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投资的治理作用:——基于高管薪酬契约设计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09-2012年沪深两市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创业投资参与对民营和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创业投资能够显著改变民营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但是创业投资并没有显著改变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2)对民营企业而言,创业投资参与降低了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之间的敏感性,但是提高了高管薪酬与市场业绩敏感性。实证结果表明,创业投资在民营企业高管薪酬制定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创业投资更加重视市场业绩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作用;创业投资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影响非常有限;创业投资参与民营和国有企业的动机可能存在差异。     

浅析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的问题及对策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对国有企业吸引和保留优秀的高级管理人员具有重要作用,良好的薪酬管理有利于将高管的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相结合,推动企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国企高管薪酬管理存在较大的问题,薪酬的吸引人才和激励等作用发挥受到限制。本文具体分析了我国国企高管薪酬管理存在的问题,并对于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措施。     

外部薪酬差距激励了高管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市场与产权性质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为切入点,考察了企业高管所面临的经理人市场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正相关,但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说明了受管制的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无法对高管带来正向激励。外部薪酬差距对非国有企业高管的正向激励效应仅存在于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薪酬的样本中。本文发现,当企业上一年的高管薪酬低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为了使高管薪酬水平达到行业平均薪酬水平,其高管薪酬的增长幅度要高于行业的增长幅度,而且高管薪酬与行业平均薪酬基准的差距越大,高管的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意味着我国高管薪酬制定受行业薪酬增长影响很大,从而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激励的有效性。当上一年的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国有企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越大,其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同样地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     

多业绩指标竞争与事前谈判:高管薪酬合约结构的新视角

在中国高管薪酬合约中,多个业绩指标之间怎样相互竞争?这种竞争是否会使得薪酬合约谈判前置?中国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通常会披露次年的收入目标,利用2001~2012年的数据,我们采用差分模型发现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合约是复杂而动态的。复杂性体现在,对于民营企业,利润始终决定着高管薪酬的变化;但是对于国有企业,收入达标是利润指标使用的"门槛"(条件函数)——收入达标的情况下薪酬与利润高度相关,收入未达标的情况下薪酬与利润的相关性显著降低。动态性体现在高管薪酬可能不仅是事后的结果,国有企业高管更愿意通过事前谈判来减轻收入考核的影响。本文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合约结构的理解,揭示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条件效率"特征,并将高管薪酬合约的研究从事后拓展到事前。     

政治关联、高管薪酬与企业未来经营绩效

本文紧密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考察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公司未来经营绩效的作用。以2001~2011年间的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影响高管薪酬的经济因素和公司治理因素后,不管是在国有企业还是在非国有企业中,政治关联公司的高管都获得了显著较高的薪酬。但是,在国有企业中,由政治关联导致的高管超额薪酬与公司未来的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而在非国有企业中,由政治关联导致的超额薪酬则与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显著正相关。这些结果表明,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高管获取了过度薪酬,是一种有损企业未来绩效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政治关联的非国有企业高管所获得的较高薪酬则是对其较强的寻租能力的一种补偿和激励。此外,本文进一步的检验还发现,在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中,以及在政府干预较强的地区,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高管的过度薪酬问题更加严重。     

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

国有企业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是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调查发现,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呈现不断加大趋势,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显著正相关,说明当公司的业绩上升时高管将获得更高的薪酬,企业业绩上升的好处主要是高管获得了.我们还发现,控股股东的股权集中度和董事会规模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制约薪酬差距加大的作用.本文建议进一步加强国有控股股东及董事会对薪酬的制约作用,并改进当前我国较单一的业绩薪酬激励制度,在高管薪酬激励制度设计中可以考虑员工薪酬及福利改善等因素,从而促进企业提高员工待遇,缩小高管员工薪酬差距.     

