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律的礼法关系

唐律既是中国古代法的代表性法典 ,又是中华法系的典型性法典。它还是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的最终产物 ,能充分体现中国古代的礼法关系。这种关系的基本一面是 :礼是法的指导 ;法是对礼的维护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礼与法的矛盾及其解决。唐律中的礼法关系很具特色 ,在古代东方法制史上别具一格。唐律中礼法结合的内容还对唐后中国封建朝代的立法和当时东亚一些国家的立法产生过影响     

德治、礼教与共同体意识——试论祭公谋父的政治思想

祭公谋父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德治与礼教,他主张“耀德而不观兵”的治理思想,反对滥用武力,主张推行修德、利民和文教的治理策略。在礼治天下的问题上,他主张依照先王所定下的礼制制度来构造依礼和谐的天下秩序。祭公谋父的政治思想中蕴含了共同体意识,他将天下看成是一个有中心、有边缘的差序格局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和平发展是最为重要的价值,亲亲尊尊是保证秩序稳定的伦理和政治原则,而尊重传统、尊重礼制的普遍共识,对于解决共同体成员的分歧来说不可或缺。     

《春秋》中的“伯姬之死”及其思想图景——以三传辨析为中心

在纷繁复杂的《春秋》人物群像中,“伯姬之死”以非常独特的方式照亮了历史的舞台。而在《公羊传》《穀梁传》《左传》风格迥异的解读中,这一事件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思想图景：《公羊传》以伯姬“尊礼”为中心,构筑了一个道德化的礼制世界;《穀梁传》从伦理教化的角度,强调了伯姬谨守礼教的“贞妇”形象;《左传》则通过礼之对象的不同,探讨了伯姬因事从宜的可能。这些不同的思想图景在一定意义上昭示了三《传》之间的理论张力,而体现于思想图景中的不同立意旨趣则为我们理解《春秋》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可能。     

从《礼记》看礼建构的理性基础

礼产生于天地崇拜、祖先崇拜。这种崇拜的思想基础是“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它反映了人们认识观的客观性,是礼教文化观念的最初形态。礼在建构中具有了理性基础,也就使其具有了强大的生命,虽经历史磨砺而无法消亡,并将长久地因承下去,发展、嬗变     

论吴虞的反封建思想

吴虞是清末民初时期的反旧礼教和旧文化的著名人物。他认为 ,封建统治者之所以提倡儒家思想 ,是因为其思想核心的“教”、“礼”等能在巩固其统治、维系封建社会秩序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故用其来驯服制御臣民。吴虞对封建专制礼教对妇女的压制进行了批判和揭露 ,主张男女平等 ,为中国妇女解放而呐喊。吴虞还提倡自由和个性解放 ,提高国民的民主意识 ,以建立资产阶级国家     

千叶之花:王龙溪对礼教的推崇、批判与超越

王龙溪服膺礼教,推崇礼法之士,在家族和地方进行礼义教化;同时他坚持以礼修身,通过持礼工夫来提升道德修养、恢复良知。但由于当时社会上礼义与礼仪相割裂,产生了只重仪式不重礼义的现象,故王龙溪对异化后的礼教进行批判,将其视作一朵结不出果实的千叶之花。其批判的目的在于强调礼义,他以良知解礼,同时在讨论“良知”时侧重于“无”,追求斩尽枝叶、洗净铅华,以礼义统摄繁文缛节,最终实现良知的光复与礼义的回归。在“无”的方面,王龙溪比王阳明走得更远,因此产生了流弊,开后世“非名教所能羁络”之肇端,但又与泰州学派表现出较大差异。     

浅谈"礼"影响下的薄来厚往

中国古代对外交往中的薄来厚往是独树一帜的对外交往方式。探究薄来厚往的历史原因,最根本的还在于意识形态方面。而儒家的礼的传统影响尤深。薄来厚往的根本原因是重礼轻利的思想、礼教统治重视舆论以及中国人的面子感扩大了薄来厚往的范围、对礼仪的重视表现在薄来厚往中,对礼仪的要求十分苛刻、古代中国的文化虽然在东亚有很大影响,但礼教统治并未在中国之外推广,薄来厚往也只局限在中国与诸中小国家之间。     

对孔子美学的现代阐释——今道友信美学思想述评

今道友信以西方存在主义美学为参照,对中国儒家美学重新加以阐释与改造,以使它具有时代色彩和现代性。他对孔子美学的主要范畴“诗”、“礼”、“乐”重新阐释界说,从而赋予儒家的“诗教”、“礼教”、“乐教”思想以新的意义,显现出现代人文主义的特点。但今道友信对孔子思想的阐释具有非历史主义倾向、非理性主义色彩和非科学成分,暴露出存在主义哲学立场的致命弱点。     

个体修养·社会礼仪·政治伦理——《礼记》宾客礼仪伦理思想探析

礼仪道德是人类脱离自然界走向文明的标志。《礼记》中的宾客礼仪所体现的道德意义,大体可分为个体修养、社会礼仪、政治伦理三部分为内容。在《礼记》的宾客礼仪思想中,对“敬”、“让”思想的阐释,含有个体道德修养的伦理意蕴,其中以乡饮酒礼为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形式。作为政治伦理,宾客礼仪的内容是通过燕礼、聘礼等诸礼仪形式体现出来的。中国古代的宾客礼仪建立在周代宗法等级社会基础之上,其中具有生命力的内核仍镌刻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于个人修养的提升、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史记》的礼治思想探析

