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集市中的民族互嵌模式——以尼泊尔加德满都T区为例

作为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商贸活动的中心,集市中的民族往往呈现出极度的多样性。其民族互嵌形成的社区共同体,也表现出较强的复杂性。基于尼泊尔对加德满都T区的调研可知,集市中民族互嵌的复杂性来自于房东、本国商户、外国商户和游客的差异性构成。这种差异受到民族历史、政治经济和民族性等因素的影响,且以四类身份为变量,在居住模式、商贸活动和民族交往等方面,呈现出万花筒式相互区别、相互影响的民族互嵌结构。     

论现实民族志方法的源起——以马林诺夫斯基的三次民族志实践为例

马林诺夫基斯两次基里维纳岛民族志实践与麦鲁岛民族志实践,存在四个关键不同:1、前者带着问题意识和理论准备进入田野,就像科学家带着理论假设进入实验室一样,以增强研究的针对性和深入性,而后者是泛泛收集资料;2、前者"到达"田野并"进入"田野,强调参与观察,通过体验性认知达到深入理解,而后者仅"到达"田野,主要依靠访谈,以外部视角看待研究对象;3、前者掌握"土著"语言,深入理解被研究者的文化,而后者依靠翻译开展调查;4、前者革新民族志写作方式,交代田野工作背景和理论预设,将田野笔记与民族志有机结合,而后者只是田野资料的简单罗列。基于此,笔者认为,马林诺夫斯基发明现实民族志方法,既是其理论背景的延伸,更是田野实践的"遭遇"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促使其在实践中矫正田野工作,进而将理论预设与实践背景整合于民族志书写中的结果。     

民族志翻译与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以羌族文学为例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通常以民-汉-外的翻译方式进行,是一种二度翻译,存在着汉语译者和外语译者在视域上的二度融合。在以文化翻译而非语言翻译为取向的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中,民族志翻译借鉴人类学和民俗学口头程式、表演和民族志诗学等理论和方法,在翻译中提供大量的民族志文化信息,充分体现少数民族文学口头性和创造性特点,为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提供新的方法指导和研究视角。       

云南民间组织空间实践的民族志研究--以佛光之家为例

与绝大多数禁毒防艾组织一样,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的佛光之家10年来从事了禁毒防艾的预防宣传、行为干预、医疗救助、社区培训和关怀救助等工作,在宗教界、新闻界及公益组织等多个领域内享有极好声誉。借用人类学空间理论,我们认为佛光之家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立足西双版纳的地理空间,依托南传佛教的文化空间且切入政府公共管理的制度空间构建了自己的社会空间。通过对佛光之家空间实践的民族志研究,以期对南传佛教文化区的禁毒防艾工作起到借鉴与示范作用。     

汉语“民族志”溯源再议——以中国早期西南边疆民族调查为例

民族志作为一种新兴文类落地中国后,在体例上增加了族源追溯,形成了中国早期民族志特有的体例范式,体现了中国民族志表述与历史文献紧密结合的特点。笔者将这一问题纳入"汉语中国"进行讨论,认为新文类"民族史"特别是"民族志"中,可以发现"正史"与"方志"的历史观念。文章试图分析这样的历史观念如何体现在民族志溯源表述中。     

环境肖像与影像民族志——以白族村落的视觉书写实践为例

对于视觉人类学来说,环境肖像是特定生境关系与族群认同的视觉表征,而影像民族志更是对其图文互证的深描。文章以"中国白族百村群像"和"中国白族村落影像文化志"两次民族村落视觉书写实践为例,通过对调查对象历史背景、空间环境、主体性、生境和习俗的分析,讨论影像民族志书写中需要注意的一些文化节点,如历史与现实中跨区域经贸交往的关系,村落与生态的关系,多民族杂居地的族群关系,人文传统和文化心理问题,特色民风民俗的呈现,民间手工艺的村落传统,回访和出新,文字和影像的互证关系等。     

