便建设符合真正佛教信仰的佛学。     

论佛学影响六朝文学的三个维度

佛教作为六朝社会之重要文化类别,对其时之文学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而佛学对六朝文学之影响,主要存在三个维度:一曰语言维度,其影响包括佛经翻译提供新概念、佛经语言提供新风格、佛经唱读提供声韵新知识;二曰观念维度,其内容包括佛教一系列新观念影响文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审美观;三曰思维维度,其影响内容包括佛学严密的逻辑性、中观思维方式、批驳辩难技巧等对文人创作思维的影响。     

佛教大藏经及其刻印述略

作者从佛教传入中国及《大藏经》的刻印过程着手,叙述了佛经在经历了陈武帝时的抄写、北魏北周时代的禁毁及唐、宋时的勃然发展,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发明是和佛经的广泛、大量需求有着密切的联系。佛教的传播和佛经从抄写、石刻、雕版印刷均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保存了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同时,也为后代的佛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慈航法师与台湾佛学教育

介绍现代福建著名高僧慈航法师的生平,阐述其对佛学的改革、对台湾佛学教育及现代佛教发展的贡献.慈航法师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闽台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不可磨灭的篇章.     

佛教与东亚文化交流合作--以韩国大觉国师义天的国际活动为中心

义天大师是韩国天台宗的始祖,名重东亚的僧统,才行俱优,透彻佛教真谛;既修教,又修禅,学兼多宗.同时他也是中韩历史上卓有建树的使者,曾为中韩文化(包括佛教)交流做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北宋王朝时期,义天大师曾以高丽王子的身份,数度入宋求法,弘扬天台、华严,他给中国带来了因战乱而久已失传的华严章疏,使天台宗教义在中国、日本等国重新播扬、振兴起来.他捐赠中国的华严经被庋藏杭州的慧因寺,慧因寺因他而被称为高丽寺.     

近代杨文会的佛学教育及其现代启示

杨文会被誉为“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晚清国势衰微,杨文会提出以佛学教育振兴佛教,拯救人心,进而振兴中国。他主张佛学人才必须具备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和科学精神,通过兴办佛学学堂、刻印流通佛经、建立佛学研究会等教育实践培养佛学人才。杨文会的佛学教育思想和实践在思想文化革新、人才综合素质培养、文化强国缔造、教育条件及教育方法等方面为现代教育提供了有益启示。     

论《释氏源流》的文化价值

《释氏源流》是明代流传甚广的佛学著作,又是百余年来被人忘却的古籍。它记录了佛教东传的曲折过程,廓清了佛教的本质和教义,并从佛教本位出发,极力将儒教、道教纳入佛教的体系,强调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研究《释氏源流》对于把握中国佛教史,了解历代僧人为传播佛学付出的艰苦努力,进而研究佛教的文化价值是不无意义的。     

略论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年),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我国新疆库车、沙雅县一带),在中国佛教史上,与真谛、玄奘齐名,并称为三大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在西域诸国完成了由佛教小乘到佛教大乘空宗的思想转变之后,于弘始三年(公元401年),被后秦主姚兴迎至长安,待以国师之礼。在短短十几年中,他通过对近四百卷佛教典籍的传译和阐发,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印度佛学按本来面目介绍进来,对六朝时中国佛学的繁兴以及隋唐佛教诸宗的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影响波及到他以后的整个中国思想界。因此,研究鸠摩罗什的思想和其宗教活动,对弄清中国佛教思想的演变发展,了解古代我国内地与新疆地区思想文化的交流往来,都很有意义。本文仅就鸠摩罗什的佛教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和特点,以及他入关后的译经活动对中国佛教思想的作用,做一些探索。     

唐代小说中的法术僧人与另类僧人

唐代小说中的僧人形象 ,高僧很少 ,也没有体现多少佛教思想。“服务型法术僧人”形象 ,缺乏佛教色彩 ;“斗法型法术僧人”形象 ,只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矛盾斗争中失败的象征。“另类僧人”形象 ,反佛教的主旨更加明显。这些都体现了唐代小说的反佛教倾向。六朝多“辅教小说”而无反佛教小说 ,唐代小说宣传佛教者少而反佛者极多 ,这与唐代科举制度加强了士大夫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等原因有关。     

中土僧制刍论

僧制指规范僧尼行为的制度。中土僧制为僧俗共制,对中土佛教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中土僧制产生的原因及其特点的分析,探讨其对中土佛教发展的影响。     

十六国时期罽宾来华僧人与长安佛教

十六国时期的关中地区,在前秦、后秦的相继统治下,出现了一个佛教蓬勃发展的局面。在此过程中,罽宾来华僧人在毗昙学(以说一切有部经、律、论为主)的传译方面出力极大,对汉地洞悉印度佛教理论体系,乃至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弘法的高潮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中国宗法制度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

中国宗法制度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深刻,从庙产传承可见嫡长子继承制的影响,从僧侣的姓名可见魏晋门阀谱牒和宋代宗谱的影响。宗法制度是深层的民族意识,这使得佛教在中国遭遇到这样的本土文化后不得不主动改变自身来迎合它。     

论方外传记中的类传

方外传记中的类传,是专门记载性质相同、行为相近的僧侣、道士或世俗教徒事迹的一种传记形式,它产生于魏晋时期,以后代代相承,颇有发展。其中《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人类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则记载了中国僧人和朝鲜、越南僧人以及中亚细亚僧人总计56人西行求法的事迹,是一部具有国际意义的僧人类传。明清以来,民间佛教与居士佛教开始发展起来,因此,描写世俗教徒的类传也得到发展,清代彭际清所编的《居士传》,可谓居士类传的集成之作。僧人类传在形式上受到史传中的类传的影响,但是在记载内容、思想观念和叙事风格上都有明显的差异。     

一寺而兼两祖庭--论湖北当阳玉泉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被誉为“荆州丛林之冠”的湖北当阳玉泉寺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它既是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祖庭①之一,又是禅宗北宗的祖庭。此外玉泉寺还与其它佛教宗派如律宗、净土宗、禅宗南宗等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隋唐之时,玉泉寺高僧辈出,国师云集;诸宗竞秀,蔚为大观,是当时全国的佛教中心之一。     

韩国佛教“三化”的启示

自公元372年中国佛教传入韩半岛,韩国佛教已有一千五百余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佛教始终与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众生活紧密相联,成为韩国文化、甚至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近现代以来又以人类福祉化、佛教生活化、佛国净土化的方针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古老的佛教不仅没有被现代社会所抛弃,反而成为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占有相当地位。     

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述论

佛教交流是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在佛教交流的途径上,既有日本政府向中国派出的遣隋使、遣唐使,又有中国僧侣应日本之邀或出于自发的赴日传法。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活动构成了中日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它对推动中日佛教体系的共同完善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宋庆历名僧援儒入佛新内涵及其思想史意义

宋初以来。伴随儒学复兴的稳步推进,反佛思潮愈演愈烈。庆历前后达到高峰。为遏制反佛思潮,释智圆、契嵩等方外人士不同程度地援儒入佛。阐其“儒佛互补”“言异理贯”“儒释一贯”等观点。这些观点在我国思想史上地位重要,不仅为佛教发展赢得空间,加快其中国化进程．且对当时的学术思潮、以“和谐”“融合”为特征的民族深层心理的形成。及以三教合一为特征的理学之产生,都影响甚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