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传记的忏悔叙事

在精神分析理论影响下,西方现代传记对传主的忏悔意识和愧疚感有一种敏锐关注。不同于古代及近代传记作品对传主的愧疚感和忏悔行为的单纯描绘和记录,现代传记将探索的触角深入到传主的意识深处乃至无意识层面。现代传记对愧疚和忏悔的深度解释和叙事表现可以看作是传记家与传主之间关于真实人性的深度对话,现代传记的忏悔叙事也因此具有了重要的认识价值和伦理意义。     

晚明人物小传的书写与现代传记的萌芽

晚明人物小传在表现内容以及传主选择两个方面已表现出现代传记的萌芽迹象。本文分别从注重个体主体性、个体性情书写以及个体不完满性表达三方面探讨晚明人物小传表现内容的现代传记萌芽特征；又从其选择无用人、弱势个体、被侮辱个体作为传主来探求其传主选择方面的现代传记写作意识。藉此，本文认为尽管晚明人物小传的现代传记特征只能算是萌芽，但它作为充分内因，与西方传记大量输入这一外因条件共同促使了中国现代传记的出现。     

论沈从文传记叙事的“趣味化”问题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叙事的共同特征及审美趋向。我们甚至可以说,被丁玲反感、否定的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现代性”属性中最为明显的特色之一。因为“趣味化传记叙事”的平视角叙事方法,既不把传主当作神（仰视）也不把自己视为帝王（俯视）,这样就解决了传记作家与传主之间存在的叙事矛盾,更有利于展示传主那有血有肉的复杂人生。传记诗学理应在理论上为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名,以促进当代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繁荣与理论研究的深入。     

事实、理解与还原:传记的文本间性——以王世贞传为例

文本间性是传记的一大特性,传记的文本间性呈现出文本挪用的"同文"现象、传主与叙事者"同声"现象、相同事实不同叙事的"重构"现象、历史还原注重"文本事实"的现象。历史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文本事实却有很大的主观性,王世贞传呈现出的文本事实因书写者对传主历史事实理解的不同而彼此互异。从文本间性层面关注同一传主的不同传记文本,认知传记文本对传主的理解、想象和还原,可以加深对传主及其传记文本的理解。     

轶事与宏大叙事的对立与统一——《史记》和《名人传》轶事观念之比较

轶事观是司马迁和普鲁塔克传记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鲁塔克将轶事作为刻画传主的性格和心理的主要手段,其趋向使轶事与宏大叙事对立起来;司马迁则在轶事作为揭示传主性格和心理手段的基础上,着意将轶事与宏大叙事在对立中又统一起来,表现出将传主的性格和心理同传主真实而丰富的人生历程、社会历史的进程相结合的趋向.对二者轶闻趣事观念的研究对于推动现代传记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创作在作家传记中的表述——以张爱玲传记为例

本文以张爱玲传记为例,归纳分析作家传记在处理传主创作问题时的四种主要方式,即:生平叙述的传记立场,详细分析传主作品的赏析笔调,寻觅传主与作品间内在关联的路线,指陈传主小说人物与故事的来源的对号导读方式。     

论司马迁传记文学的情感力量

司马迁传记文学的杰出成就之一是它具有巨大的情感力量。司马迁写《史记》人物传记不只是纯客观地叙述传主的生平完事,而是让自己也进入角色,把自己对历史考察的认识,对历史人物的爱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真挚情感凝注在作品中。读《史记》的人物传记,处处都可感到有司马迁这位抒情主人翁的存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深厚的感情。法国现代传记文学家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序言》中说:“《贝多芬传》绝非为了学术而写的。它     

中国古代传记体文学批评基本文献考略——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和《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中心

“传记体文学批评”是指以传记为体例，以作家为传主，体现一定文学批评意识的一种文学批评模式。自司马迁《史记》首创中国古代传记体文学批评以来，传记体文学批评文献历经两千余年的发展，日滋月益，以至卷帙浩繁，蔚为大观。传记体文学批评文献主要集中于《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全书》之中。考诸二书及其目录提要，借鉴《四库全书》文体分类方法，传记体文学批评文献大体可分为六类：正史、别史、传记、总集、诗文评、词曲。据此，可窥见其整体面貌、源流正变、文类特征之大概。本文通过对中国传记体文学批评文献的初步研究，为传记体文学批评的相关研究提供最基本的史料基础和理论立足点。     

赛珍珠两部传记的叙述特征之比较

《流亡者》与《战斗的天使》是赛珍珠的两部写亲属的传记杰作，然而与传主亲疏不同及叙述方法的差异，使两传表现出迥异的叙述特征，从而于风格、思想深度等方面有明显不同的效果。主要在受述者、叙述距离、价值观上区别显著。叙述者与母亲间的叙述距离较近，常陷入传主的感情漩涡，倾向于传主的价值观，这使《流亡者》主观感受多，价值语境幅度不广。叙述者与父亲间叙述距离远，价值观上常处超越地位，俯视观察客观分析传主，从而加深了传记《战斗的天使》的思想深度。     

