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对川西北民族地区的政策

明代的川西北民族地区,系指今阿坝藏族自治州以及今绵阳专区之平武、北川等地。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川西北地区的历史,是以藏、羌为主体,包括着汉、回等族在内共同发展的历史。 明朝在川西北民族地区推行的政策,出发点虽然是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但它对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经济联系、文化交流,也起了积极作用。     

清代屯垦与乌鲁木齐行政中心的形成

清朝统一新疆后,非常重视以屯垦促进新疆发展,由此带动了新疆行政格局的变迁,并最终促成乌鲁木齐行政中心的形成。乾隆统一新疆后,改变了汉唐以来"重南轻北"的治疆格局,以伊犁作为新疆的军政中心,同时在天山北路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开展了大规模、多种形式的屯垦活动,并逐渐发展成为新疆重要的经济重心。但是,随着19世纪后期沙俄割去西北大片土地,伊犁经济社会发展被严重破坏,新疆的行政中心被迫向东部条件较好的乌鲁木齐转移;在新疆行政中心"北移"和"东转"的同时,新疆对地方的治理模式也由"多元"向"一元"转变。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后,以乌鲁木齐为行政中心的省、府、州、县一元治理模式代替了原来的"札萨克制""伯克制""郡县制"等多元治理形式,奠定了近代以来新疆行政治理格局的基础。     

索诺木策凌与清代乌鲁木齐地区的建设

清朝收复新疆后,由于战争的破坏,乌鲁木齐地区千里成墟、百废待兴,战后重建成为首任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的首要任务。索诺木策凌从城市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四个方面入手,通过多项具有实效的措施对乌鲁木齐地区进行开发和建设。这些举措较快实现了当地乱后而治,推动了乌鲁木齐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也为乌鲁木齐能够发展成为新疆首府起到了奠基作用。     

清代新疆伊犁将军与乌鲁木齐都统节制关系的现实表达

清代新疆军府制下,伊犁将军节制乌鲁木齐都统,具有实际管理权。伊犁将军奉谕旨审理乌鲁木齐都统及其辖区内案件,超越常规司法程序,达到了司法监督的效果。伊犁将军对乌鲁木齐都统任职情况以及员缺时及时上奏皇帝,保证都统之职正常运转。伊犁将军管辖乌鲁木齐都统辖下的驻防八旗和绿营,按例对驻防八旗和绿营职官出具切实考语,考察各官员任期内的表现。乌鲁木齐在内地化过程中,逐渐疏离伊犁将军的管辖,政治重要性不断加强。新疆省制建立,伊犁将军与乌鲁木齐都统的关系演变为伊犁将军与新疆巡抚的关系。新疆巡抚节制全疆,伊犁将军管理伊塔地区,拥有军政权和司法权,伊塔道由伊犁将军和新疆巡抚双重管辖。     

清代乌鲁木齐地区巡检司研究

巡检司是清代在乌鲁木齐地区设置较早的行政机构,对维护区域稳定起了重要作用.利用乌鲁木齐地区有关巡检司的文献记载,对该区域内巡检司的设置、职能及其性质等进行了较详细的探讨,且与同时期其它区域巡检司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乌鲁木齐地区巡检司除负有缉捕盗贼与盐贩走私、维护社会秩序等共同职能外,还承担着管理屯田、保障军粮安全与供...     

酝酿深厚,罔不与古相合——纪昀《乌鲁木齐杂诗》探究

纪昀谪戍乌鲁木齐期间,创作了《乌鲁木齐杂诗》160多首。这些诗内容丰富,题材新颖,叙次风土人物,历历可见,多角度反映了乌鲁木齐的发展变化。此外,《乌鲁木齐杂诗》还具有写实性强、罔不与古相合、舂容浑脱之趣的特点,被认为是一种新风格的边塞诗。     

乌鲁木齐地区汉语状况及成因研究

乌鲁木齐地区基本上以普通话作为最广泛的交际语言。这种语言状况的成因有两点 :一是由于乌鲁木齐是一个历史不长的移民城市 ,混合方言的基础比较脆弱 ;另一方面解放后人为的政策干预     

族性规制下的历史记忆:哈萨克人入迁青海之文本分析

上世纪30-40年代哈萨克人自北新疆大规模东迁至蒙古国西部、中国甘肃西北以及青海柴达木地区,最终形成了祁连山南北哈萨克人游牧居住之格局。入迁青海的哈萨克人与柴达木地区原居住民族、马步芳地方政权之间的周旋始终伴随在其迁移历程中。通过流传的已有文字文本及现居住在北新疆各地与柴达木地区亲历迁移过程的哈萨克、蒙古人士之口述文本,可清晰体察到:族性在历史记忆中扮演着强大的决定性力量,记忆的拾回、传述、策略性失忆(记忆)无不是在族性的规制下进行的文本制造。     

川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之反思

川东北地区是四川五大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川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明显滞后于成都平原地区、攀西地区和川南地区。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交通、自然资源、产业结构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城市经济发展缓慢的影响。加快川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是四川省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必须尽快培育和确立川东北地区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地位,以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乌鲁木齐史话》订补

昝玉林同志世居乌鲁木齐,关心地方史乘,在目前尚无新编地方志问世的情况下,以其所著《乌鲁木齐史话》纵论古今,的确是很有意义的事。作者熟知掌故沿革,一些段落写得富有诗意,足见对乌鲁木齐感情之深切,笔者读之颇受教益。特撰一文,为《乌鲁木齐史话》(以下简称《史话》)略作订正、补充,效野人献曝之诚,并就正于昝玉林及关心新疆史志的同志们。     

