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乡村振兴的政策框架与实践逻辑

英国的乡村建设与城镇化先后经历了“城市扩张、城市病蔓延、法制规划、乡村有序治理、城乡一体化”的道路,在乡村重建二百多年的实践中,基本形成一种“共生型治理”的发展形态,主要包括四大要素：网格化的共生单元、积极的共生环境、多层级的组织界面和一体化的共生模式。在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上,遵循三条逻辑规律：一是自上而下的政府顶层设计,通过法制保障实现乡村有序治理;二是自下而上的社区行动与社区参与,通过社区赋能形成合作共治;三是上下互动的集镇发展,通过小城镇建设促进城乡互动与融合。因此,中国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推进,在振兴单元上,可推进多个乡村“中心极”共同发展;在振兴环境上,应摒弃城市偏向的消极因素,构建城乡平衡发展的积极因素;在振兴界面上,需发展多元化的乡村治理主体;在振兴模式上,要推动“偏利共生”向“一体化共生”过渡。     

场景营造与城市近郊特色小镇建设

场景营造对创造人地共生所需的文化空间具有形塑作用,是统合文化生产与消费、激活多方主体参与、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机制。特色小镇是当代中国城镇化的一种发展模式,既是打通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空间支撑节点,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同时还是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的承接地。场景理论的应用,推动着特色小镇的建设从以空间扩张为特征的第一阶段向以文化内涵建设为特征的第二阶段演进。城市近郊特色小镇作为一种特色鲜明、要素集聚、宜居宜业、富有活力的文化空间,与城市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存在诸多协同。在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特色小镇——乡村振兴”统筹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总体战略高质量落地的过程中,以场景营造推动城市近郊特色小镇建设中主体价值的重点突出,避免特色小镇的价值分散与符号游离,重视与城市主体文化生态的协同,强化空间规划和错位发展,围绕特色符号构建产业价值链,是调整城乡产业空间布局、探索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乡村振兴的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践路径。     

农村籍在校大学生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模式研究

<正>农村籍在校大学生是助力乡村振兴的一支关键队伍,表面上触发的是人才振兴,实则是以人才振兴为引领,通过“互联网+”助力乡村产业振兴、“非遗+”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劳动+”助力乡村生态振兴、“红色+”助力乡村组织振兴等模式全方位参与其中。然而在实践过程中,他们普遍存在价值观念困境、自身素质困境、外部环境支持困境,这不仅需要高校加强“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教育引导,还需要自身提升综合素质能力,更需要政府细化的政策支持。     

地方性知识驱动乡村文化振兴:历史逻辑、价值共生与体系重构

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剧烈变迁，乡村文化逐渐衰败，乡村社会严重失序。当前乡村振兴的重难点在于如何振兴乡村文化，而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源自当地文化的知识，与乡村“天然共同体”是一致的。传统社会，地方性知识与乡村文化交互建构，而近代以来，二者又具双向消解关系。乡村振兴背景下，地方性知识是发展乡村产业、培养乡村人才、保护乡村生态、推进乡村治理的重要资源和保障，它与乡村文化振兴存在育民、富民、乐民等方面的价值关联。以地方性知识“内生性重构”乡村文化，能够促进乡村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发展，进而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基本维度、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

数字乡村建设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有机组成,利用技术赋能释放出均等化的市场机会,重新统筹城乡关系,并使得多元化、大众化的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振兴,可有效提升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发挥信息惠农的作用。要实现数字乡村有效赋能乡村振兴,应从数字乡村对“乡村经济、乡村生态、乡村文化、乡村政治、乡村主体”五个维度的赋能机理出发,明晰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直面影响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源性阻碍、要素支撑不足、发展机制有待完善”等方面的现实困境,构建“产业优先机制、协同联动机制、要素支持机制”等机制并进行优化,构建与数字技术相匹配的高效平台与能有效激发农民主体内生动力的体制机制,高质量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现数字技术对于乡村振兴的精准赋能。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农村文化礼堂:耦合逻辑与价值输出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方案和乡村建设的总方针,农村文化礼堂则是乡村振兴的一个载体。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文化礼堂的文化价值、政治价值、社会价值分别与“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三大目标发生不同程度的耦合。然而受到不同制约因素的影响,农村文化礼堂的多维价值输出正面临不同程度的考验。为此,要通过确立实效性与创收性结合的建设运行理念、完善引导性与多元化结合的参与主体结构、构建广泛性与全面性兼备的主体教育机制、打造借鉴性与创新性互补的活动开展模式、建立规范化与多样化兼备的成效考评机制等措施促进农村文化礼堂价值有效输出。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中的生态化建设——以阿坝州为例

