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的族姓有二说

我认为,先秦楚人族姓应该有二,一为“学”,一为“熊”。《史记·楚世家》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索隐》引《世本》也谓:“六曰季连,是为芈姓。季连者,楚是。”那么,楚的族姓应该是“芈”。然而楚的先世由穴熊(季连之孙)开始,姓名上都有“熊”字。除穴熊、(?)熊的“熊”字缀于后外,鬻熊子熊丽以下,都以“熊”冠于首。虽然《楚世家》特别声明熊绎(熊丽之孙)受周成王封于楚蛮,“姓芈氏”,但是由于楚的世系诸王一概称作“熊某”,所以后代学人有不少认为楚的族姓为“熊”。据李平心先生说,楚既为熊姓又为芈姓,因为“古代方国往往有两个以上姓     

论祝融及其后“八姓”

楚祖是祝融，不但史书是这样记载的，楚人自己也承认。这是历史事实，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如果把文献中有关祝融的记载综合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许多矛盾，不易处理。在《海经》中，关于祝融就有二说，一说他是黄帝之后，另一说他是炎帝之后，这就影响到楚族的来源了。在黄帝之后的说法中，还讲重黎和吴回兄弟都曾居火正“为祝融”；不但正式否定了祝融是人名，连楚祖是重黎还是吴回，也成了悬案。再说火正，有的说能“光照四海”，简直是太阳之神，有的说是五行之神中的火神，显然两位都不是人。至于祝融的“其后八姓”，另一说是陆终六…     

先秦至唐朝时期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演变初论

本文所说的中华民族,是指1911—1949年的中华民国和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民族。文章认为,“中华”作为民族名称最初专指汉族的前身华夏族;作为国名则最早也是专指华夏族建立在黄河中、下游地带的“中国”。当时长江中游地带的楚族不在华夏族的范围内,长江下游的吴、越人也不曾入华夏族之列,更边远的其他民族群体也都不是华夏族。公元前3世纪末叶之后,秦朝和汉朝先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原来的华夏族为核心,形成了汉族;以原来中原地区的“中国”为基础,扩大了统治的范围,把非汉族的其他兄弟民族都包括了进去,组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在此大家庭内,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近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经常出现分裂,国家的统一还是分裂,与当时统治者的民族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楚灭越的年代问题

一读《江汉论坛》今年第一期陈振裕同志的《勾践铜剑和楚越关系》一文,有点拙见,写出来请教。越王勾践铜剑,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湖北省江陵县发掘望山一号楚墓时发现的随葬品。陈振裕同志在文中认为望山一号楚墓的“入葬年代当在楚威王时期或楚怀王前期,即楚灭越之前”。我以为,这里所说的入葬年代是有些问题的。查《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楚成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     

云南古代的“百越”民族

秦汉时期,越人主要分布在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因其种类繁多,互不统属,所以称“百越”或“百粤”。由于越人比中原地区的华夏族落后,被视为“不受正朔”的蛮夷。 关于古越人的族源问题,《史记》、《汉书》诸文献皆云:“少康之后”,即越人最早渊源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这大概是越人的附托之词,或者是一些汉族文人的猜测,我国近代少数民族中亦不乏见此类传说。颜师古在《汉书注》中已纠正了上述错误,他明确指出:“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     

荆蛮浅释

荆蛮,据新《辞海》云:“即楚,周人敌视楚国的称呼。”新《辞源》云:“古代中原地区泛称江南楚地之民。”窃以为皆失之太简。考之史籍,似应有以下三种解释:(一)指楚。《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而其告诸侯曰:‘兹不榖震盈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底。”周人敌视楚国,称为蛮荆,《诗经·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说苑·尊贤》:“救中国,攘戎狄,卒协荆蛮,以尊周室。”(二)古族名。《史记·吴太伯世家》:“荆蛮义之,纵而归之者千余家。”《史记索隐》云:“荆蛮,南夷之名。”《汉书》谓:“荆蛮之吴子寿梦,盛大称王。”荆蛮为吴越之地的古族称。而朱熹注《诗经·采芑》云:“荆蛮,荆州之蛮也。”为荆州之古族称。荆蛮为古代长江中下游之古民族。(三)指地域。(1)指吴越之地,《史记正义》在注释《史记·周本纪》:“古公有长子太伯奔荆蛮。”一段时说:“而亡荆蛮者,楚灭越,其地属楚,秦灭楚,其地属秦,秦讳楚,故曰荆。故通称吴越之地为荆。及北人书史云蛮,势之然也。”这里说明是长江下游的吴越之地的通称。(2)指长江中游江     