薪酬制度考虑外部监管了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中国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高管薪酬契约与外部监管的关系,结果发现,外部监管对高管薪酬有显著的影响,但与最优契约论不完全相符.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负相关;由于所有者虚位,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敏感性较高;由于远离管理者,外资控股的公司高管薪酬敏感性较高;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重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而与薪酬敏感性负相关;较高的银行借款/总资产比率对高管薪酬有抑制作用;处于垄断地位的管制行业高管薪酬敏感性较高;高管持股对薪酬的敏感性不影响.最后,在控制了外部监管因素对薪酬敏感性的影响后,高管薪酬与公司下年度的业绩增长显著正相关,表明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制度基本上具备了激励机制.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

如何改善国企高管激励机制是新时期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环。本文以2008～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年报披露的前十大股东性质、持股比例与委派高管的数据,分别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衡量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程度,在此基础上,研究非国有股东治理如何影响国企高管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单纯的非国有股东持股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无显著影响,但非国有股东向国有企业委派高管有利于改善国企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其次,非国有股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作用在竞争性国有企业和处于较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最后,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参与国企治理能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以上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仅停留在资本层面的混合,还需确保非国有股东在国企经营管理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才能更好地发挥民营资本的监督和治理作用。     

国企高管薪酬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足及完善

国企高管的薪酬问题一直是讨论的热点，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高管薪酬似乎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而有所降低，反而表现出逆势上升的趋势。本文针对当前高管薪酬现状，着重分析了当前高管薪酬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中存在的不足，对完善我国国企高管薪酬激励与约束的模式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希望能对当前国企高管薪酬机制中存在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限制国企高管薪酬并非好药方

在国企改革全面推进的同时，对于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改革方案一直未能露出水面。据媒体报道，2013年年末，人社部完成了对国有企业高管的全面调研，近期在总结调研结果，并将以此作为依据之一制定相应的全面限制国有企业高管收入的规定。国企高管全面限薪规定即将出台。     

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如何合理确定高管薪酬以留住人才成为企业不可忽视的问题。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归纳出影响高管薪酬的主要因素,为企业构建合理科学的高管薪酬体系提供借鉴和参考。     

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信息操纵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不断强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增强高管薪酬激励透明度,一直被视为提升企业高管薪酬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代理成本角度研究了企业管理层实施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动机和策略.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更多但相关性不高的高管货币性薪酬信息;(2)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高管在职消费信息的程度就越低;(3)企业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与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显著相关性主要存在于国有控股企业中.上述发现表明,国有企业管理层攫取货币性私有收益后,企业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明显的信息操纵.     

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监督机制对薪酬机制的替代效应研究

降低代理成本的途径有薪酬机制和监督机制两种,这两种机制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即"强监督低薪酬,弱监督高薪酬"。对于股权较为集中的国有企业,来自监管部门的监督力度很大,因而不必过分依赖薪酬激励高管。论文利用803家国有上市公司2010年的数据,构造国有企业监督指数。实证检验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监督机制对薪酬机制确实存在替代效应,说明国有企业不必完全通过提高薪酬以降低代理成本,监督机制是有效的替代性选择。     

高管薪酬行业差异的实证分析

为什么高管薪酬具有行业差异,高管薪酬与哪些行业特征因素有关?本文以2001-2008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产品市场竞争、资产专用性、盈利性、企业规模以及财务风险是影响行业高管薪酬的行业特征因素,在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资产专用性越高、盈利性越好、企业规模越大以及财务风险越高的行业,高管获得的薪酬越高。成长性、经营风险、代理成本、技术水平等行业特征因素对行业高管薪酬没有显著影响。     

