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郝敬的"先行后知"说

郝敬的知行论,可谓是在知行合一的思想基础上主张先行后知、行重于知.其知行合一的基础即在于一方面知包含了行,即它是所谓的真知;一方面行以知为自身的起始而涵盖了知,它表现为德行.有鉴于此,郝敬尤其突显行在知行合一过程中的价值和地位,而强调笃实,强调由虚返实.     

“本心之知”视域下王阳明“知行合一”重探

作为龙场悟道以后提出的首个重要命题，“知行合一”贯穿于王阳明中晚年思想。在他看来，“知”从根本上来说是指直接发自本心的痛切感受、本然好恶，即“本心之知”。知行合一有三层含义：本来合一、能够合一，应该合一。这一命题旨在纠正朱子对本心之知作用的忽视，强调它具有直接性和充足性，提醒人们将它的直接性和充足性具体实现出来。知行合一的表述形式并不完美，因为“知”既可表示本心之知，也可表示知识或知觉，以至于容易混淆；而“合一”的逻辑前提是分离，因而这个命题本身就潜藏着否定知行一体的因素。王阳明之所以仍采取这一形式，是为了提醒人们重建知与行，进而重建我与万物的原初关联，让人意识到知原本就是能导出行的痛切之知。     

试论王守仁的“知行合一”重在其“行”

“知行合一”是王守仁早年讲学时着力主张的思想,晚年他仍对此“言之屡屡”,可以说“知行合一“是他毕生强调的主要思想.早在明清之际,王夫之就批评王守仁的“知行全一”说是“以知为行”、“销行以归知”.(《尚书引义·说命中二》)此说一出,遂成定论,至今许多论著还常引它作为批评王守仁知行观的根据,认为知行合一的实质是以知吞并行,     

存在的澄明：“心即理”与“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心即理”有两层含义：“心外无理”和“心之本体即理”,由此确立了人的本体地位,把物带入敞开状态。存在的澄明即心之本体的呈现,即“知行合一”。“心外无理”确定了“知行合一”的理论性质,把“知行合一”与常识所谓的知与行的一致区分开来;而“心之本体”的呈现也正是“知行本体”的呈现。阳明哲学在以“心外无理”为基础展开的本体追问中,“知行合一”是存在的澄明境地,知和行在本体上是一体的,但如何达到知行合一,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论共产党人“心学”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转化与发展

共产党人“心学”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新时代党性教育新形势新任务,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的标志性话语,是对优秀传统心学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成果。共产党人“心学”是探求共产党人如何树立初心、守护初心和践行初心的学问,强调“知行合一”,在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阳明心学进行改造的同时,实现了对它的转化和发展。阳明“心学”认为“意念发动处即是行”,强调要在心上做功夫;共产党人“心学”提出共产党人要修心,要坚定理想信念,形成不想腐的动机和意念,在实践的发端处就杜绝恶念。阳明“心学”认为“行是知之成”,“行”是“知”的完成和存在方式;共产党人“心学”提出共产党人要自觉践行初心使命,要用担当斗争的精神去实践。阳明“心学”认为“知行合一”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然状态,“知而不行”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被私欲隔断心体;共产党人“心学”指明提升党性要“知行合一”,把理想信念付诸于实践,不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     

王阳明“知行合一”新论——基于心物一体存在视域的分析

王阳明之“知行合一”基于“心外无物”的存在,而此存在的分裂则是造成知行二分的原因。就知行本体言,“知”是作为万物本体之良知明觉的发见,并且因心物一体之故,良知明觉之发见亦即存在之开显;“行”包括人之意念与身行,但因意念、身行与万物之存在一体不分,故“行”实指向良知之开显或存在之开显。因此,“知”与“行”皆为良知在时间中的开显,是同一存在的不同面向。就功夫言,“知”指体知良知,“行”指开显良知。因为良知非存在又与存在不分,且心物一体之真实存在没有主客之分,故知良知即开显良知为一体性的存在而抵达良知。因此,“知行”是一个致良知功夫的两个方面,二者皆指开显良知为真实的存在,即一体性地“存—在”是知行合一功夫的本然。     

关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

孙中山的认识论,集中表现在他的“知难行易”学说中。知和行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知和行这对矛盾,它本身就包容有双层含义:一方面是知和行谁为第一性,谁为第二性,即谁决定谁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人们的认识实践过程中,知行矛盾,对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具体实践的人来说,不可避免的还存在着矛盾双方谁为主、次,谁难谁易的问题。而孙中山从革命实践的需要出发,提出“知难行易”说,对知行关系的各方面作了系统的阐述,其内容是深刻的。下边就这一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以求正于大家。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及其现代意义

知行关系在中国哲学中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知行合一说是王阳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知行合一并进.通过对知行合一的论证,明确提出了对于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的统一性,他强调不行不足谓之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一学说对于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形成以及当前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知行并重与教育实习——兼评刘初生等著《教育实习概论》