南社与传记的现代转型

南社创作了一批数量可观的传记。南社传记主要以革命志士为传主,记录了辛亥时期广阔的革命现实。宣传革命,书写时事,南社传记代表了时代主题,并引导了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     

译者在传记文学翻译中的角色

传记文学研究是当代文学研究的显学之一,而要实现对于外国传记文学的研究或中外传记文学比较研究,翻译这一介质通常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对中外传记文学的相互译介是传记文学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由于传记文学具有历史性和文学性特征决定了译者在翻译时既要关注译作的历史性,又要重视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在译者陈述原作历史和文学艺术过程中,还会由于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审美价值和所处的特定环境等对原文本进行“创造性”加工,所以译者在翻译传记时就要充分考虑到自己的角色,讲究译作的“纪实性”、“艺术性”和“创造性”。文章将围绕这三个方面对传记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采取什么样的翻译原则、翻译策略以及译者的责任等方面展开论述,明确译者在传记文学翻译中的角色及作用。     

论方外传记中的类传

方外传记中的类传,是专门记载性质相同、行为相近的僧侣、道士或世俗教徒事迹的一种传记形式,它产生于魏晋时期,以后代代相承,颇有发展。其中《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人类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则记载了中国僧人和朝鲜、越南僧人以及中亚细亚僧人总计56人西行求法的事迹,是一部具有国际意义的僧人类传。明清以来,民间佛教与居士佛教开始发展起来,因此,描写世俗教徒的类传也得到发展,清代彭际清所编的《居士传》,可谓居士类传的集成之作。僧人类传在形式上受到史传中的类传的影响,但是在记载内容、思想观念和叙事风格上都有明显的差异。     

胡适与中国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

胡适一生提倡传记文学,理论与创作并举,对发展、推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和实现中国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胡适是从发展“新文学”和革新旧体传记文体的要求中把“传记文学”独立出来的,而他提倡传记文学的目的不只是介绍西方传记文学思想。而是“发现”中国的传记文学传统乃至建立中国的传记文学。传记文学应是“胡适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浅论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

在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胡适是现代传记文学披荆斩棘的开路人,他最早用科学的概念规范"传记文学",从体例、写作内容等方面比较中西传记文学的差异,指出中国传记文学的缺憾,论述传记文学的特殊功用。他提倡写传记,并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从理论上总结了传记文学写作的原则。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完善了中国的传记文学理论体系,也对当代的传记文学写作有指导作用。     

借鉴与传承：中国传记的现代性构建

进入＂五四＂后,现代知识者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提出以现代西方传记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标准为创作范式和批评尺度,有力促进了中国传记的文体变革。现代传记作家高扬人道主义思想和个性主义,为中国传记观念和创作带来涅槃中的重生。他们站在世界视野的高度,旗帜鲜明地倡导现代传记的＂文学性＂立场,在促进中国传记的现代性转型,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传记迎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机遇,在创作旨趣上,他们虽有明显的文史分野,轻重有别,但师心使气,各擅胜场,其传记均具有＂史蕴诗心＂的审美特点。     

孕育与蜕变——史传与古代小说及续书之关系

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史传文学孕育出了中国古代小说,但是又阻碍了它的发展。续书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续书在创作过程中体现了作者自觉的创作意识,采用了想像和虚构的文学手法,从而为中国古代小说挣脱史传传统的影响做出了贡献。它是古代小说从内容到形式对依存于史传传统现象的一次强有力的突破。     

对传记文学写作的一点思考——兼评《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

传记文学作为一种兼具历史性与文学性的文体,成为读者的新宠。本文认为,在传记中复活传主形象是传记文学写作的起码要求,并以《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为例,对传记文学的写作提出了一些思考。     

西方作家在中国的域外传记书写研究

西方作家在中国的域外传记书写是中国文学界与传记研究领域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这类传记是在“西学东渐”、中西交融的基础上诞生的,现已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这类传记的审美价值与人文思想内涵明显地带有中西传记、中西文学观念之间相互碰撞、冲突和交融的痕迹。这类传记的出现和发展加速了中国传记和中国文学现代转换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从深层意义上揭示了合理的对外文化交流政策、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对中西文化、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试论朝鲜的汉文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以传字类小说为中心

朝鲜的古代小说,大多是汉文小说,而且以传字类小说为主。其原因有三:一、缘于事大主义的文化观念;二、承袭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三、接受中国传记体小说的结构模式与叙述模式。朝鲜的古代小说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从传记到小说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