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使”字句与一般兼语句的区别

"使"字句的句法、语义结构不同于一般的兼语句,主要表现在"使"字式与兼语式结构不同,"使"字句与一般兼语句在句法要求,语义结构及特点三个方面存在区别.     

“泰伯三让”何以“无得而称”?——儒家之让的德性自觉与工夫落实

《论语》和《史记》都记载,周太子泰伯“三让”王位,避迁吴地.让了大位,却又能叫别人无法用任何好听的称誉来赞赏,实在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品格.儒家入世、有为,其处人处事并不消极、退避,但却主张谦让、礼让.“让”的含义是辞让、谦让、恭让.行让的过程,始终受个体清楚明晰的德性意识所支撑.让是一切德行的客观基础.君子的所有嘉言善行都可以集中呈现为让德.让之为德也构成了儒家之礼的重要内容.让德还可生动体现在国家的内政、外交活动中.人际交往中,让德能够自觉地把自己设定在低处,而抬高别人.践行让德的关键就在于压制住内心中那些不符合礼乐规范的性情.违背让德的最为直接的一个祸害就是言语争辩.用道义、礼法束缚内心之中的血气性情,构成了行让工夫的落脚点.     

《金瓶梅词话》"使"字句研究

本文在穷尽性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现代语言学中语法分析三个平面的理论,从句法、语义等方面对<金瓶梅词话>中的"使"字句进行多角度的分析,以较全面地揭示其内在规律.     

西周春秋时期“让”观念类型及其起源

让观念在西周春秋时期即已流行。西周封建秩序的构建蕴含着强烈的防患纷争的意识,而随着封建秩序危机的不断加深,守分让上可视为对危机及社会秩序的巨大变迁所造成的挑战的回应。相比之下,让下情怀的兴起则缘于血缘纽带下的封建伦理和民之父母的观念,源于对践行让下情怀所附带的社会政治功能的洞察。推敌能让则是春秋最为重视的让的类型。在国际国内相争不断加剧的情势下,推敌能让与释礼共同构成了化解纷争的重要途径。此外,西周春秋时期也开始出现让位于贤的情形。它是在官爵世袭的制度安排下作为世族推举执政大臣的一种补充而得到提倡的。而让国于贤能的动议,则表明国家危机的加深、嫡庶制的日益松动和让贤观念的影响日深。     

“一介之使”再辨——兼谈量词“介”的发展

上古汉语“介”有名词和量词两种用法。《史记》“一介之使”是“一个普通的使臣”的意思，“介”为量词，有“微小”的内涵。作“宾方传话人”、“副使”解的名词“介”是与古代聘问制度相关的语词，其内涵随着这种制度的发展变化而变化。量词“介”可能来源于名词“介”。     

“明分”之道——苟子“明分使群”思想解读

荀子思想中鲜明地贯穿着“明分”的思维与原则,对社会秩序的建构来说,荀子提出了“明分使群”说。在苟予看来,群体秩序化维系关键在于：一是靠“礼”,以礼分施,以礼为组织原则与方法,把社会构成一套整齐的有机体,以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理想的群体生活。二是要分理好君臣、父子这两对群体之间的关系,在荀子这里,父权从属于君权,血缘从属于政治,社会秩序的诉求主要依靠政治来整合。     

技术之“是”与“应该”

由于受"休谟法则"的影响,在技术哲学研究传统里把技术本质分裂为"事实本质"和"价值本质",并存在着"技术中性论"和"技术价值论"的对立.本文认为技术本质是事实本质与价值本质的统一,坚持这一点也就消解了"技术中性论"和"技术价值论"的对立.     

比较优势——“苏南模式”之魂

当"苏南模式"在国内享有比较优势时,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而当其比较优势弱化甚至丧失时,苏南地区的经济开始徘徊直至倒退,21世纪"新苏南模式"在更宽广的范围——世界范围获得了一定的比较优势,因而又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     

唐五代“随身”“随使”性质及其与“随军”之关系——汉唐“军吏”问题研究之一

唐代州镇使府有名为随军、随身、随使的僚佐人员,传统研究多目之为“军院僚佐与军将”。但从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发展演进历史来看,将上述三种人员从“军吏”的角度加以剖析,更具内涵合理性。“随军”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一种军吏;“随身”在一般情况下也是军吏,但少数情况下特别是到中唐以后,又是武官俸禄“杂给”中的一种;“随使”则多用作晚唐五代军府幕职的前缀性词汇,意为“随从身边,以供驱使”,个别情况也用作一种军吏的名称。从文献叙事来看,随军、随身、随使三者有较大区别,尽管在某些特定场合可以通用,但有严格条件限制。当三者作为一种“军吏”时,皆有一定的俸禄,但其俸禄并非来自国家供给而是由幕府主帅自筹。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问题检讨与新解