对乌昌经济一体化与地区产业协调发展的思考

自治区“乌昌经济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必将加快乌鲁木齐、昌吉两地经济的融合发展。该文以乌、昌地区产业协调发展为切入点,分析了乌、昌两地发展经济的各自优势,从乌、昌地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三个方面,提出了乌、昌地区产业协调发展的思路。     

唐贞元铁桥之战后滇西北地区民族分布的变化——兼及唐代藏彝走廊南端民族迁徙的原因

公元794年,南诏北击吐蕃并夺取滇西北铁桥地区,吐蕃势力由此退到金沙江以北.铁桥之战使原迁徙到滇西北地区的吐蕃移民北移,战后南诏又采取强制手段将一些民族部落迁出、迁入滇西北地区,使这一地区民族分布出现了重大变化.与滇西北一样,在唐代,整个藏彝走廊南端的民族迁徙活动的主要原因是唐、吐蕃、南诏长期的政治、军事角力.     

冀西北地区与人文始祖黄帝

文明起源时期,冀西北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宜畜牧、狩猎和农业耕作,这为黄帝族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这里现存着大量有关黄帝的考古遗迹和传说,诸多文献也记载了黄帝在这里与炎帝、蚩尤的阪泉之战、涿鹿之战。后来,兴盛强大的黄帝族从冀西北逐渐扩散到黄河中下游地区,受封于蓟,立唐称国,在晋为狄,凤鸣歧山,最终黄帝成为我们炎黄子孙的人文始祖。     

河洛文化笔谈

河洛文化研究之展望(河南大学教授朱绍侯) 我在<河洛文化与河洛人、客家人>一文中,曾谈到了河洛区域、河洛文化圈的范围问题.认为河洛地域"即指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颍,北跨黄河而至晋南、济源一带地区”.     

北词南调融一曲——浅释徐湘新作《露珠啊,露珠》

南曲音调素称委婉纤雅,因其旋法多为进级回环或夹以小跳回环,节奏多为平均细分疾驰,旋律则因之流畅利落,缠绵优美。北歌音调雄浑高吭,其旋法多为大跳夹以级进,或夹以和弦分解,直线上下;节奏除见平均陈述外,亦常兼用长附点与切分,钳在长音中间,旋律为之激越昂扬,深远悠长。南曲北歌因两地历史渊源、风土人情、社会风尚之不同,所发歌声必然迥异。而欲融两地音调子一曲,其难度犹如缘木求鱼。然,北词谱南曲,南诗唱北调,却有可能。尤当目今南北通达,人文交流,北人诵南曲,南人唱北歌,已成乐坛之盛事。而选北词谱南     

湘西北地区新型工业化推进策略的思考

湘西北地区具有较好的资源禀赋、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优良的生态环境,在湖南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从人均GDP、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综合分析判断,湘西北地区总体上正处于由工业化初期阶段向中期阶段加速推进时期,具有加速发展工业化的良好基础;并且,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生产力空间布局战略性调整给湘西北地区提供了良好机遇.但湘西北地区国民经济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规模工业的市场竞争力不强、城市化水平较低,因此,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湘西北地区应充分抢抓机遇,用活用足政策;打造工业走廊,实施产业对接;加快园区建设,营造发展平台;培育产业集群,推进企业裂变;培育创新要素,增强创新能力等,以推进其新型工业化.     

突破辽西北战略中生态优先发展的必要性及模式

针对辽西北地区的生态现状及辽西北地区所担负的生态责任,采用理论分析与数据论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分析了在突破辽西北战略中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的必要性,得出了辽西北地区生态优先发展的模式选择。生态优先发展将对实现突破辽西北战略的各项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论上海合作组织的地缘政治特征

上海合作组织地域辽阔,其成员国之间、成员国内部都表现出很明显的地域和社会差别,同时它的周边环境也很复杂,这给上合组织的整合与对外关系造成了困难。中亚是上合组织的核心区,上合组织地缘的"心"是中亚,功能的"心"是安全。中亚地区内部的差异和国家关系阻碍了中亚地区合作,也使上合组织在中亚的经济合作水平不高。为了促进上合组织的经济合作,把乌鲁木齐建设成为地区经济中心,提高乌鲁木齐的区位水平和辐射能力,应是有效措施之一。     

晋西北地区生态农业模式设计

本文分析了晋西北地区农业自然资源的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生态农业的基本原理,认为生态农业是晋西北地区农业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进而提出晋西北地区生态农业发展的基本模式。     

“曲牌”本不分“南”、“北”

“曲牌”有“南”、“北”之分,这似乎是毋需讨论的曲学常识.然而从明中叶以前的许多早期戏曲文献看,“曲牌”不标“南”、“北”的现象非常普遍.由于中国传统歌唱大多是以方言入唱,南、北方言的差异的确导致了曲唱有南、北之别.但作为文体单位的“曲牌”,与诗、词一样,当其作为歌辞时,既可用南音歌唱,也可用北音歌唱,“曲牌”本身是无所谓有南、北归属的(正如词牌不分南、北一样).“曲牌”之分“南”、“北”,是周德清、朱权、沈璟等历代曲学家们数百年苦心经营的结果,从理论上来说并无多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