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意识:从“内生型”向“外发型”的嬗变

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意识的萌生和发展是纯粹依赖于外部力量(西方话语)的推动,还是源自于本土观念结构的内在变革,至今依然有很多争议。众学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意识是西方文化入侵的结果,是一种"外发型"现代性意识,是西方的"舶来品"。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晚明清初的知识分子在儒学自我批判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启蒙意识,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意识的"内生型"维度。清末民初以后,随着西方现代性文化强势地位的确立以及"全盘西化"思潮的形成,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外发型"现代性意识才逐渐取代了"内生型"的现代性意识,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精神式微探析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人物众多,但总体上刻画并不成功,真正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形象很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建国后"一体化"的政治语境和知识分子改造政策有关。在确立无产阶级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中,作家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完全以政治标准代替文学标准,知识分子形象成为一个政治符号,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学"的标本。     

周作人的“十字街头的塔”与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

1925年2月周作人发表《十字街头的塔》,反映了他对学院文化、革命文化的双重不满。"十字街头的塔"的选择,在客观上滥觞了"十字街头"与"象牙之塔"截然对立的话语方式,是1928年革命文学倡导,1930年代不同政治、思想文化倾向的文学,几乎相一致运用这一话语方式的根源之一;同时这也为学院知识分子不敢正视或逃避严酷的社会现实斗争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以对西方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研究和对推翻这种统治的手段的分析为基点,探索了一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他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入手,对西方社会的国家、市民社会、知识分子等作了分析,指出由于资产阶级掌握了文化领导权,所以获得了维护、巩固政权的合法途径,社会主义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首先取得文化领导权。以有机知识分子为中介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通过"阵地战"策略是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有效途径。     

论中国早期“学”、“术”的产生与发展

本文通过对中国早期思想文化发展过程的梳理,认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来自于"巫文化",后来逐渐演变为"巫史文化",进而在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史官文化"为主体的精英文化,然而这些文化,都是属于"术"的范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兴起,通过教育和整理典籍,使思想文化在大众中的广泛传播,导致中国早期"学"、"术"的出现。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兴起与诸子百家的相继兴起,形成了政治理念的伦理化与一元化、宗教的伦理化,这样完成了中国在"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最终为中国早期"学"、"术"的发展确立了方向。     

青年知识分子道德发展的伦理轨迹

正严格说来,知识分子现象是现代文明的产物。然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却古已有之。尽管他们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发展阶段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是知识、思想、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的构造者、阐释者与传播者。他们常常是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的发动者,作为文化存在的必然产物,知识分子原发性地承担起人类的文化使命。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其青春时代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纽曼认为读书人的青年时期是"灵魂发育季",他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提到,大学阶     

公共性、知识生产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媒介化在场”

在知识分子那里,主体性是通过"文字共和国"秩序中的思想传播和文化参与行为实现的,这也决定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确认过程建立在普遍的公共性基础之上。当下,在政治与资本的"共谋"体系中,"电视知识分子"纷纷进入大众视野,与之相随的则是公共性的衰落。进入社交媒体时代,知识分子的"在场"促使了信息传播的"再中心化"流动趋势,而且在公共议题构造和公共话语生产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公共角色,这使得知识分子"重返公共领域"成为一个可以期待的逼真命题。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复苏,同样蕴藏了一个更大的现代性批判背景,也就是在"共视社会"中重拾一个时代的"集体主体性"。     

“躲避崇高”与“二元对立”思维的消解——论王蒙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的意义

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王蒙"躲避崇高"的理论吁求之核心就在于对知识界所普遍持有的"二元对立"思维范式提出质疑和批驳。这一思维范式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斗争",是主流话语对社会思想文化进行干预的产物,象喻着知识分子精神视野和话语空间的收缩与失落。及至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思维惯性的作用下"二元对立"仍然成为了知识分子据以解读、阐释当下文学现象的一种主要认识框架。这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其本应具有的洞察力和思考力,这种后果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论争中显露无遗。王蒙主张"宽容"、力证王朔小说的作用与价值,其指归即在于希望以此来冲破"二元对立"的思想樊篱,努力拓展出知识分子更为广阔的话语空间。     

“拒绝式”社会心态的形成、影响和调适

社会心态是社会成员的观念意识与时代的社会现实发展之间紧密互动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心理。"拒绝式"社会心态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变迁或社会重大变化持否定态度的一种社会心态。"拒绝式"社会心态的生成与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均主义观念、清官政治伦理和义利观密切相关。社会心态和社会矛盾的生成具有同源性,"拒绝式"社会心态对于社会矛盾具有推波助澜的消极影响。调适"拒绝式"社会心态,对于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左翼精神”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学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的复活,出现了一股十分强劲的"新左翼文学"思潮。"新左翼文学"的最为突出的方面,便是以对社会现实的见证与批判为核心的"新左翼精神"。但在同时,历史哲学的匮乏与阙如也成了"新左翼文学"的内在问题。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后革命时代",是否需要和应该建立怎样的历史哲学是我们整个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所面临的巨大课题。     

“人民问题”的启蒙困境:19世纪70年代俄国平民知识分子的实践探索

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平民知识分子在"人民问题"上的实践探索独树一帜。在柴科夫斯基小组道德主义的引领下,为了让俄国人民认识并参与革命,建立平等社会,平民知识分子发起了"到民间去"运动,并主要分为两大实践路径:一是煽动人民暴动,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另一个是通过平等交流与教育,使人民对文化和革命皆有充分的认识。第一条路径由于不了解民间实际的冒进和功利主义而找不到出路,第二条路径则由于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无法有效交流而失败。这两条路径的实践和其最终结局,体现了平民知识分子在"人民问题"上的启蒙困境。     

