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赋的历史承变与文化品格

中国赋文学经战国、两汉、魏晋六朝、隋唐五代到赵宋王朝,赋家欲走出艺术困境而有所建树,势必另辟新径,宋人以文赋为标格的创作,正为此尝试。 就赋体而论,在宋以前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战国至汉初以骚体为主之阶段:二是汉魏以散体为主之阶段;三是两晋六朝以骈体为主之阶段;四是唐代兼综众体而以律赋为主之阶段。清人孙梅《四六丛话》在推崇“骚赋源出灵均,幽情藻思,一往而深”之观念下论两汉至唐、宋赋发展云: 两汉以来,斯道为盛,承学之士,专精于此。赋一物则究此物之情况,论一都则包一朝之沿革。……左陆以下,渐趋整炼,齐梁而降,益事妍华。古赋一变而为骈赋。江鲍虎步于前,金声玉润;徐庾鸿骞于后,绣错绮交;固非古音之洋洋。亦未如律赋之靡靡也。自唐迄宋,以赋造士,创为律赋,用便程式,新巧以制题,险难以立韵,课以四声之切,幅以八韵之风。 此说甚明赋体之流变。然而,赋体之变乃风气所趋,清代诗论家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云: 汉、魏诗似赋,晋诗似道德论,宋、齐以下似四六骈体,唐诗则赋骈体兼之,宋诗似策论,南宋人诗似语录。 这种论诗史发展的见解,适与赋体流变相对映。由是观之,赋体之变实为文学思潮之整体发     

中国辞赋流变全程考察

本文立足文体“流变”,全程考察中国辞赋文学二千余年历史,以明辨其兴于诗而亡于诗的盛衰嬗递。在演变过程中,“以诗为赋”和“以文为赋”创作现象的交叉出现,构成辞赋艺术发展史的一条重要线索。辞赋文学自战国初成,历经两汉、晋唐、两宋、元明迄清的几个阶段,恰恰形成由先秦到晋唐诗的散化到赋的诗化、汉大赋经晋唐以诗为赋到宋代以文为赋、晋唐经宋代以文为赋再到元明赋家仿骚复古的三大演进圈。而辞赋艺术自身的演进发展,又不仅契合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潮,而且与辞赋所表现之文化气象,以及历史上“献赋”“考赋”制度关系甚密,并由此显示出辞赋在各个时代既相承又异趣的艺术风貌。     

刘勰赋学观的缺失——从魏晋赋首谈起

从刘勰对“魏晋赋首”八家的称举与评述中,反映出他“尚宏丽”、“重讽谕”的赋学观,这一赋学观承传于汉人而迥异于魏晋。刘勰以汉人的辞赋标准来观照魏晋赋家赋作,缺失自然产生,对魏晋抒情小赋缺乏应有的重视。刘勰赋学观的偏执和缺失,因其反对齐梁文风而致,但归根到底,又决定于他的儒家思想及诗教观。     

论汉赋的结构

赋的“讽谏”说汉代人从一开始就把赋和讽谏相连，赋应当具有讽谏功能是最流行的看法。在迄今为止最早评论汉赋的文字中，司马迁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史记·司马相如传》云：“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雅何异。”即把赋的价值与讽谏等同起来。后来汉宣帝的观点也与此相差无几：“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谕。”这种把赋与讽谏相连的理论根基是建立在《诗》学的基础之上，当时对于《诗经》的批评，其极端的例子是树诗》当谏书使用，所谓“以三百五篇当谏书”①。由于把《诗》当做经，所以…     

略论魏晋赋的创意

略论魏晋赋的创意●韩高年“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①的赋文学，在汉代由于润色鸿业、礼赞太平之社会政治功能的刺激，其铺叙描写的倾向发展到了极致。而抒情写意的文学本位意识则仅淡化为对夸大了的形式美的追求（表现为追求行文的宏大气魄、夸张以造声势等方面）。这...     

