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视频时代政务媒体应对重大疫情的现实反思与优化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成为检验政府治理能力的“试金石”,其中政务媒体是引导网络舆论的主力军。短视频时代,政务抖音具有网状式平台搭建、地毯式内容推送、临场化情境打造的特点。面对突发疫情,政务抖音也暴露出定位模糊、内容同质化、情感尺度把握不当的问题,这些都大大降低了政务新媒体的公信力,影响政府部门的舆情应对。面对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政务抖音要抓准定位、把握受众价值取向、优化内容,形成政务媒体短视频传播矩阵,发挥短视频平台的正向价值。     

表面的美学与可见的声音:抖音的媒介物质性批判

论文尝试在数码转型的历史语境中,从媒介物质性的角度重新对抖音进行批判性考察。不仅通过视觉(抖音的图形用户界面设计)、听觉(抖音作为一种从声音到图像的媒介转换游戏)和触觉(抖音用户的触屏欲望)这三个维度的认知图绘来分析抖音自身作为“新媒介”的媒介特性,还在此基础上将抖音视为当今数字时代的一种症候性表征,反思隐藏在抖音表面化的数字美学背后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通过重启批判理论与媒介理论的思想资源,辩证看待以抖音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文化现象。     

短视频侵权案件中短视频平台的审查义务

<正>近年来，短视频在我国的迅速普及丰富了人民的娱乐生活，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出现的大量短视频侵权行为也受到了业内和社会的广泛关注。2022年10月26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云南虫谷》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酌情认定网络剧《云南虫谷》著作权人因微播视界实施的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遭受经济利益损失平均每集网络剧为200万元，经济损失总计3200万元，并判决抖音支付腾讯42万余元的合理维权费用。     

移动短视频用户体验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研究——基于抖音APP用户的调查

随着短视频行业发展进入下半场,如何提升和完善用户体验成为各短视频平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用户体验五要素模型为基础,构建移动短视频用户体验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方法对模型的适用性进行检验,深入挖掘移动短视频用户体验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企业和相关平台方优化用户体验、提高用户留存率提供参考。研究发现：视觉吸引力、界面设计、交互、内容、需求满足对用户体验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且这五个变量通过中介变量情感感知间接影响用户体验。基于此,短视频平台在秉持内容制胜的同时还需丰富互动形式,以优秀的界面设计和深厚的情感,抓住用户眼球、引发用户共鸣、满足用户多元需求,以此构建健康的平台生态圈。     

新媒体在阅读推广模式创新中的作用——以短视频平台为例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阅读习惯也发生着改变。为落实文化惠民服务、推广全民阅读,公共图书馆针对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结合抖音短视频平台特点和发展现状,讨论公共图书馆现阶段阅读推广的短板,提出通过设置专职短视频运营部门,提升短视频内容和质量,突破平台限制,联通阅读推广途径和打破信息茧房的方式来打通阅读推广新模式的路径。     

地方主流媒体短视频如何转型

移动互联网和5G技术的蓬勃发展，引领信息传播进入快节奏的短视频时代，给处于“央”字号新媒体和商业聚合平台之间的“中间地带”的地方主流媒体的融合发展带来更多机遇和更大挑战。作为宣传舆论的主力军，地方主流媒体应牢固树立视频化思维，着力推进短视频转型，拉长“长板”、补齐“短板”、加固“底板”,以内容为核心、以技术为重心、以用户为中心、以服务为准心，积极探索“视频化、智能化、立体化、媒介化”的发展路径，最终实现传统主流媒体“破圈”。     

物性凸显与他者伦理转向——从抖音短视频的“面容”呈现说开来

“面容”是列维纳斯用来指称“我—他”伦理关系的表征,也是其“他者伦理”思想的入口,但其在进入媒介场域后,却遭遇了物质化的掩盖与伦理指称的转向。在抖音短视频中,特效贴片黏合的脸导致人面容多义性的隐没,趋同的吸引装置改变了人与人和谐真诚的交往伦理,进而演化为物化个体间的展演伦理。而抖音界面的显现,也以崇高的声音权利与平滑的内容接替遮蔽了用户自身的理性,干预了用户的他者性,将“我—他”伦理转换为“我—它”伦理。特效贴片及数字界面因思想意志的缺失,透显出对他者责任心的淡漠,以致列维纳斯的伦理理想遭遇现代性危机。因此,从他者伦理视角考察抖音的“面容”呈现,可以发现,一种物质性的“面容”德性亟须建立,用户的理性权利也亟待归还。     

