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对朱熹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再认识

牟宗三以道德形上学为根据,认为朱熹追求“只存有不活动”的道德本体和格物致知的顺取工夫,而将其判为“别子为宗”,但是通过对朱熹思想发展脉络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入路与其热衷于义理分析的致思取向有关.而且朱熹提倡的工夫论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由逆觉体证而感知天理境界的弊端,是对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化和思维水平的提升,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对牟宗三诠释朱熹仁说的方法论反省

牟宗三的哲学思维模式和方法论对当代中国哲学影响巨大,本文以牟先生对朱熹"仁说"的讨论来反省牟先生对朱熹学说的整体思考,说明牟宗三先生的哲学问题意识,在于对比中西哲学而主张儒学系统是唯一能完成形上学的系统。以此之故,牟先生特别关心儒家道德形上学的证成义,于是所说之本体宇宙论的纵贯创生系统,成了绾合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的天道流行义与圣人践行义的综合型态形上学,并以此为孔孟思想之根本型态、唯一型态。以此解读朱熹哲学时,便将朱熹纯粹谈论存有论的概念定义及概念解析的儒学系统说为别子,关键是在此系统中并不说明主体活动;又将朱熹诠解《大学》所说工夫次第的格物穷理工夫说为只管认知不管意志纯粹化的活动。本文即是对牟先生的思考重做分析,指出朱熹所说存有论与工夫次第论并不违背孔孟实践义,只是说了不一样的形上学系统及讨论了工夫次第问题,而工夫次第问题亦不是对立于本体工夫的问题,以此还原朱熹学说的型态定位。     

从“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对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反思

牟宗三以道德形上学为根据,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方面展开论述,认为朱熹将天理与人心相区分,追求"只存有不活动"的道德本体和格物致知的顺取工夫,而将其判为"别子为宗"。但是通过对朱熹思想发展脉络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入路是对程颢等学者过于追求"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而忽视具体实践工夫的一种矫正。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促进了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化和思维水平的提升,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朱熹的“理”:“生生之理”还是“只存有而不活动”——以唐君毅、牟宗三的不同诠释为中心

唐君毅依据朱熹言理气不离不杂,认为在朱熹那里,理贯而主乎生生之气之流行中,从而从形上学的层面把朱熹的理诠释为动态的"生生之理";从这一诠释出发,他不仅认为朱熹的"生生之理"是对于程颢言"生生之理"的继承和发展,而且进一步对朱熹的理气动静作了自圆其说的阐述。与此不同,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是"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是对程颢视道体性体为"即活动即存有"者的根本转向。重要的是,唐君毅、牟宗三对于朱熹的理气动静的诠释,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诠释而有所创新,在现代朱子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们的诠释相互对立,展现了朱熹学术的不同面向,并给予更多的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先秦儒家与道德存有——牟宗三道德存有论献疑

牟宗三为建构道德存有论,将先秦儒家典籍中的一些论述强行作存有论的解释。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先秦儒家尚不具备道德存有论的思想,故牟宗三此种做法在理论上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牟宗三心性之学的三个问题意识及其遗留的课题——纪念《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发表60周年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特别凸显了心性之学的重要性。虽然后来学界对这种过于抬高心性之学的倾向提出了批评,但这并不能掩盖现代新儒家第二代在心性之学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牟宗三早期较为关注政治问题,但中期和晚期的精力都集中在心性之学方面。牟宗三心性之学研究始终贯穿着三个问题意识,即活动问题、流弊问题、存有问题。所谓活动问题是指一种道德学说如何能够具有动能的问题,与之相应牟宗三提出了活动论;所谓流弊问题是指如何杜绝心学走向弊端的问题,与之相应牟宗三提出了形著论;所谓存有问题是指道德之心除决定个人成德成善之外,对宇宙万物能否以及如何发生影响的问题,与之相应牟宗三提出了存有论。为解决这些问题牟宗三付出了一生的努力,提出了很多极有价值的观点,但也留下了一些问题亟待后人解决。     

牟宗三论智的直觉之儒家义对美学研究的启发

智的直觉理论在牟宗三哲学美学思想里居于最根基的位置。牟宗三首先分疏了智的直觉在义理上的儒家形态何所,其次从理论上说明我们确有此一种直觉,以及此一种直觉在我们生活实践里是可以证显出来,表明依儒家智慧形态言我们确有智的直觉一问题是真实的、具体的。牟宗三所分判演绎者,在义理上对建构由中国智慧而来的哲学美学形态具有非凡的学理意义。     

可以超过但不可绕过的牟宗三哲学——读《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是近年来兴起的“显学”。程志华教授的《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是这一领域的一部力作。作者基于对以往相关研究的分析,通过“内在诠释”的理路,将牟宗三哲学放在中、西、印哲学的宏大视野下,阐释了其“道德的形上学”的理论建构,凸显了其对于传统儒学和西方哲学所具有的独到价值。因此,牟宗三哲学是研究中国哲学“可以超过但不可绕过？”的一座理论“高节。     

"伦理学的本体论"如何可能?--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批判

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的根本问题出在对儒家心学的本体的规定上。其实 ,只要我们正确地理解了牟宗三所敬服的王阳明的“四句教法” ,就不难正确地理解儒家心学的本体观念 :作为形上本体的良心 ,绝非作为一个伦理范畴的道德主体或者道德意识 ;道德主体或者道德意识都是形下的东西 ,而非形上的本体。     