跨国人口流动与族群认同——以东南亚的尼泊尔移民为例

通过对缅甸、泰国的尼泊尔移民的田野调查,探讨了跨国人口流动中的族群认同问题。在理论上,运用巴特的族群理论,批判了英美两国人类学传统上视社会和文化为孤立整体的思想,强调社会是一个无序的系统,并且不具备封闭性。而在方法论上,在国内首次阐述了好奇心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重要作用,要求人类学工作者要以具体的人类行为和环境因素为基本研究对象;空间上外延、时间上后延来追溯研究对象的影响因素,同时以现存理论和模型为指导进行研究。     

新时期以来彝族长篇小说民族志书写研究——以冯良《西南边》为例

新时期以来彝族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呈现出民族志书写的趋势,冯良《西南边》是较为典型的一部。彝族作家冯良有与生俱来的民族志书写优势,其作品形成了具有田野调查基础的民族志书写的范式,长篇小说《西南边》作为其民族志书写的集中体现,描述了彝地独特的自然地理风貌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有较高的文学审美性。对文化的阐释是作家探索民族发展和心理历程的重要渠道,在《西南边》中,作者通过对奴隶制、“毕摩”文化和民俗的阐释表达和探索了从民族改革到改革开放时期彝族的发展史及彝族人们的心路历程,同时,作者也通过对典型人物的塑造展现了彝族的民族精神与品格。     

当代人类学视角中的黑客伦理与美学——以数码民族志《代码自由》为例

本文以柯尔曼的民族志作品《代码自由》为主要参照案例,试图从人类学的视角审视和解读后工业化社会黑客群体的日常实践及其美学和伦理观,进而探讨人类学田野洞见对于揭示和理解特定情境中数字化生存方式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关于乡村传播研究中“民族志”方法的一些思考——以一个土家村落的田野工作经验为例

在全球化背景下,探索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之路,考察中国乡村传播现象,除了定量研究方法外,质的研究方法必不可少。国内外学者近年来不断运用传播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为传播学研究与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在民族志研究的具体操作方法与认识论上,目前还存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结合研究个案,对“民族志”引入乡村传播研究中的相关问题作了一些粗浅的讨论。     

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以《中西比较诗学》为例

曹顺庆是中国中西比较诗学学科的开创者,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以"中西比较诗学"命名的学术专著,乃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他从中国古典文论研究转向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将中西诗学的范畴、概念互证互释、双向阐发,分析了中西古典文论的异同之处,阐发了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的世界意义。曹顺庆希望通过对中国古典文论的重视来摆脱中国学界"失语症"的状态,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以及深入"跨文明"研究,从而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文论体系。     

文学人类学的可能性与上海民族志:以王安忆的《长恨歌》为个案

本文把王安忆的《长恨歌》看作是关于上海城市空间的人类学的民族志,并以该假设为出发点进行探讨。笔者的依据如下;首先,王安忆在上海生活已久却以"移民"自居,这种态度与参与观察者的姿态相符。其次,对《长恨歌》的背景——上海怀旧热,虽然作家持有否定的态度,然而却又表现出"有意提供怀旧资料"的创作动机。她这样的创作态度,即与其一味地接受某些现象,不如把关于上海的众多读物(1)作为创作基础,通过彻底认真的事先准备进行验证,这超越了人文学的方法论,更接近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最后,作者的辩证书写或者两面书写方式,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文本的厚度。     

反思“拯救民族志”——以《国家地理》中约瑟夫·洛克的中国报道为例

［摘要］本文将约瑟夫·洛克在美国《国家地理》中刊载的中国报道定性为“媒介中的民族志”,试图通过此类非典范的边缘性文本,一方面反思学科范式与知识话语的建构关系,另一方面寻找文本与事实本文之间的区分和差异。20世纪初民族学人类学界盛行“拯救民族志”,洛克对异文化的记录正受沐于此理论与实践,然而在诸如迷信与理性、客位与主位以及文化拯救与异俗展演等方面却充满矛盾和争议。剖析与反思所谓“拯救”的话语权力与内涵,可以探寻到“拯救”的真正旨归：其实需要拯救的,并非想象的他者,而首先是自己。     