文化资本的占有与缺失--兼论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变迁

文字时代的知识分子占据了绝对多数的文化资本,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获取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处于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随着后文字时代的来临,图像逐渐代替了文字成为媒介的中心,知识分子的文化资本被剥夺,其社会地位亦被"文化新贵"所代替,知识分子从普遍走向了专业。     

社会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社会科学史的视角

从社会科学史的角度探讨社会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独立于哲学”、反抗哲学 ,是现代社会科学建制化或科学化的根本要求和表现 ,这实际上改变了从先验的原则来推演社会历史的旧形而上学 (社会哲学 )传统 ,对现代文化和学术机制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 ,社会生活中“意义”的发现 ,全球化时代的复杂性以及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 ,要求复兴哲学 ,重建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     

反思与质疑:关于“竹内鲁迅”的三个命题

竹内好的鲁迅研究虽然是一座高峰,但又并不孤立,它的形成完全可以在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中找到依据。其在我国学界由"失踪"到突然变成"热点",这个过程本身向我们昭示了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对急速推进的"现代化"进行深刻反思的姿态,鲁迅精神也由此以一种别样的面貌得以还魂。然而,当竹内好以日本"近代化"问题为指归滤除了鲁迅文学骨骼中的民族、社会、宏大叙事时,"回心"显然已无法有力解释鲁迅文学生成的全部复杂性,而这,正是竹内好的"不见"。     

日本现代文学中的中国

日本文化自大和、奈良时代到明治维新,一直在中国古典思想与文化的熏染蒙盖之下。此后的日本则转而急速西化。日本的现代是受了西洋文化刺激的"外发型开化"。大正时代这种激进的现代化与"脱亚入欧"反而促成了日本再次回顾中国的契机。发生在此时的"支那趣味"热赋予现代日本对中国再认识与自我认识的良机;它借助于日本在亚洲的殖民统治,推进了文学、美术的多样性发展。诸多日本作家通过亲身体验现实中国,书写了大量充具异国风味的作品;与此同时,又把现代人的苦恼与人生思考带入中国古典文学的解读中,加深了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理解,进而创作出他们自己的中国古典题材作品,形成接纳中国文学最深刻的写作分野。     

美人·星光·凤凰——从三种典型意象看同性恋文学的发展

在以异性恋为正常和典范的社会里,同性恋文学以顽强的生命力在逆境中生长着,不同时代的作者都将自己的审美理想和对同性恋文化现象的探讨和忧思寄寓于一个个同性恋文学意象之中,带我们走入了这个遥远而深邃的非主流情感世界。     

遵义“沙滩文化”的考据取向及其思想渊源

训诂、考据是"沙滩文化"知识分子重要甚至主导性的治学取向,据此视"沙滩文化"为乾嘉时期考据学的余绪或清代考据学的一个构成单元,一定程度上亦是可以成立的,"沙滩文化"考据取向的思想根源,亦是清代考据学得以兴起的本原所在。这一本原即是传统思想演进的"往复式叠加"模式。思想演进中"往复式叠加"模式与思想家的"崇古"、"尊古"倾向相伴随,为考据取向的产生和延续提供了逻辑前提。正是因为思想演进中"往复式叠加"模式具决定性的作用,政治、教育等外部因素的作用有限,众多传统知识分子,如"沙滩文化"核心人物郑珍、莫友芝等,才自觉醉心于文字训诂、名物辑轶的考据之中。     

"五四"人学观念与自由主义思潮

"五四"时期,人学观念的建立与自由主义思潮的形成是联系在一起的,人学观念的倡导为自由主义的中国化营造了必要的社会氛围,自由主义思潮的形成为人学观念的深化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不过,围绕人性抒写和社会改良等问题,自由主义文学在与革命文学展开多次论争之后,也因远离中国革命的社会现实而遭到进步知识分子的批判,不得不溢出个体信仰层面,承担群体使命和社会责任。     

论“战国策”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战国策"派又称"战国"派,是滥觞于1940年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大后方昆明、重庆等地的一个文化派别,因其主办的报刊《战国策》、《战国》而得名,主要成员有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人,文艺方面的代表为林同济、陈铨。由于曾受到"革命文艺界"的批判,半个多世纪以来,对"战国策"派的研究,政治批判多,学术评价少。可是,客观中立、理性平和地读过"战国策"派的有关文章后,得出的印象并非许多书中所界定的那般。本文不打算对"战国策"派做总体的描述和评价,而是从批判的角度,论述其改造国民性思想,希望能做出一个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以期引发更多对于这一由昔日学贯中西的杰出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文化流派的关注与不带偏见的深入研究。     

错位的对接:论实用科学理性与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建构

"为人生"作为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对于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建构,与实用科学理性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联系。从"实验主义"的科学接受到"求真理"的思想共识,最后落实到和俄罗斯拯救意识深度结缘的"为人生"的艺术主张,这种在科学和人文错位的对接中将"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转换为五四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全过程,都是在实用科学理性精神的烛照下完成;这真实地体现了五四新文学张扬西化同时又游离于西学的双重矛盾:既反映了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现代性认知问题上的思想茫然性,又揭示着中西方文化与文学融汇过程中的历史复杂性。如果我们忽略了实用科学理性和"为人生"的内在逻辑关系,就会失去对五四新文学基本性质的科学描述与整体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