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近代化的困窘——亚历山大二世诸改革述评

自彼得犬帝始,地处欧洲边缘的俄国在西欧近代化国家咄咄逼人的历史性挑战压力下,为了民族生存,帝国扩张,也踏上了向西欧皈依的近代化之路。然而俄国没有西欧那种多元化政治历史传统,缺少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集团,因而俄国近代化的原始动力不是象西欧那样来自民间,而是来自沙俄政府。彼得大帝、叶卡特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一世的改革只是引进一些近代化西欧的表层文明——科学技术、教育体制、工厂制度等,而把     

军事家林肯

林肯不但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个军事家。内战期间，他制定了总体战略，坚持集中统一指挥，进行了许多改革，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从而使北方赢得了战争胜利。他在军事上有许多独到见解。他在美国及世界军事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补白

法国历史学家应邀来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进行学术访问2007年4月16日上午,法国历史学家、凡尔赛大学当代社会文化史中心主任克里斯蒂·戴尔伯教授应邀来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进行学术访问,并为师生作了题为《20世纪的战争与传媒》的学术报告。文博学院院长陈峰教授主持了报告会。媒体与     

十八世纪中俄关系的主流及其性质

恩格斯认为“十八世纪在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史上是一个重要时期”。马克思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一书中明确指出:沙皇俄国的对外扩张政策在彼得大帝(1682—1725)以前,属于“地域性蚕食体制”;彼得及其继承人推行的则是“世界性侵略体制”。马恩的精辟论断,为我们研究中俄关系史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彼得一世的文化革新

“让俄罗斯腾空而起”(普希金语)的俄国沙皇彼得一世,被恩格斯称之为“真正的伟人”。他以其开拓的精神,在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同时,又在文化领域里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从而改变了俄国贫困、落后和“黑暗愚昧”的面貌,使俄国一跃而为当时欧洲军事强国之一。彼得一世的光辉业绩,历来为中外学者所重视,争相研究,著述甚多。但在过去,特别是我国的史学工作者,对于彼得改革的研究,只限于其军事、政治、经济方面,而对他在文化教育方面的革新和建树,大都只附带一笔,甚至大部头的辞书也只字不提。其实,彼得一世在文化方面的革新,是他自上而下地进行的整个社会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推动了其他各项改革的进行。它是彼得培养改革人才、净化社会风气、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彼得为实现使俄国“繁荣、昌盛和幸福”伟大目标的一环。因此,研究彼得一世的文化革新,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彼得其人及其改革,对他的改革作出全面的历史评价,便于我们吸取其有益的历史经验。     

历史分支学科论坛:什么是外交史(Ⅰ)

国际史的实践就是民族国家之间关系史的实践,它起自十九世纪,其标志是大量国际条约以及各国外交文献的公布。首先是英国公布了官方蓝皮书,接着各国也公布了有关普法战争的起因和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源的文件。十九世纪甚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欧洲的历史学家基本上是些研究欧洲各国外交的历史学家、而不象今天那样,是些研究一、两个欧洲国家国     

欧盟扩容有风险

与欧洲联盟的发展同时的,是西欧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法国和德国在1870年至1945年进行过3场毁灭性的战争,现在却是异常亲密的伙伴。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克服了独裁政权长期统治所造成的落后状态,加入了欧洲的主流。历史学家将会讨论欧盟对这个新的欧洲黄金时期做出了多大的     

略论雅典远征西西里之战

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404年)是古希腊历史上最著名的两次大战之一。史学界历来视之为古希腊历史的转折点和希腊奴隶制社会由繁荣走向衰落的开始。据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亲身经历者、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的记载,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规模最大、最为著名的一次军事行动,无疑是公元前415年6月至413年9月间雅典对西西里岛上以叙拉古为首的诸城邦所发动的远征。修昔底德曾这样描述雅典远征西西里之战:“他们(指雅典人)不知道他们现在所要进行的战争是和他们跟伯罗奔尼撒人所进行的战争几乎是同样巨大的规模。”“这次远征之所以这样著名的原因,不仅因     

《1899—1902年南非的英布战争》总序

1899～1902年南非战争(也称英布战争或布尔战争,非洲人称为英国战争die Engelseoorlog或第二次自由战争Tweede Vryheidsoorlo)持续不断地激起作家和读者们的极大兴趣。这次冲突引人入胜,它体现了人类活动的各种戏剧性的场面:人类的悲剧性、英雄主义、以及各种军事上、政治上的巨大失误。几乎每年都有有关这次战争的新书籍出版。然而最近出版的大多数有关书籍都有一个严重的缺陷。这些书都没有充分吸收在英国和南非大学中工作的历史学家研究成果。这本论文选是     