三种学术进路及其解读——《孟子》“尽心”章的诠释与再考察

朱熹、王阳明和牟宗三对《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章的诠释各有特点,并将问题不断深入推进:朱熹以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和知行关系重新编排了"尽心"章;王阳明从君子人格的角度和"致良知"的精神对之加以理解;牟宗三则带着形上建构的时代任务对其进行了"体"与"用"的说明。现代学术则有可能突破他们各自的时代局限,将其重新诠释为一个个体道德修养之层层追求而又步步落实的具体性实践纲领。对三人诠释的考察会为儒学的过往推进与未来发展提供重要参考意义。     

超越存有的困惑--牟宗三超越存有论的理论意义与内在缺陷

超越存有论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本文旨在前期分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对牟宗三这一思想作一个综合性的评述。本文的基本观点是,牟宗三超越存有论虽然立意深远,气势宏大,但在创生主体问题上对天与人的关系梳理得不够细致,直接以上天作为创生存有的主体,结果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理论混乱。     

《近思录》与《中庸》《大学》文本的内在同一性

朱熹、吕祖谦编纂《近思录》的主导思想依据《中庸》和《大学》。三书在文本结构和深层义理上具有内在同一性。朱熹编纂《近思录》,把儒学的为学道路予以体系化组织,试图建立一个鲜明而严谨的理学为学次第,并把儒学的内外之道解释为一个完整的仁学思想体系,也显示出《中庸》、《大学》等早期儒家经典文本结构的严谨,彰显了儒学成德之道的为学次第和道德生命境界发展的内在逻辑。     

“吾道不孤”——记福建建阳考亭书院与考亭村

位于福建建阳考亭村的考亭书院,是朱熹生平创办的最后一个书院,加之形成学术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考亭学派,考亭书院成为朱熹教育后代的文化摇篮,成为宋代理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四端七情说中的道德原则先在性问题研究

孟子＂四端＂说为儒家＂仁＂学和＂性善＂说提供了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基础。朱熹对四端的发挥,以及理气、动静、发与未发等论证为道德提供了一种宇宙论、本体论和形而上的理论支撑。所以朱子尊德性和道问学并重,理本却绝不贱气。号称＂海东朱子＂的韩国儒学大师李退溪,将朱子学中理的方面加以发展,强调理的绝对优先性,存养道德,压制情欲,形成的性理学其实更近于二程;而与其并称＂理学双璧＂的栗谷的性情论与朱子更为接近。     

商人与儒学——以明清甬商、徽商、晋商为例

以明清甬商、徽商、晋商为例,分析商人与儒学的关系。三地儒学各有特性：浙东学术张扬人的主体精神,强调经世致用;朱子之学强调＂理＂与＂礼＂,主张于书本求索;傅山之学强调＂因时取济＂,博杂而无所统系。三地商人对待儒学态度不同：甬商对浙东学术不即不离,徽商对朱子之学过于沉迷,晋商对傅山之学过于疏远。三地儒学对商人影响有别：浙东学术影响甬商是隐性的,朱子之学影响徽商是显性的,傅山之学影响晋商是微弱的。     

“诚信”的体用一源与生活世界的主体性建构——兼论朱熹的诚信思想

朱熹的诚信思想是其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通过体用一源的“诚信”,对生活世界做了道德本体化和理性规范化的建构,而且还赋予了生活世界以道德和文化的价值。同时,在赋予生活世界以道德意义和理性规范的同时,也为生活世界中的个体的心性完善和精神超越提供了修养的路向和途径。     

群贤聚武夷 兴会论朱子——“朱子学与东亚文化”研讨会综述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安徽省朱子学会、江西省上饶师范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朱子学与东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主要就朱子理学思想内涵及其教化作用、朱熹的教育思想与书院建设、朱子学及相关的文献学研究、朱熹的生态伦理思想、朱子学的源流与海外传播等专题进行研讨,丰富了朱子学的研究成果.     

典范的意义——朱熹的辞赋创作

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形成的理学派别,因把"理"或"天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理"是形而上学之"道",是宇宙的本源),在后世被人们称为"道学派"。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主要在南宋孝宗乾、淳年间,其在理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辞赋创作,无论是书院类辞赋还是世俗类辞赋,理学思想始终都是统摄其作品的主线,但其赋作并没因此陷入单纯说理的困境,相反在其辞赋中朱熹把文道关系结合得恰如其分,形成了醇厚典雅,雍容不迫,寓理于景的文风,他的辞赋作品也因此被同时代或后代人视为骚体赋作的楷模,具有了典范的意义。     

牟宗三"自觉"思想的理论意义

对道德本心能够"自觉",这种"自觉"就是康德所不承认的智性直观,这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这一思想包含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如果我们不再像康德那样将"自我"规定为"我思"之"我",而是视为一种"真我",那么对于这种"真我"的"自觉"就是无法否认的.     

浅析牟宗三哲学中道体、性体与心体的逻辑构架

道体、性体和心体是牟宗三道德本体论构建的核心概念,是牟宗三构建＂道德形上学＂的理论支点。道体是形而上的根据,是牟宗三道德本体论的逻辑前提,性体是从道体养成心体的必要环节,是不同主体成德的内在根据,心体是具体化的性体,是在社会实践中培养起来的道德之心,是人性的具体体现。因此,只有从道体、心体与性体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出发,才能从先验的层面上理解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