楚都何时迁郢

关于春秋初期的楚国都城何时自丹阳迁郢,历来有两说并立。其一是文王始都郢之说。《史记·楚世家》云:“文王熊赀立,始都郢。”同书《十二诸侯年表》周庄王八年“楚”栏:楚文王熊赀元年,始都郢。”《汉书·地理志》南郡“江陵”县原注:“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楚文王元年为公元前689年。这是目前常见称引的楚都始迁郢年代,而上引《史记》、《汉书》的三条记载则是此说的主要依据。另一说是楚武王时即已迁郢。成书最早     

也谈《清华简·楚居》与楚族之渊源

《楚居》是出土文献中一篇有关楚国历史的最重要的文献。两年多来,学术界已有多位学者撰写文章加以探讨,这些文章的内容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即有关楚族起源的问题。笔者读了这两年来发表的有关《楚居》与楚族族源的论文后,颇觉意外,同样根据一篇出土文献,学者们作出的解释却五花八门,大体有淅川说、关中说、湖北说与中原说诸种。这固然因《楚居》中所涉及的古地名可能和今日学者们考释的地名在文字的记录上差别较大外,应当也和学者们在楚族源流及迁徙过程认知的不同有关。笔者通过对《楚居》及相关信史资料对比考辨,认同黄灵庚先生的"楚族起源于中原"说。     

也论清代“苗疆”与中原的关系——兼与黄冕堂同志商榷

<正> 清代“苗疆”与中原的关系,既属于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又同民族史有密切的关系。它不仅包含我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而且包含我国历史上苗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关系,“苗疆”民族与封建中央王朝的关系,以及对封建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政治制度和采取的军事措施如何评价的问题等等,内容丰富而又复杂,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科研课题。本文拟就“苗疆”的概念及其与中原关系的认识,“苗疆”民族的融合与“苗疆”民族族源的问题,清朝在“苗疆”推行“改土归流”与镇压苗族人民,历史上(主要是清代)苗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关系诸问题,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并与冕堂同志商榷(黄冕堂同志《略论清代苗疆地区与中原的关系》,见《文史哲》一九八○年第二期,以下简称(《论关系》)。     

《“楚”“荆”小考》考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文汇报》第三版载有《“楚”“荆”小考》一篇考证性的文章。文章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汉书·高帝纪》贾逵注也引以《史记·正义》(似应作《史记正义》或《史记》正义,因‘正义’并非《史记》篇名——笔者),认为‘秦庄襄王名楚,故改讳荆,遂行于世’”——并且注明,这句话在《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8页。看副这句话,不免要引起两点疑问:其一,现在见到的东汉班固撰的《汉书》,虽然后世注家多至数十人,但通行的只有唐初人颜师古的注。历史上     

达斡尔族族源研究概况

达斡尔族和世界上其它民族一样,有自己悠久的历史。这个民族从何而来,是百年来中外学者所关注和研究的一个课题。早在1823年(清朝道光三年),达斡尔族学者花灵阿(华陵阿)就写了《达呼尔索伦源流志》开始了达族族源的研究,这可说是研究达斡尔族族源的拓荒者。后来,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控制也开始对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发生了兴趣,根据达斡尔中的一些老年人回忆:清朝政府曾派专人先后两次到达斡尔地区调查达斡尔族的来源。第一次是在同治十年(1871年),调查的结果,说达斡尔是女真的后裔,清朝政府不相信此说。所以又出现了第二次调查,在光绪六年(1880年)(有的说是光绪二十二年即1896年)调查的结果又说达斡尔是契丹的后人。但是他们既没有提出任何足以令人信服     

苗语与楚语——兼答夏剑钦同志

《屈原族别初探》(以下简称《初探》)在《学术月刊》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魏鸣泉同志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述略》中指出,关于屈原的族别问题,“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确有许多问题值得探索。这个问题的提出,无疑也是对那种以汉民族文学史代替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史的历史偏见是一个大胆的挑战!”(见《民族文学研究》八一年一、二合期)。既是挑战,必有应战。继夏剑钦在《江汉论坛》八二年第四期发表的《也谈屈原的族别——与龙海清、龙文玉同志商榷》之后,《吉首大学学报》八二年第二期又发表了署名为吴广平、张伯传的文章《屈原不是少数民族》(以下简称《不是》),对我们的论文提出质疑和批驳。为明辨是非,我们分别写了一组文章,逐个问题释疑和反驳,在八二年第六期的《求索》发表的《苗族与楚族》文中,重申了“高阳”不是黄帝的“孙子”,屈原不是“毕族”的观点,并且说明楚族和苗族是一个民族的两个称呼,从族源上论证屈原是苗族,虽不指名,也算是对夏、吴、张等同志的一个回答。本文想从语言的角度,与夏、吴、张等同志讨论,并进一步阐述我们的观点。《不是》文中说：“《初探》说在汉、苗语中同音同义,这只能看成是一种巧合,而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苗语的汉字音读。”这种“巧合论”我们不同意,以下拟广列代证,从多方面说明。     