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礼的历史即是中华民族心灵的文化史。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关礼的阐述,在中国礼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社会功能、情感因素、历史沿革三个本质方面来看《史记》的礼治思想,虽然带有等级社会的印痕,但同时也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史记》倡言的礼,虽然因强调礼的社会规范功能而表现出浓厚的封建伦理政治色彩,但同时也具有人文精神;《史记》言礼,虽然强调礼有损益,但也重视对礼的坚守。"缘人情而制礼"是司马迁的重要礼学观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却多有忽略。探析《史记》的礼治思想体系对人性和人情的关注,有益于准确把握《史记》礼治思想的精华。     

韩愈的道统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中华道统思想源远流长,但真正建立起“道统”论的,则是唐代韩愈。韩愈站在时代的高度,面对外来佛教文化及本土道教文化的挑战,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即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为己任,正式提出了儒家道统思想。经韩愈倡道统、批佛老、兴儒学的努力,使儒学再度复兴,并在宋末以后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韩愈的道统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试论唐代赋论的新开拓

在我国赋学思想发展史上,唐代赋论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在继承传统赋论基础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容,这些内容集中表现在唐代古、律体赋论的建立、完备和对赋体创作理论的深化上,体现了在传统赋学思想领域内的新开拓。唐代赋论的新开拓,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唐代赋论是“停滞期”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唐鉴》成因及其史学地位探析

北宋中期的唐史研究热潮为《唐鉴》的撰写营造了一个有利的氛围,热潮中涌现的一批唐史著作为《唐鉴》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者扎实的知识积累是《唐鉴》得以撰成的基本保障,参与编修《资治通鉴》并与主编司马光发生意见分歧是范祖禹决定撰写《唐鉴》的直接原因。突出的鉴戒思想、浓厚的史评色彩、独特的编纂体例、精辟的论断以及封建正统思想是《唐鉴》在当时和后世受到亲睐的重要原因。     

试论环境资源法之法律目的产生的伦理思想基础

每个国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都有其特有的法律理念,法律理念的实现有赖于构成该国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的分工和协作,因此,必须将法律理念具体细化成作为各个法律部门统率的部门法之法律目的。环境资源法的法律目的有其产生的环境伦理思想基础,通过比较中国古代的环境资源保护思想、源于西方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思想,我们应当将已被发展了的以"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和"权利公平"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为我国环境资源法之法律目的形成的主要伦理思想基础。     

试析先秦儒家之“信”

“信”是先秦儒家伦理思想中重要范畴之一,真实无妄是其基本内涵,循物无违是它的基本道德要求,恪守“义”是它在社会实践中的行为准则。“信”以其特殊的道德功用,在先秦时期为儒家所重视,并在汉代被列入“五常”之中,成为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最基本的行为准则。     

李白的诗美学思想及其盛唐特征

从陈子昂提倡"风骨"论到李白再次提出"风骨"论,形成了初唐到盛唐的一股美学思潮.李白以美学史家的巨深眼光,充分认识到美学史的发展状况,善于进行思想的融合.他推崇建安时代的"风骨"美学,成为他的理想目标.天然、清新是李白的又一重要的美学思想.它要求审美形态回归本体.它宣告了六朝美学的终结,同时宣告了另一个美学新时代的到来.因而,它具有盛唐时代特征.     

汉唐“天狗”考释

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与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两次出现＂天狗＂谣言,引起大规模恐慌。该谣言所指的＂天狗＂在汉唐时期被认为是大凶与灾难的象征,具有神秘性与耸动性。从形成的过程看,＂天狗＂谣言在南朝梁陈时期即已大规模流行。从社会学与伦理学角度分析,唐前期的两次＂天狗＂谣言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盛世下潜在政治危机的担忧,也体现了当时以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学术思想、以佛道为首的宗教神秘主义、包括谣言在内的封建迷信等社会思想对于大众的深刻影响。谣言是特殊的社会现象,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考察谣言为研究社会环境和大众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史苑学步忆恩师——缅怀我的导师黄永年先生

黄永年先生是我国著名目录文献学家、唐史研究专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唐史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国务院古籍整理专家组成员。通过对在黄永年先生门下受教往昔的回忆,从一个侧面展现黄永年先生的大家风范、学术思想、卓然才华,以及他蜡炬成灰、倾心奉献,鼓励关爱学生,精心培养后学的高尚情怀。同时表现后学对前辈学人的深切缅怀和崇敬之情。     

论唐朝盐专卖制度的影响与启示

专卖制度,古称禁榷制度。唐朝前期采取的是直接专卖制度。第五琦于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榷盐法。第五琦盐法的核心内容是官产官销,政府完全把商人纳入到自己的官营商业体制当中。安史之乱后,刘晏对第五琦盐法进行了系统改革,其核心是改官运官销为商运商销。刘晏盐法改革,在内容和性质上较之前代都有变化：从内容上看,把民制官收、官运官销变为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就性质而言,从官府直接专卖变为官商混合的间接专卖。唐后期的盐业政策是以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是以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为指导思想来制定和实施的。这种盐业政策对唐王朝的中兴和衰亡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今天的盐业政策也产生了重要启示。     

论晚清进步思潮的渊源和特点

晚清进步思潮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剧变的现实在思想意识领域的反映,其主题是救亡与变革。它的直接思想来源是明末清初以后形成的各种思潮,其中包括汉学学术思潮与今文经学思潮,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反对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潮,还有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晚清进步思潮形成的主要特点,是中西古今各种思潮的相互交融与裂变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