"知"与"行"是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的一对重要范畴.知,指知识、知觉、思想、认识;行,指行为、行动、践履、实践.明代哲学家王守仁(王阳明)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1](传习录上)"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1](<传习录中>),中国古代"知行合一"的思想在王阳明这里得到了最为充分的阐述.但"知"、"行"并重的思想实际上是源远流长的.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2](论语*里仁)他要求学生学以致用.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两个理论缺陷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一生学问的立言宗旨.知行合一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从知上说,良知之心无善无恶却知善知恶;从行上说,良知之心无动无静却能动能静.良知之心知善知恶,但为什么会有恶而不知、"好心办坏事"的现象?良知之心能动能静,但为什么会出现知而不动、"好心不办事"的现象?其原因在于知行合一的两个理论缺陷,一是以良知覆盖认知,轻忽认知之心的逻辑分析功能;二是道德情感交待不明,对道德的内在动力认识不清.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五层意蕴

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是奠基于其良知宇宙论基础上的。而阳明的良知学说又处处体现了其知行合一之旨。良知宇宙在化生过程中呈现出五个层面的知行合一:良知未发之合一;良知未发已发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与万物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心与人身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心之知与人心之情感和意向之合一。此即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五层意蕴。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是传统宇宙论、认识论的集大成者,是我们需要继承的宝贵遗产。     

阳明心学“三路向”对大学生道德培养的启示

王阳明心学在道德培养上有三种路向:第一种从“负的方法”(格心)开始,其道德培养的理路是“格心-去恶-致知”(由反至正);第二种从“正的方法”(良知)开始,其道德培养的理路是“良知-传习-为善”(由正至正);第三种从“合的方法”(知行合一)开始,其道德培养的理路是“良知-念发-意行”(由知至行).在这三层结构中,“格心”是起始,“良知”是目标,“致良知”是途径.阳明心学的“行”是内心世界的“意行”,不是道德实践的“践行”.大学生道德培养的着力点是防止“知”而“不行”.内外统一、实践考察、德福统一是防止“知”“行”脱节的枢机.     

知行合一:高校学生突发性事件的预防逻辑

在高校学生突发性事件的预防中,不仅要知此类事件的含义、特征、变化及重要性等,而且要将预防之行贯穿于此类事件的始终。＂知＂是思想基础,＂行＂是实践载体,知行必须并重,知行务必并举,知行合一是高校学生突发性事件的预防逻辑。     

“知在先”与“行为重”：朱熹知行观探究

朱熹的知行观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知行相互依赖("知行常相须"),二是知先行后("论先后,知在先"),三是以行为重("论轻重,行为重").这三个方面是从不同角度立论的:知行相互依赖是总原则,知先行后和以行为重是具体操作;知先行后强调行以知为指导,以行为重突出知依赖行的贯彻.朱熹知行观的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因而不可将任何一个方面孤立或夸大.王守仁对朱熹的指责恰恰是犯了将其中的一个方面"论先后.知在先"孤立看待的错误.     

郝敬思想研究综述

郝敬作为晚明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和思想家,清中叶之后却渐为后世遗忘。近代以来,对郝敬其人其学首先感兴趣的是日本学者,其研究成果主要包括郝敬的经学思想研究与儒学思想研究两方面。与之相比,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对郝敬的研究起步虽晚,却达到了相当的研究深度,而我国大陆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几为空白。总的来说,对于郝敬其人其学的关注和研究还未形成气候,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宽和深化。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道德修养论意义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混淆“知”与“行”的界限,其哲学理论上的纰缪是明显的。但王学此说的立言宗旨在于解决人们的道德修养过程中知行脱节的实际问题,因而王阳明关于“知行合一”的论证中又包含了对于解决人们道德修养的实际问题有价值的认识     

含混与创见：孙中山认识论思想新探--兼论“孙文学说”的真实意蕴

学界一般总将“孙文学说”（知难行易）理解为一个问题：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事实上,孙文学说包含着两个观点：1．强调实践的重要性;2．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实际上他在主张某种形式的“知行合一”。同时,作为文本的《孙文学说》在表述上含混、复杂,又是充满洞见的;分析其中的事例,至少从六个方面揭示认识的环节或认识论的可能维度：1．“行先知后”意义上的“知难行易”;2．“知为行导”意义上的“知难行易”;3．“知后须行”意义上的“知难行易”;4．“行为知始”意义上的“知难行易”;5．“默会知识”意义上的“知难行易”;6．“知多行少”意义上的“知难行易”。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孙中山在此文本中的“知难行易”的含混表述的确给读者理解他的思想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仅仅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孙文学说”包含了丰富的认识论思想发展的契机,其价值不可低估。     

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的人生观

梁启超将孔子的"知不可而为"精神与老子的"为而不有"精神视为人们安身立命的重要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责任心与趣味相统一的人生观。他强调人生的愉悦性、责任心、无功利性,指出我们要为生活而生活,勇敢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种知行合一与宠辱不惊的思想不仅对当时的青年学生人生观的养成产生重要影响,也为后来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宝贵的人生启示。     

略论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

明朝中期 ,政治腐败 ,宦官专权 ,道德沦丧 ,农民起义连绵不断 ,封建统治受到严重威胁。作为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者 ,王守仁要人们做到言行一致 ,把知和行统一起来 ,并积极倡导力行 ,强调要在“事上磨练”。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虽然建立在心学理论基础上 ,但这并不影响他对知行关系的积极阐述     

郝敬经学思想的思想史意义

本文以郝敬的《诗经》学研究为例,揭示其经学思想在晚明及清初学术界受到广泛关注和肯定的原因。并同时指出,郝敬之所以要求回归经典,尤其是回归《论语》之中,这里实包涵了其匡正宋明儒学中空疏、玄虚等弊病,而主张通经致用的思想内容。