《汉书》与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

以往曾经有过的因为要抬高《史记》地位而贬低《汉书》的做法,对于《汉书》这部名著是极不公正的.从“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这一标准来探讨,正好能为进一步公正评价《汉书》的历史地位提供有力的证据.《汉书》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两项:一是在记载内容上,以进步史识为指导,肯定汉朝代秦而起是历史的进步,强调造成秦汉之势的历史变局是时势所决定的,赞扬汉朝废除藩国、加强国家统一力量等功业;二是在历史编纂上贯彻“实录”精神,突出地记载民族间和好的历史事件,反映出主“忠信”、重“礼义”是中华文化传统对待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意识.     

试论闽、越与畲族的关系

闽、越是我国南方的两个古老民族.福建是闽族的世界,浙江是越族的摇篮.对闽、越族的历史,前人已作过一些研究,但一般认为闽、越是一个民族,即越族;畲族为越族之苗裔.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根据近年来搜集的一些资料,本文拟就闽族与畲族的渊源关系和畲族非衍出于越族的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炎帝与楚人

炎帝是上古传说中的华夏族祖先，楚人则自称是炎帝的后裔，文献中也多有楚人先祖听命和从属于炎帝的记载。炎帝与楚人的关系，也就是华夏族与楚民族的关系；楚人习炎帝的结合，也就是楚民族与华夏族的融合。一、帝高阳之苗裔兮伟大诗人屈原在《离骚》开篇就“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帝高阳之南裔兮，联是考日伯庸。”王逸《楚辞章句》；“高阳．新项有天下之号也……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古往今来，文人学土多从此说，以为屈原所称的“带高阳”即指古帝撷顶、“伯庸”乃指其父。加之《史记·楚世家础文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撷…     

福州历史若干问题释疑

（一）福州是闽越汉三族的结合作福建在周朝称“七闽”,最古的名称叫做“闽”,其先民。闽族大致分布在闽江下游,临水而居,文化发展相对缓慢。但是,闽族生活的地方北山面海,气候优越,四季如春,有着生息繁衍的好环境。又因闽地处东南沿海,历史上有几个较为安定的时期,因而战国后期越族,晋朝和五代时期中原汉族大量南迁入闽。越族人的八闽当从战国中期开始。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在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楚灭越,“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海上……”。到了秦末,勾践的后高无话,带越国王…     

试论汉民族的形成与民族史的撰述

华夏民族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 ,自春秋至两汉的民族融合使华夏民族发展成为汉民族。随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 ,重视多民族历史撰述成为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诗》《书》《春秋》记载了一些民族史材料 ,《史记》《汉书》反映了秦汉之时以汉族为中心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民族史撰述也反映出各种不同的民族史观     

国际百越文化学术讨论会即将在杭举行

“百越”一名,首见于《吕氏春秋·恃君篇》:“扬汉之南,百越之际。”高诱注:“越有百种”,可知其族类之多。《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言:“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说明百越是分布在我国南方广大地区古代越族的泛称。 现代史学界普遍认为,百越民族的历史前后绵延数千年,分布范围从东南沿海的江、浙,直至岭南的两广地区,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历史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凡百     

楚君姓氏辨

先秦的楚人有广狭二义,广义就国籍而言,狭义就族属而言。当时的楚族也有广狭二义,广义包括季连的所有苗裔,狭义仅指楚国的公族。本文所要探讨的,限于楚君的姓氏,可谓义之尤狭者。《史记·楚世家》追溯楚族的起源,说陆终生六子,少子为季连,“季连,芈姓,楚其后也”。这个“芈”,是相传以季连为始祖的一个氏族的姓,当然也是后来的楚君的姓。     

先楚族属源流考辨

近年来,随着屈原族属源流研究的深入,先楚与三苗同源之说,是颇为流行的观点。但我对此说却常生疑窦,现以自己的浅陋之见,就正于楚苗同源说的同志。(一) 俞伟超同志的《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载《文物》1980年第10期)是近年来楚、苗同源说的代表性文章。俞文所据资料,主要是如下三条: 夫荆子熊严……重黎之后也。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