乡村振兴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民族村寨作为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单元,对民族村寨的振兴需要城乡、产业、文化、生态环境、基层治理等多方面的有机融合。以阿坝州为考察对象,以乡村振兴为背景,以社区参与为研究理论,在充分调查当地旅游与扶贫及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的基础上,运用时间序列模型,分析旅游、扶贫、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对促进居民增收与经济增长的微观影响机理。旅游发展与环境有紧密的共生性,当地的旅游生态化建设要将保护生态环境贯穿始终以及民族社区居民要积极的参与。提出要转变旅游发展理念,建立农村旅游合作社,建立当地居民旅游资源入股企业的新模式,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旅游+"培养新兴业态,融合传统农牧业的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寻求民族地区旅游与环境一体化共生的实现途径,才是实现农牧民增收脱贫,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经营模式创新。     

宅基地整治盘活与乡村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基于两个直辖市七个典型试点村的研究

在“三权分置”框架下的新一轮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发展乡村产业的途径,探索退出宅基地统筹利用政策,为乡村振兴提供土地要素。本研究以天津、重庆两个直辖市七个典型试点村为研究对象,基于ECIRM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对“原址投资开发”“集中规划开发”“集体统一经营或管理”“整村出租流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打通”等五种助推产业发展的宅基地整治盘活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总结五种模式在土地市场化利用或退出宅基地统筹利用方式的优势特点和适用的产业类型上的经验逻辑及不同产业主导区域和不同地区的宅基地整治盘活模式选择策略。实践中宅基地整治盘活不同程度面临发展难题亟待解决,例如资金、退出意愿、产权认定、规划、流转等问题,在改革推进中需要注重科学制定村庄规划;稳定宅基地使用权,保障投资主体土地权益;鼓励农房转让、租赁、入股等方式参与产业用地供给;构建土地整理激励机制;完善乡村发展用地保障机制。     

基于“两山”理论的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习近平“两山”理论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已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应积极践行“两山”理论：贯彻“两山”发展理念,以绿色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建设生态宜 居家园;探索“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模式,促进产业兴旺和移风易俗;构建“两山”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实现乡村生活富裕。     

数字技术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内在逻辑、现实困境、提升路径

实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需要数字化技术支撑，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治理工具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引擎和持续动力。通过数字技术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构建“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为乡村产业、生态、文化、治理、生活等应用场景赋能，从而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当前，数字技术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任重而道远，主要面临着传统农业数字化转型滞后，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全覆盖尚未实现，乡村数字治理水平有待提高，乡村信息化人才不足等方面的问题，今后需要通过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强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全覆盖，提高乡村数字治理水平，加强乡村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等措施，实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安徽省大圩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的考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治理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长期以 来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安徽省大圩镇在乡村治理路径的探索过程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乡村治理“五合模式”。大圩 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是指以农村基层党建“聚合”为引领、以乡村治理空间“融合”为平台、以乡村治理主体“联合”为依托、以 乡村治理方式“结合”为抓手，以回迁村社居民“和合”为目标的乡村治理实践创新，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弱化、党委政府权威和公 信力降低、居民参与不积极、社区建设不完善等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大圩镇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民族杂居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与共同体重建的耦合——基于文化共生视角的分析

文化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乡村共同体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文化振兴的推动机制与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机制是同构的耦合。在民族杂居地区的两个村落案例中,从文化共生理论视角来看,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构成融合共生的内在动力贯穿于乡村共同体之中,从而激活了村民的内生发展动力,使乡村共同体得到复兴。目前在人口规模化常态化流动背景下,诸多因素给乡村共同体带来挑战,应利用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村共同体重建的耦合实践向度,以互惠共生文化传承乡村伦理,以组织引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以公共文化激活公众集体意识,以利益共生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从而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与路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破解农村发展困境的战略性举措和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路径。党的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乡村振兴背景下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蕴涵着厚实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在于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始终与时代乡村发展诉求同频共振,理论逻辑在于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之间的耦合发展与互促共进。新时代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应以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根本遵循,重构乡村经济发展模式,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建乡村文化发展模式,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和优化乡村生活愿景,不断提升自身的经济引领能力、生态文明建设能力、文化引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和群众凝聚能力。     