唐代律赋的形成、发展和程式特点

律赋是唐代在齐梁骄赋的基础上，为适应封建统治者对人才选拔与甄别的需要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演进和发展与骄赋的关系最为密切。然而也有人因此混同了两者，如徐师曾《文体明辨》说：“至于律赋，其变愈下。始于沈约四声八病之拘，中于徐质隔句作对之陋，终于隋唐家取士限韵之制。”他把骄赋后期对声韵偶对的刻意追求直接视为律赋的开端，显然是欠妥的，因为当时赋体尚未固定为官场试土的形式，它的许多艺术特点也还没有程式化。前人对律赋形成和特点的论述，以清人孙梅《四六丛话》最为别切：“自唐迄宋，以赋造土，创为律赋，用便程…     

三峡与巴蜀文化

三峡名称最早见于西晋左思《蜀都赋》：“经三峡之峥嵘”。在汉代桑钦著的《水经》里，提到了广溪峡、巫峡、西陵峡，但未贯以三峡之名。后魏郦道元《水经注》才把它统称为“三峡”，但其时代晚于左思。因此，三峡之名可能起于东汉至魏晋之时。当人们     

沈约辞赋简论

沈约辞赋简论林家骊“赋”这种体裁，起始于战国时期楚国的荀卿和屈子，大盛于两汉，演变递进于魏晋六朝，至唐变成律赋，至宋又成抒情小赋。六朝时期，是我国文学的觉醒时期，辞赋这种纯正的文学体裁就相当地受到重视。一个作者的文学水平，往往既要看他作诗的水平，又要...     

宋玉《神女赋》梦主考辨

宋玉《神女赋》写的到底是宋玉梦神女,还是襄王梦神女,这是一个古今争讼不已的学术公案。弄清这一问题,不但有助于对《神女赋》的准确理解,而且对于探索代言体的起源亦有重要意义。根据《神女赋》的文本实际、《神女赋》与《高唐赋》的内在联系、魏晋至隋唐大量诗人诗作的佐证以及文化人类学提供的圣婚仪式材料来看,梦神女的应当是襄王而非宋玉。在《神女赋》中作者宋玉代表襄王、用襄王的口气来叙事和抒情,实开汉代辞赋“代言体”之先河。     

关于汉赋同经学联系的一点探索——从扬雄否定大赋谈起

<正> 赋正式形成于汉代也兴盛于汉代,这似乎不存在什么异议了。《汉书·艺文志》于“六艺”、“诸子”之外,昭然别立“诗赋”一门,可看出汉人对辞赋的特予重视;《汉书·艺文志》收列“歌诗”314首(包括“乐府”),而赋为900余篇,后者数量约为前者两倍之多,更表明了汉人作赋的热情和踊跃。《文心雕龙·诠赋》篇称:赋之于汉“蔚成大国”;又说:“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按班固已有类似的话)看来都并非夸大之辞。然而,使人困惑不解的是,正当汉赋发展大骋其势、成绩可观之际,却猝然响起了否定赋作     

论四杰与唐诗体式规范

中国传统诗歌至汉代为一大转关，成为八代诗史的开端，由此衍发构成了与唐诗直接沟连的艺术系统。特别是在文体方面，五言诗的盛行与赋体的确立，更显示了汉代文学形式的划时代特征。就五言诗而言，“夏歌日‘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脑也”（钟峰《诗品序》）；赋体则最初由诗六义中作为创作方法的“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含义与楚辞的特殊形制结合而成。然而，在汉代之前，不仅五言诗“其体未备”，“逮汉……始以成篇”（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而且赋体也是虽“兴楚”而实“盛汉…     

赋学研究的展望——在第二届国际赋学研讨会上的演讲

1975年余撰《选堂赋话》,何沛雄博士刊于《赋话六种》中,拙作小引指出: 赋学之衰,无如今日。文学史家直以塚中枯骨目之,非持平之论也。自此以后,海内外学人,不断对《文选》及辞赋加以钻研,现在对于辞赋的研究不仅有一批专著出版,而且还有《全汉赋》、《历代赋汇》的校勘整理,以及辞赋选本都有了。可以说,时     

赋体源流辨

“赋者,古诗之流也。”自班固首创这种赋体源流说以来,历代辞赋评论家大多沿袭班固的说法。刘勰在其《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自诗出,分歧异派”,把赋看作“六义附庸”。宋人祝尧说:“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清人程廷祚也说:“赋与骚虽异体,而皆原于诗。”直至晚近,仍有些论著坚持这种说法。如有个辞赋的选注本说:“《诗·大序》说《诗》有风、赋、比、兴、雅、颂六义,赋即其中之一。到了后来,它成为一种独     

由《天问》看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刘熙载《艺概·赋概》云：“骚为赋之祖。”他们都看到了汉赋之艺术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楚辞特别是《离骚》的影响。后代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也多以《离骚》为例进行分析，对《天问》一篇则涉及不多，而实际上《天问》中的某些特征亦鲜明地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一、“赋家之心”作为赋诗意义上的“赋”，最早当见于《国语》，“赋”本有诵诗之意，即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赋”…     