传统注疏关于《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是一贯的,也是正确的;现当代出现的十七种句读则是不对的。古今对于"使由使知"两句可分为传统注疏、现代训释和当代训释三个阶段。古人注疏不存在所谓愚民说,但存在一定程度的民愚说。"愚民"与"民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训释呈现出愚民说与反驳愚民说的两派斗争,愚民说的流行其实是时代思潮的产物。从1980年代以来愚民说即遭到了人们的持续反思和批评。从郭店简《尊德义》来看,"使由使知"两句并不表示孔子主张愚民政策,它们的大意是:人民可以让他们跟从大道,但无法使他们知晓、认识到道本身。     

重申儒家“使民”思想──关于“民可使由之”章的最新解释

近年来,有些学者利用考古发现的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儒家文献,对《论语》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章做了新的探讨,提出了新的解释。这些解释可以分别称为“强制说”、“身教说”与“反智说”。他们对于探讨孔子这一条语录的确切含义做出了各自的努力。但是这些解释都存在着不同的问题。将郭店楚墓竹简《尊德义》等儒家文献的内容,同孔子的思想进行比较,完全可以进一步证实本文作者于１９９４年提出的“使民说”的解释的正确性。     

动词“让”及“让”字兼语句研究

在确定“N1＋让＋N2＋V2”句式中的“让”为动词、整体为兼语句式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N2、V2的语义特征及其各自与N1的关系.也探讨了当“让”分别为使令、容许、听凭义时,N1最初的意愿主动性依次减弱.而当“让”为致使义时,更侧重表明N2发生某种变化,表现一种结果,所以此时的V2可以是形容词.“让”字兼语句更是有自身的独特特点.     

《金瓶梅词话》与《骆驼祥子》《围城》中"使"字句比较研究

本文在穷尽性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对<金瓶梅词话>和<骆驼祥子><围城>中的"使"字句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并尝试探求明朝末年到现代这一历史时期"使"字句的发展轨迹.     

孟子使民"心服"思想的社会契约属性及其文化意蕴

孟子使民"心服"思想的内涵是,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安宁与幸福,庶民或家族自愿放弃自然社会的部分主权,归附国君并成为其邦国成员.孟子的使民"心服"思想具有社会契约属性,其折射出这样一种文化信息:庶民已经在历史上崛起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从边缘走进历史舞台的中心,统治者则只有承认他们的价值,尊重他们的权利,才能真正赢得民心,从而获得统治权或巩固政权;武力征服与暴力统治只能孕育反抗与战争.使民"心服"思想是先秦儒家"人本"政治哲学与和谐生存智慧的反映.     

"车让人"规则与社会福利的再思考

《道路交通安全法》公布前,部分地方政府制定的"人让车"条款,即"撞了白撞"条款,是对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的极端轻视.一些经济学家从成本分析角度认为"人让车"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是走入了经济学误区.     

论“让·雷诺阿风格”

让.雷诺阿的电影,横跨了无声电影与有声电影、黑白电影与彩色电影等不同的阶段,在世界电影史上是一个独特的标本。他的电影表现出了一种独特的风格——"让.雷诺阿风格"。"让.雷诺阿风格"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现实主义和心灵表现的结合;二、长镜头、深景深镜头、复杂的场面调度等电影语言的开创性的运用;三、介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突然转变的格调。在现实主义风格和现代奇幻风格之外,存在着一种以"突然转换的格调"为特征的中间形态——"让.雷诺阿风格"。     

“无我之境”一定胜过“有我之境”吗？

探讨古典诗学中"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的特点,认为这两种境界都是诗学所需要的,在艺术上难分轩轾.如"诗史"作品多"言欲"的"有我之境","简古"诗风时有"无欲"的"无我之境".     

《易传》之“卦时说”与先秦“时”观念之形成

"时"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在先秦,它经历了由自然之"时",到"凡岁月日刻之用",进而发展成与人的命运休戚相关的一个概念的过程,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易传>之"卦时"说起了重要的作用.     

“童心”说与“第二次天真”说的比较研究

马斯洛的"第二次天真"、"健康的儿童性"说,也就是李贽的"童心"说,正是"第二次天真"和"童心"说,使作为成人的作家,"既是非常成熟的,同时又是非常孩子气的",这看起来是对立的,但文学艺术的创造要的就是这种双重视角. 他以十分成熟的、深刻的、理性的眼光看生活,能够把生活的底蕴揭示出来,但同时他又以儿童般的天真的、陌生的、非理性的眼光看生活,充分地展现生活的充满情趣的方面.所以作家的真正的创作,总是有一种"健康的倒退(复归)",即从二级过程推回原初过程,从意识推回到无意识,从现实原则退回到快乐原则,或者说这是一种"溶合",正是这种"倒退"或"溶合"消除了上述的悖论,从而进入了创造的境界.     

论《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体”与“变”

“文之枢纽”为《文心雕龙》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是刘勰“论文”之枢纽,也即进行文学批评和文术指导的原则性纲领.其关键在于如何认识文学创作的“体”与“变”.刘勰主张“宗经”、“辨骚”,实际上是将二者视为“体”与“变”的两个文学源头,后者甚至可以视为《文心雕龙》最深刻的论说动力所在,由此建立了一种凸显文学史意识与文学经典意识的“经——骚”文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