基于短视频的政务新媒体运营策略研究

政务短视频是政府积极探索政务传播的新模式,如何运营是摆在首位的问题。该文基于5W1F模型完成了短视频独特传播特点的梳理,并构建了衡量政务短视频运营效果的指标体系,提出了“品牌宣传与形象塑造”“知识分享与舆论引导”“活动推广与用户互动”三个政务短视频平台典型应用场景及匹配的运营策略,辅以配套平台和机制支撑说明,力图使政务短视频具有更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时间社会结构的居间领域：短视频平台生产—消费的机上时间与机遇时间

短视频以快节奏、即时响应的传播时间特性给人们留下了鲜明的印象，重建了运动影像的时间序列和日常生活的时间节奏。本文将短视频平台视为时间社会结构的居间领域，通过网络视听媒介使用观察日记研究法和焦点小组访谈法收集人们在短视频消费和生产中的时间体验，提取出机上时间和机遇时间的时间形态，分析短视频如何以可见的速度与不可见的持续时间延长了人们的机上时间，同时又让“算法—媒介—身体”在机遇时间中形成较为稳固的聚合型态。这一套时间机制让平台有了时间意识，同时让人浸入在时间无意识之中，其目的最终指向了时间经济利益的再生产，让用户的时间变成了平台的资本。人与技术的互动及协作持续操弄时间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根本性特征。     

数字文化逻辑下短视频对影视作品的“再媒介化”研究

影视作品的短视频“再媒介化”不啻于内容的直接移植,并且蕴含了媒介之间信息组织逻辑和视觉呈现方式的辩证协作过程。影视作品作为大众娱乐的视听文化资源,在技术赋能和网络空间的收编下逐渐成为可供短视频制作者操作的数据集,进一步,以资源重组的方式完成短视频化书写,这种数据库逻辑是数字文化时代“再媒介化”的底层架构系统。另外,短视频作为一种数字文化的交互界面,具备“超媒介性”的文化特征,影视作品的短视频化也意味着将旧有视听资源导入到多媒介信息呈现和动态性共生网络的数字媒介环境中。     

平台算法规制的多维思考∶从个案侵权裁判到算法综合治理

<正>近年来，以“爱优酷”为代表的长视频与“快抖”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之争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短视频平台上有不少用户上传影视剧的分集剪辑，形成带评论或者只是简单拼接的合集，吸引了大批流量粉丝。影视剧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中的视听作品，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规定：视听作品中的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的著作权由制作者享有。基于尊重信息、文化传播特点和社会文化利益，具有独创性的演绎作品在我国是被允许甚至是被鼓励的，     

主体意识下的被俘与同谋:短视频达人创意劳动的本质

抖音平台的“创作者学习中心”是由官方邀请头部达人，以系列短视频的形式分享其创作经验的学习互动模块。通过对该模块191条选定样本进行内容分析发现：达人在短视频创作中通常利用激发情感共鸣、塑造IP人设等技巧吸引用户观看，追求完播率和转评赞数据。这种充满个性特色的创意劳动，表面上是主体意识下的自由创作，看似是在为自己劳动，但是其劳动模糊了工作与娱乐的界限，内化了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以主动的自我剥削取代了强制性的他人剥削，实现了自我规训，实则是在为平台创造价值，本质上仍没有摆脱平台隐蔽的控制和剥削。为平台劳动和为自己劳动的目标一致性，掩盖了达人主动的被俘及与资本同谋将用户纳入平台资本积累和再生产的过程，遮蔽了平台的数字化、虚拟化的监管与弹性劳资关系。同时，平台的权力在隐匿的控制中不断扩张的事实值得警惕。     