刘勰赋论及其赋学史意义

在中国赋学史上,刘勰《文心雕龙》以《诠赋》为中心的辞赋批评,首次以理论撰述的形式对楚、汉、魏、晋辞赋创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尤其是对汉、晋诸家零散的赋论加以接受、总结与扬弃,构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体”赋论观。在学术背景方面,刘勰《诠赋》与萧统《文选》“赋篇”的编撰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学术统绪方面,刘勰赋论又是对陆机《文赋》之“体物”说、皇甫谧《三都赋序》绾合“不歌而诵”与“六义之一”的说法与挚虞《文章流别论》中赋学见解的继承与弘扬;在赋学构建方面,刘勰体则诗骚、立赋大体、树立经典与赋文品览的论述,彰显了对赋体论的新拓展。     

王粲赋论

<正> 曹丕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与吴质书》)在建安七子中推崇王粲的辞赋。刘勰说:“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亦魏晋之赋首也。”(《文心雕龙·诠赋》)把王粲列为魏晋八家赋的第一家。王粲在赋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得到历代文人学者的重视与肯定,是有道理的。王粲是建安时代辞赋发展转折阶段的第一位赋家,他的赋全面展现了情感在作品中的地位,显示了从汉大赋向抒情小赋发展的崭新风貌。王粲生活的汉末建安时代,是一个充满苦难     

论骈体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历史地位

在魏晋六朝呈现创作高潮的骈赋与骈文，有其光照文坛、不可磨灭的辉煌，可称为一代之文学。从两汉辞赋，而发展成为骈赋、骈文，是一个富有个性的文学形体的创造。骈赋始于陶渊明，之后，经鲍照、谢庄、江淹、孔稚、庾信等开拓发展，走向一个高峰。骈赋与骄文，同名为骈而又异名者，各有其特色。其特色之影响，几乎与中国古代散文相终始。骈赋、骈文的产生，有与辞赋自身演变的规律一脉相承的内在根据，也有时代的决定作用，同时代姐妹艺术的影响。还有一定时代审美意识的制约与规范等诸多因素。     

论汉魏六朝颂与赋的分合

赋、颂皆源自口诵文学,伴随中国文学言、文之变,由粘连而分离。两汉去古未远,赋、颂仍处于粘连状态,粘连方式有以颂属赋、以颂称赋、赋中称颂等。东汉征巡赋颂与汉大赋同中取异,其直陈颂主的思想倾向、颂事观德的行文方式乃颂体独立之先声,深受汉代《诗经》阐释的影响。六朝论家通过宗《诗·颂》、辨伪体、立范式,从理论上确立了颂体独立。宗经、重名既是他们分离赋、颂的主要依据,又在客观上造成了文学史的遮蔽与误读。     

论先唐颂体的正体与变体

"颂"作为一种与诗、赋不同的独立文体,它的起源与古代宗教文化有关,其文体风格是"雍容典雅、庄重肃穆"。先唐颂体呈现出正体和变体两种形式。《诗经》中《周颂》和《商颂》是宗庙正歌,《周颂·时迈》更为颂体树立了规范;但《鲁颂》的题材、内容形式呈现出了新变化,故被后世视为"变颂"。汉代既有郊庙乐歌的正体,也有被称为变体的颂文;魏晋时期颂体的世俗化进一步加强,这时期颂体的功能、歌颂对象、题材都呈现出新变化。先唐时期颂体的正与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着,它们共同促进颂体文学审美品味的形成,通过辩体能帮助我们更好了解颂体的演变规律。     

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的对象与分期

所谓赋学批评，主要包括有关赋的理论表述，同时也包括赋的创作实践所呈现出的审美流向。对二者进行系统的描述与阐释，是赋学批评史的任务。 与诗相比，赋是一种产生晚而成熟早的文体，它“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兴起于战国，大盛于两汉，并成为一代之文学，至魏晋南北朝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时人的心目中，其地位甚至要高于诗。表现在辞赋创作上，因作赋而产生强烈的社会效应者，更是不乏其例。因而，这一时期，探讨赋的产生源流、总结赋的创作经验、梳理赋的发展演变、确立赋的价值地位以及分析赋的声韵、对偶、用典、造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