萨满巫术与北方少数民族军事谋略

萨满教在中国少数民族战争史尤其在北方少数民族战争史上起过重大的作用。北方民族历代统治者在战争中巧妙地利用了萨满的智慧和巫术 ,让萨满巫师们预言战争得失或借助萨满巫师的力量来控制和影响战争局势。萨满在北方民族军事发展史上既扮演宗教巫师的角色 ,同时又扮演了战场的分析预测家的角色。在北方民族中 ,萨满教逐渐成为统治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宗教基础。帝王们巧妙利用这一意识形态来控制国民的思想和行为 ,企图以此来达到国民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绝对命令的目的。萨满教在北方民族军事史 ,乃至整个北方民族政治史上起到了综合精神凝聚体的作用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扩张(1949～1953年)

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把美中关系的正常化推迟了二十多年,与此同时,朝鲜战争使美国的力量和影响进一步涉及到亚洲其他各地。历史学家不断地争论着朝鲜战争的起因,说得更确切些,争论着杜鲁门总统任内作出干预决定的实质。由于美国政府官员已公开描绘出一条不包     

神奇的树

刺橡树：刀枪不法行为的“神木” 在俄罗斯西部的沃罗涅日市郊外，生长着一种独特的树木，当地人把它叫做“神木”。据说，1696年彼得大帝在亚速梅与土耳其人大战时所乘坐的旗舰，就是用这种木头打造的。正是因为这种木头质地坚硬，土耳其的炮弹对其无可奈何，才使得彼得大帝在海战中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后来，彼得大帝把这种树木封为“俄罗斯国宝”。     

反映南宋末年四川军民抗元斗争的几件历史文物

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春,崛兴于我国北方境内的蒙古(1271年改国号元)贵族,正式发动了对宋朝的大规模战争。此后四十多年的时间,蒙古(元)与南宋之间战争频繁,直到公元一二七九年元灭南宋。 在宋、蒙长期战争中,四川地区是蒙古贵族军事进攻的重点。战争伊始,蒙古军队即大     

《柳诒征评传》序

解放前,我国北方最有声誉的历史学家是陈垣先生和陈寅恪先生,号称“二陈”。南方最有声誉的历史学家是柳诒征先生,有“南柳北陈”之称。解放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柳先生在大陆上逐渐不为人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上述情况有所好转。     

沙皇彼得一世在北方战争期间的外交策略

北方战争(1700年~1721年)是俄国为争夺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及取代瑞典在北欧的霸权地位而蓄意挑起的一场战争,它历时21年,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被卷入,而且关系复杂。期间,俄国采取的外交策略为其赢得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战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俄国采取的外交策略是以波兰为主要对象,不仅把波兰拖入战争的泥潭,而且把波兰变为主要战场,使波兰遭到极大的削弱;第二阶段,俄国则以英国为主要外交对象,不仅成功地阻止了英国的干涉,而且迫使瑞典签定了对俄国极为有利的尼什塔特条约。     

彼得大帝和朱拉隆功王改革成功共因论析

彼得大帝和朱拉隆功王改革成功的共同原因在于:改革符合两个国家的民族利益,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于正确的政策策略和符合国情的改革路线和方针的指导;特别是统一中央集权的建立,强有力改革领导集团的形成,则是两帝王改革成功的关键;另外,善于抓住国际环境提供的有利机遇,全力推进改革,也是其成功的一重要因素。两帝王改革成功的共同因素,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启示。     

中国崛起,他国必须俯首吗?

自从修昔底德作出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阐释之后,历史学家们已经认识到了,一个新的强国的崛起总夹杂着一些不确定和令人不安的因素。尽管并非总是如此,但暴力冲突却是经常紧随其后。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崛起必将成为亚洲和美国在新世纪初对外政策的核心议题。在解释为什么民主共和制的雅典决定背弃那份最终导致战争的条约时,修昔底德指出了那股预料之中的导致冲突不可避免的力量。他在     

彼得现象的分类

本文通过对管理学家劳伦斯丁彼得所提出的彼得现象的研究,结合管理工作中的实践,进一步将彼得现象进行分类,分为横向彼得现象、纵向彼得现象和逆彼得现象。     

北方民族文化研究座谈会纪要

韩永年：我校的“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有组织地进行工作，开始于1988年《辽海奇观──西辽河流域古代文明》一书的出版。1990年“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所”成立，标志着“北方民族文化”这个崭新的科研领域，已成为学校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今天回顾“北方民族文化”的研究工作，主要是这十年。在我们回顾十年来工作的时候，我们特别缅怀已故的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历史学家陈述先生和王承礼先生。他们作为研究所的义务顾问，从指导思想、课题建设和研究方法上，给予我们多方面的教诲。我们还要感谢另几位义务顾问，他们是著名历史…     

“李约瑟难题”的宗教文化性视角阐释——以康熙皇帝与彼得大帝执政时期的中俄对比为例

本文选取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康熙皇帝治下繁盛背后却隐藏危机的清代中国,以同时期彼得大帝统治下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的沙皇俄国为参照系,认为彼得大帝在俄国对东正教会的改革也为俄国接受西欧的近代科学技术思想扫清了观念障碍.而康熙的治国方略尊崇礼乐为体的儒教,很大程度上并不注重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实用理性精神更多地只注重生产实践技术的运用,而忽略对数理思维等科学精神的追求,从而尝试从宗教文化价值的角度回答"李约瑟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