“面子工程”还是“真才实干”?——基于政治晋升激励下的国有企业创新研究

国有企业CEO同时具备"经济人"和"政治人"特征,这意味着仅从薪酬激励设计角度研究国有企业创新犹如管中窥豹,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激励可能是影响国有企业创新活动的另一机制。本文采用2007~2014年间国有上市公司CEO变更数据,研究了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政治晋升激励使得国有企业CEO更加专注有效的研发投入,在降低研发投入量的基础上,提高了企业创新产出。其次,我们探讨了国有企业政治晋升激励可能存在的"面子工程"和"真才实干"两种机制,发现政治晋升激励不仅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产出率,而且提高了创新产出的价值增值能力,支持了政治晋升激励下CEO创新"真才实干"假说。最后,我们进一步研究了薪酬激励、在职消费对创新的政治晋升激励有效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对于低薪酬激励,高薪酬激励时国有企业CEO创新的政治晋升激励有效性更高;相对于高在职消费,低在职消费时国有企业CEO创新的政治晋升激励有效性更高。     

国家所有权、冗余雇员与公司业绩

本文透过就业问题研究了政府目标对国有企业雇员规模、进而对绩效和报酬激励机制的影响。本文发现高失业区的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冗余雇员,作为补偿,政府为冗余雇员多的国有企业给予了更多的财政补贴。冗余雇员对国有企业的绩效产生了显著的负面效应。本文进一步发现,由于冗余雇员越多的国有企业,雇员的平均工资率越低,因此,冗余雇员并没有使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劳动力成本;同时,冗余雇员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高管的平均薪酬,也显著降低了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的敏感性。由此,本文得出,冗余雇员对国有企业绩效的负面效应不是由于冗余雇员而承担了额外的劳动力成本,而是由于降低了对雇员,尤其是对高管的薪酬激励,从而导致经理人员的代理成本增加。本文的研究揭示出如何理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从制度上控制国有企业的政治成本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规范国有垄断企业高管薪酬的思考

我国垄断行业高管薪酬存在"薪酬自定"、薪酬标准不科学、薪酬信息不透明、缺乏执行力度等问题。规范我国垄断行业的高管薪酬制度,使之科学化、合理化,对于企业长远发展有重要作用。本文立足我国垄断行业高管薪酬现状,参考国外领先企业高管薪酬制度,围绕其设计理念、确定流程、薪酬结构、最低持股要求、信息披露等方面,对规范我国垄断行业高管薪酬进行了思考并提出相关建议。     

我国垄断行业高管薪酬问题研究与治理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垄断行业高管薪酬问题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在我国股票市场迅速突起、公司高管薪酬体系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存在一些不足,公司的现代化治理机制不够完善特别是激励机制构建不合理、高管薪酬设计不合理、薪酬与绩效关联性不合理性等因素,致使垄断行业高管薪酬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限薪令与企业创新:一项准自然实验

  创新是维护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手段,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但由于存在内生性问题,高管薪酬与企业创新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尚无定论。         以2009年出台并实施的针对国有企业的限薪令作为外生政策冲击,选取2007年至2015年全部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配对样本和双重差分回归分析的方法,实证检验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限薪令后国有企业高管货币薪酬是否降低;在此基础之上,检验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进一步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测量公司治理水平,考察公司治理水平对于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最后对比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风险承担水平上的差异,探讨高管货币薪酬的降低可能引起的负面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限薪令后国有企业高管的相对货币薪酬降低,限薪令发挥了预期的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国有企业的相对创新投入水平降低,证实了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公司治理越差的国有企业,其创新投入降低的越多;高管货币薪酬的降低最终导致国有企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下降。使用全样本分析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         利用强制性降低高管货币薪酬这一外生事件,为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新的可靠证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实践意义上,高管货币薪酬的降低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的意愿,进而导致企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下降,长此以往将损害企业长期发展能力,同时有悖于现阶段中国倡导的企业走创新发展之路,对中国现阶段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政策启示。     

健全国有企业薪酬激励机制的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国有企业的薪酬理念与日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越来越不适应,国有企业的薪酬激励机制暴露出的缺陷也越来越多。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一边被大众诟病员工薪资过高,一边又呈现出对内激励严重不足,因此薪酬激励制度亟待完善。本文从国有企业薪酬制度存在的问题入手,分析了薪酬制度的现状,并提出了改进的可行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