网络游戏的传播模型建构与传播机制分析——基于大型角色扮演类网络游戏

网络游戏传播包含有五个层次:传播者到游戏者的大众传播,传播者与游戏者之间的类组织传播,游戏者基于游戏平台的组织传播,游戏者之间的类人际传播,游戏者与自身虚拟角色的类自我传播关系。通过建构一个网络游戏复合传播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对网络游戏的传播机制进行分析,可知网络游戏传播具有两个特点:(1)网络游戏传播是一种隐形的大众传播方式,其传播的单向性隐藏于基于游戏平台发生的类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以及类人内传播之中。(2)游戏者通过游戏平台的虚拟实践与媒介体验,自愿"被迫"接受传播者的文化符号、文化内容与文化观念,并在某种程度上内化为真实自我与真实行为。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多模态路径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中华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创造了全新的媒介环境。传统媒体的限制逐渐被打破，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崭露头角，中华文化的传播途径变得更加多元。可以通过书面文字、图像、视频的多模态路径，推动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提升中华文化在海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文字、图像、视频三模态不断整合的综合传播模式，不仅能够提升传播效果，也有助于更好地满足受众多元化的文化需求。这将为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更为深远的文化影响，构建更加具有吸引力的叙事体系。     

社会化媒体:媒介融合的深层影响力量

媒介融合的重要方面是传播者与受众的融合,而社会化媒体在其中又扮演着重要角色:用户成为融合的内源性动力,媒体“入口”的“社交化”与“私人化”,媒体传播效果评价体系的转变以及用户分析的“大数据化”,成为社会媒体对媒介融合的重要影响因素.     

乡村医生的健康传播功用及其角色变迁

乡村医生在发展之初承担着健康信息的传播工作,为乡村健康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并成为我国乡村健康传播中重要的意见领袖。然而,随着乡村医生管理体制的变革和大众媒介的发展,乡村医生技能水平受到质疑,村民获取健康信息不再依靠乡村医生,乡村医生的权威和传播功能逐渐丧失,乡村医生意见领袖的角色逐渐消解。为发挥乡村医生在日常健康传播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期的功用,政府应采取多种措施,重建乡村医生意见领袖的权威和地位,保证乡村健康传播的有效性、及时性、通畅性。     

控制论视域下的网络舆论传播

控制论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基础流派,它将信息和反馈两个概念引入传播学,同时也给传播学者拓展了研究视野。将控制论引入网络舆论传播的研究中,从宏观到微观解剖网络舆论整个传播流程中的受制因素,能够清晰地发现,网络舆论在构建民间话语场域时必然受到社会环境、传播者/受众、媒介及噪音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笔者在探讨了网络舆论受制的多种因素后,提出建立引导网络舆论的创新机制。     

媒介观念之于传播伦理的影响问题研究

站在俗世的角度还原当代传播语境中的媒介观念,从媒体“做媒”的意识来查看媒介观念之于传播伦理的影响及相互关系问题,便可以看出当下传播世界的困境在于,整个大环境总是过度热心关注媒介作为“传播的过程”这一问题,而往往忽视媒介中的日常伦理以及媒体人隐性文化心理对当代传播伦理的影响,因此便造成了当代传播的困境和当代人的心理障碍.而摆脱当代传播伦理困境的重要途径在于重返当代人的内心之源,关注当代媒体人、传播者的隐秘心理,逐一排除那层“做媒”心理的消极影响.     

信息交流介质的演化与选择偏好

即时通信社交媒体用户对语音或者文字作为信息载体有不同的选择,人们对信息交流介质的选择呈现习惯性的分化趋势。文章回溯了传播交流介质的演变过程,从传播心理角度对用户交流介质选择行为予以剖析,从人口学范畴分析了即时通信媒介用户的职业、年龄等特点差异对介质选择的影响,探究传受双方深层次的媒体社交礼仪认同,发现网络社交礼仪作为现实社交礼仪在网络上的延伸,潜移默化地影响用户对交流介质的选择偏好。解决现实社交礼仪与互联网交流平台的配适问题,可以使传受双方的社交礼仪认同更加契合,进而取得正向有效的信息传播与内容沟通效果。     

电视媒介灾害信息传播考察

灾害事件发生后,电视媒介及时传递灾害信息,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在灾害救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电视媒介灾害信息传播主要有电视新闻、电视评论、电视访谈、电视广告、电视服务类节目、电视晚会等六种形式。但传播过程中还存在灾时传播和平时传播失衡、过度报道和同质报道显现、煽情报道和作秀报道时有发生等问题。做好电视媒介灾害信息传播,要注重灾害报道和平时报道的结合,要完善电视媒介灾害报道应急预案,建立电视媒介灾害信息传播运行和评价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