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逻辑起点、潜在路径和政策建议

[提要]数字乡村是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是我国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数字乡村作为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手段,能够消弭城乡数字鸿沟,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由于民族地区基础设施落后、人才队伍匮乏、产业结构单一,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面临较大挑战。本文试图从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逻辑起点出发,依托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五个方面,探索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潜在路径,并从数字乡村建设方案、地区管理理念、主体参与程度、政策评价体系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中国乡村旅游高水平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

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是促进农村消费与提升农民收入的重要动力。文章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31个省份为样本,根据“五位一体”的政策理论,选取旅游开发与接待体系、旅游生态与环境保护、文化资源与群众文化、政府推动与监督管理、旅游经济与居民收入5个条件变量,探讨中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区域差异与组态路径。研究发现：中国乡村旅游高水平发展路径有4条,可以归结为3种发展模式：文化价值共享模式、产业提质协同模式、创新资源激励模式;非高水平发展路径有3条,且非高水平发展路径并不是高水平发展路径的反向表达;西部省份拥有更加多元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径,旅游开发与接待体系、文化资源与群众文化的条件组合则是中东部省份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路径。乡村旅游高水平发展需注重区域差异,优化乡村文化资源配置,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协同互动,打造更具特色的中国乡村旅游发展路径。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公共空间的多元价值

目前,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和复兴已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充分认识和挖掘其内在功能和价值对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积极意义。从乡村振兴的角度看,乡村公共空间具有生活、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多元价值,并具体表现为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产业兴旺,拉动乡村经济发展;搭建沟通协商平台,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繁荣乡村文化生活,推进乡风文明;以及优化乡村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生态乡村建设：“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双向互构的逻辑——基于南京市竹镇的个案分析

生态乡村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连接点,如何实现乡村绿色发展是当下及未来生态乡村建设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以“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双向互构作为分析框架,对南京市竹镇生态崛起的个案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两化”的双向互构是乡村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和谐共生的有效路径。“生态产业化”是推动乡村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过程,主要包括生态资源培育、生态资源资产化、生态资产资本化、生态产品与服务市场化四个关键环节;“产业生态化”则是将环境减排和资源减量等生态思维应用到产业发展中的过程,主要通过发展循环经济、产业间资源共享、绿色技术运用等多元途径实现。“两化”价值互享、功能互通,实现“两化”互构不仅需要平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也离不开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种机制的支持。本文对“两化”互构的逻辑关系、行动策略和实现机制的提炼突破了既有的理论阐述,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生态乡村建设研究中理论分析的不足。未来研究中,不同类型乡村的生态发展路径和机制值得进一步探讨。     

新苏南模式：乡村振兴的一个解释框架

新苏南模式作为一个“主动式”与“内源式”的乡村建设实践范式,为理解中国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话语下,苏南乡村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动力、产权结构形式、经济增长方式、乡村发展目标上均产生了质的转向,主要以制度创新为实践驱动,从而消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在振兴理念上,通过户籍制度、就业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的变革,以促进城乡融合;在振兴手段上,通过“三集中”的实践策略,以落实乡村有效治理;在振兴指向上,通过多元合作与网络化发展的路径,以建立一个“村庄空间—中心社区—城镇地域”多中心的城乡融合共生系统。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统筹衔接:必然、实然与应然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交汇之年既互为支持,又方向一致,且实现路径相似,落实主体相同,促成两者间的统筹衔接已是大势所趋、时代使然。实践中,两者之间却存在“两张皮”运作、统筹衔接“碎片化”等问题。而以“产业扶贫”引领“产业兴旺”,以“教育扶贫”带动“人才振兴”,以“文化扶贫”助推“文化振兴”,以“生态扶贫”促进“生态振兴”,以“党建扶贫”助力“组织振兴”,因能统筹落实“五个一批”举措和“二十字”总要求,可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实现有机衔接与统筹联动,进而加速“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实现进程。     

互构与主导:乡村文化振兴进程中的县级融媒体参与机制及实现路径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支撑，县级融媒体既是乡村文化振兴的载体也是主体。县级媒体在乡村文化建设进程中的角色历经宣传者到文化输入者再到生产者的演变，与这三种角色相应，县级媒体先后建立了行政化、市场化和社会化三种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机制。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县级融媒体主动作为，调动一切力量参与其中，久久为功。目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长效机制的建构还面临自身运行机制转型和乡村文化发展两方面的困境，可从乡村居民为主体的特色内容生产、活动为主线的常态化民风引导、新媒体为主导的文化产业促进等方面探索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