远古历史的民族志书写与文学再现——以赵宇共小说《走婚》《炎黄》为例

当代历史小说出现一种以某一族群历史为对象,会通历史、人类学和文学复原栩栩如生的历史图景,探究族群文化精神的叙事作品。赵宇共的小说《走婚》、《炎黄》即对华夏远古历史进行了复原,体现出历史民族志书写的性质,有较严谨的知识性,并对华夏文化精神的根性进行了多方位探索。同时,小说把知识的表达转化为文学意象,将知识性蕴含在想象和虚构的小说世界之中,对上古先祖生活的描写有血有肉,有较高的文学审美性。     

虚拟民族志的路径方法、伦理关系与使用效度——以Fate Grand Order及其玩家实践为中心

虚拟民族志的兴起,是在媒介转向、新冠疫情等影响下的方法论调试。在“研究者—生产者—媒介—受众—文化传统”这一行动者网络中,虚拟民族志的操作论纲及其伦理关系可归结为：文化传统的“隐性在场”“本真性”在受众与生产者、受众与研究者间形成了田野伦理的博弈张力;“相对真实”与适宜的“情感浓度”是虚拟民族志的使用效度;虚拟民族志与线下田野作业并非是替代与被替代、主流与边缘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对神话主义研究民间传统的创编现场、受众对碎片化民间传统的立场与内化程度等问题的解决,具有方法论意义。     

语言景观建设与城市形象提升策略的民族志研究——以万州城市形象宣传语和创文口号为研究对象

城市语言景观作为城市公共空间所有语言和文字的具体呈现,彰显着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对塑造城市形象具有重要意义。重庆市万州区的城市形象宣传语是“三生有幸,平湖万州”,万州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宣传口号为“万川毕汇,文明之州”,二者作为城市语言景观都直接参与了塑造城市形象的城市运行。应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考察该类型语言景观与城市的互动过程,剖析万州城市形象宣传语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口号等语言景观指涉的空间,了解城市语言景观的本义、符号关系、社会结构,探究语言景观蕴含的国家政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权势关系、身份认同等内隐意义,发现城市语言景观以独特的可视化魅力和潜移默化的感染性表达着城市形象。     

亚洲海域的文明交流：以福建的佛教传播为例

隋唐以前,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就是西亚传教者和东北亚习法者自海道出入中国途中的一站;唐末五代,福建佛教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成为汉传佛教向外传播的一个枢纽,这种重要的文化地位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清时期,由于政府的海禁政策和欧洲人的陆续东来,闽人在环中国海地区沿岸形成贸易离散群体,使得明清易代、清末民国时期均出现了福建地区的佛教向海外“溢出”与“互动”的显著现象。而大规模的闽商长期“羁留”于环中国海各港口区域不仅保障了亚洲海域海洋交往的便利,更是闽籍僧众“溢出”与“互动”的重要基础。     

以“自述”之名：一个实验民族志写作个案——刘尧汉与《我在神鬼之间——一个彝族祭司的自述》的叙事建构

文章试图揭示在“自述”之名背后,彝族民族学家刘尧汉对彝族毕摩吉克则伙自传的叙事策略和文本建构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把控,从而将其纳入一种特殊的实验民族志写作实践当中。由此,刘尧汉重申了近代以来彝族知识分子反复表达的民族自觉意识,进而在新的时代和学科语境下彰显出中国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构建学术流派、争取学术话语的高度学术自觉。     

人类学研究方法比较——以《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安达曼岛人》为例

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同等重要,研究之初其方法就已决定了成果的指向。人类学的经典著作,不仅可以作为现实研究的有效指导,其理论方法也值得我们借鉴、反思。文章以《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和《安达曼岛人》二书为例,通过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研究方法异同的比较,阐述一种民族志学的新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